中國哲學義利問題的討論,從春秋戰國到近代壹直未停止過。綜觀中國古代哲學家們提出的義利觀點,大體上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第壹,“義以生利”,義利統壹。在此利是收獲財富。春秋時期晉國大夫裏克說:“克聞之:夫義者,利之足也;貪者,怨之本也。廢義而利不立,厚貪則怨生。”①利是義支撐的,沒有義,利就立不起來,義是利的足。貪是怨的本原。壹個人太貪心,在分配中多分多占,群眾不但有怨氣,而且也會降低生產積極性,影響生產,結果利也就少了。晉國另壹大夫丕鄭說:“義以生利,利以豐民”。②義產生利,義是手段,利是目的,義利是統壹的。第二,“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孔子說:“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③既然義是合理分配,就需要有分配標準,這標準在孔子看來就是禮,按禮分配就是義。禮又稱禮制,是關於人際系的制度。孔子在此所講的義已經超出了分配的範圍,涉及到人際關系的各個方面。為了推行義,孔子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④“喻”是明白的意思,君子知道如何才算合理且對大家有利,而小人只知道自己得利多少,不知所得的利是否合理,但若“君子有勇而無認為亂”,即有敢闖精神卻沒有義的則為搗亂分子。第三,行義言義,“功賢耕織”。對於義,墨子認為,人們不僅要行義,更重要的是去宣傳義。既然種地、織布、打仗都不如人家,還不如去宣傳義。治國的聽我宣傳義,明白義,國家壹定會治理好;普通人接受我所宣傳的義,可以提高道德修養。這樣,我雖然沒去參加耕織,卻“功賢於耕織”⑤,其社會作用(功)比親自參加耕織還要大(賢)。墨子認為,當許多人還不知道義的社會功用,那我去宣傳義,其作用比個人行義本身的作用要大得多。因此,當墨子與吳慮討論宣傳義的效益問題時,墨子主動地論證了義以生利、義利統壹的思想。認為“義,利也”,“利,所得而喜也”,“功,利民也”。⑥義就是利,這個利不僅是物質利益,也包括好處,如名譽等。只要使人民得到好處,讓人民歡喜,就是立了功。亦即對人民有利,為人民謀利,就是功,就是義。總之,墨子認為行義、言義的社會作用大於耕織勞動。當然,我們說並不是人人都能宣傳義,宣傳義的,只能是人類的優秀分子。第四,“何必曰利”。孟子與梁惠王討論治國方案時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⑦孟子認為,不必講利,只要實行仁義就行了。不講利,不是不要利,而是實行仁義就有了利。只要行義,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相應的利,“安富尊榮”⑧。如果沒有功德,就不該享受這些財務。在孟子看來,無功受祿,獲取自己不應該有的,那是不義的,其財物為“不義之財”。搶、偷、騙、貪汙受賄而來的東西,都是不義之財。孟子堅決主張不接受任何不義之財。他說,不符合義的原則,“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系馬千駟,弗視也”。⑨孟子這些思想是對孔子“見利思義”、“義然後取”的思想的發揮。第五,好義欲利,人之兩有。戰國後期儒家代表荀子認為,每個人都有好義和欲利兩種本性;人民原有的義利兩種心理,因統治者不同,則會把社會引向不同的境地。“義勝利”引向“治世”;“利克義”引向“亂世”。人民的心理好義還是欲利,是上層統治者導向的結果,“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⑩。荀子提倡“重義輕利” ,強調在統治者中從天子到各級官吏都要“羞利”,以貪利為羞恥,認為所有做官的都不要與人民爭利,要樂於施舍,恥於積存。“重義輕利”是荀子對先秦儒家義利關系的簡要概括。孔子、孟子他們都不否認人有欲利之心,只是強調義利的制約作用。第六,“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繼荀子之後,西漢董仲舒也認為,人天生有好義和欲利兩種心理。認為義可以養心,利可以養身。身心相比,心比身重要,所以養心的義比養身的利重要。歷史上象孔子的學生原憲、曾參等人,他們都大義卻很窮,但別人羨慕他們的行為,他們自己又很樂觀,因此精神是充實的。相反有些人雖高官厚祿,榮華富貴,物質上很豐富,但因不行義,精神上卻是空虛的。董仲舒的結論是:“義之養生人,大於利而厚於財也。” 董仲舒針對當時社會高貴者貪心、貪利,不肯為義,貧賤者越來越窮,無“立錐之地,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階級矛盾不斷擴大,社會不安定因素越來越多,統治者的統治危在旦夕等狀況,提出了解決的辦法:調均。“調均”即取長補短,取富濟貧。意思是使富人足以顯示自己的高貴而又不至於驕傲,使窮人可以勉強生活下去而又不至於憂愁,這樣社會上下都能安定地生活下去,社會也就容易治理了。在此,董仲舒的調均不是平均主義,也不是絕對平等,而是承認貧富、貴賤有差別,但他反對差別過分或者擴大化,從而出現兩極分化。至於如何調均,董仲舒認為,首先要由皇帝作出規定,使官吏不得跟人民爭利;其次要讓所有統治者樹立義重於利的觀念。董仲舒的思想概括起來就是,“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這兩句話對後代的影響很大。第七,義利之辨。先秦到西漢初,似乎只講重義輕利,未把義利絕對對立起來。董仲舒以後,義利之辨分為兩類,壹類是義利對立論,另壹類是義利統壹論。西漢後期的劉向認為,人之所以不能做好事都是被“利”害了,利與義是對立的。宋以後,程朱理學主張義利對立。二程(程顥、程頤)以為,“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 ,義利勢不兩立。他們還認為義利問題,也就是公私關系問題,公就是義,私就是利。在此他們雖也講義利的協調問題,但對後世影響不大。南宋時期的朱熹和陸九淵在義利觀方面是壹致的。他們講義利之辨,“以義利判君子小人”。朱熹的學生陳淳,對理學家的義利觀作了系統全面的論述。他用“天理”與“人欲”來講義利關系,認為“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陳淳高度贊揚孟子和董仲舒,認為他們是義利論的正面代表。按天理之宜做事就是義,取合理的利即為義。另外,對義利問題,明代李贄認為,人心就是私心。所謂正義就是對人有利,為民謀利。“無私之說”是“畫餅之談”,空談而已。清代顏元提出的“正其誼以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 是說義和利都要,不可或缺。明清時代的這種壹反過去重義輕利思想,敢於提出重利的看法,跟當時商品經濟發展,資本主義思潮興起有壹定關系。
二、傳統義利觀的當代價值
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壹項前無古人的偉大創舉,是中國人民通過艱苦的摸索以昂貴的代價得來的***識。這種經濟體制不僅同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政治制度結合在壹起,而且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結合在壹起。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深層內核就是社會主義的道德價值觀。它要求構建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現代化要求的現代義利觀概括地說,這種義利觀就是“把國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個人合法利益的社會主義義利觀”。這種義利觀既克服了傳統義利觀中利益的抽象性,又有利於增強人們的自立意識、競爭意識、效率意識、民主法制意識和開拓創新精神,是壹種高尚而文明的義利觀。但是,義利觀理論範型的提出與現實的構建往往並不是同步的。社會主義義利觀的現實構建,意味著該義利觀主導地位的普遍確立,而這種確立卻不能自發進行。因此,如何構建起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需要的現代義利觀,是當前眾多學者都在思考的壹個問題。應當承認,實行對外開放,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利於效率原則的發揮,也有利於加快我國的物質文明建設。但市場自身的弱點和消極方面如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個人主義、見利忘義、唯利是圖等等,壹有機會便會有所表現。對外開放大大縮短了我們與現代世界的距離。但資本主義的腐朽的東西也會乘機而入。這些都對社會主義現代義利觀主導地位的確立具有阻礙作用。為了克服這些消極因素的影響,黨中央及時提出了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大戰略對策,指出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前提下,壹定要使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相互促進、協調發展,防止和克服壹手硬,壹手軟。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協調發展,內在地要求以利益為導向的義利統壹。沒有義利統壹,人們的利益追求以至全部行為就得不到有效的規範與引導,最終會導致以合理化為特征的現代化破產。在當代要做到義利統壹,除了要借助於壹定的外在手段如政治法律手段和進行必要的輿論導向之外,還必須弘揚祖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借鑒傳統義利中的合理因素,為我所用。通過前面對傳統義利觀的分析我們發現:盡管歷史上不乏極端的功利主義與極端的道義主義,但是義利統壹、以義制利的道德觀始終是義利觀發展的主線。這種義利觀雖然在理論上並沒有完全排除利,但它所確認的利主要是整體的普遍之利,為我們構建現代的義利觀提供了很好的幫助。傳統義利觀中的“義以生利”、“義者,宜也”、“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利於民則可謂利”等觀點,對現時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強調公平合理競爭,凡事以大局為重,以黨和國家及民族的利益高於壹切為出發點,具有重要的價值。傳統義利觀盡管在時空上過去了幾千年,但它仍然具有生命力,值得我們去繼承和發揚。從價值取向上看,傳統義利觀中的“義”屬於道德規範,屬於精神價值,是人為之人的應然之則;“利”指物質利益,屬於價值,它所關註的是人的行為活動在什麽性質和程度上滿足了自身的物質需要,是趨利避害。“義利之辨”就是關於道德理想和物質利益之間關系問題的爭論。其爭論中所表現出的重義輕利、義利統壹的積極、合理思想,對我們加強兩個文明建設,處理好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的關系,具有不可否認的當代價值。總之,任何社會意識都具有歷史繼承性,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是我們進行現代化建設的寶貴精神財富,在改革開放走向世界的今天中國,對民族文化遺產必須辯證地進行研究和吸收,決不可抱有歷史虛無主義的態度,將其全盤摒棄。傳統義利觀雖然從時間上過去了幾千年,但對我們構建現代義利觀、進行兩個文明建設仍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因為只有堅持以利益為導向的義利統壹原則,才能調動不同利益主體建設現代化的積極性,協調眾多利益主體間的具體利益分歧與沖突,引導他們超越個人利益和眼前利益,達到國家和民族的長遠利益,把物質價值升華為精神價值。單純地強調義或單純地強調利,均不利於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進行,社會最終也會變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