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至今，沒有壹個群體的變化，能夠像知識分子的變化那樣隱喻“社會”的結構裂變。如今，“公知”壹詞迅速貶值，甚至成為了被公眾戲謔的對象。然而真正為知識人所痛心的，卻是這泥沙俱下眾聲喧嘩之中，無法被清晰辨認的操守與良心。
公***知識分子的***同標準為：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者。其中大學教授、作家、媒體人占了絕大部分。公知們往往具有很強的社會責任感，以治理天下為己任，所以非常關心壹些所謂的公***事務，自認為是真正排除個人利益幹擾而站在集體或公***利益的立場上發言。所以人們發現公知們在很多問題上站在大眾的立場上，批評政府，因而贏得了較高的公信力。
然而，關於“公知”的微詞不少，說他們貌似公正博學，以評判天下為己任，視政府和百姓問題多多，自認擔綱啟蒙責任，實則搖擺不定、肩膀不鐵、骨頭不硬，令人大失所望，網絡輿論甚至罵之為“母知”。且不說這種評價是否包羅了所有的“公知”，就其癥狀而言，其實也只不過都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老毛病。 美國法學家波斯納提出了在當代美國和西方社會出現的“公知”現象，並批評了他們的種種毛病，而對於“公知”的精神，則是我們國內的媒體首先提出並倡導的。2004年中國《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別策劃“影響中國公***知識分子50人”，說這些先生是“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者；是進言社會並參與公***事務的行動者；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的理想者”。著名評論人曹宗國在《公知與士節》的文章中說，他們是否堪當此評姑且不論，就這定義本身的內涵而言，也不過是中國儒家所推崇的“士”的精神而已。並指出公***知識分子這名詞兒看起來挺有現代民主和“精英治國”的味兒，其實中國幾千年來，就是按照儒家倡導的“士”的精神來培養和要求所有讀書人的，可以說中國最具有“公***知識分子”文化傳統。
在文中，曹宗國詳細論述了幾千年來中國都按“公知”的要求培養讀書人。在古代，當年孔子辦學的培養目標就是“士”。他的學生精通“六藝”，當然就是“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者”，他帶著壹群研究生遊說各國，也就是“進言社會”，他自己擔任魯國國相並號召大家都“學而優則仕”，無疑就是“參與公***事務的行動者”。而後世儒家在《大學》提出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更是明確了“士”的人生道路和社會職責。孟子說“士”就是“無恒產而有恒心”，就是“士”要超越實際利益的考慮，不依附於任何政治經濟利益集團，保持獨立的人格。他還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儒家甚至把這個問題提高到“舍生取義，殺生成仁”的“弘毅”高度，超越了人的生命價值，只是後世和今世的人們大都只尊孔而淡化孟，故意把“士節”的問題忽略了。其實，把孔子的“肉體”和孟子的“骨頭”結合起來，才是完整的“士”的形象。特別是後來壹些憂國憂民、探求真理、追求社會正義的精英之士提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更是表達了“公***知識分子”的精神境界和歷史使命。
在古代不分知識專業的情況下是如此，在現代劃分知識專業的情況下，其精神價值和文化傳統也壹直在發生影響。可以說，“公知”精神在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固有的精神，是中國知識分子立身處世的價值目標，這應該說是壹件好事情，是壹種優秀文化傳統，但問題是公***知識分子這種代表社會精英階層的群體，逐漸在人們心中的地位發生了變化，說壹個人是“公知”，已經帶有嚴重的貶義色彩，甚至還衍生出了“母知”的戲謔、調侃的名詞。公***知識分子的美名正在汙名化，原因何在？
《羊城晚報》2004年6月19日發表文章指出，事實上，198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作為壹個“公***”的獨立性的社會群體，已經開始出現雛形。進入1990年代，這些知識分子群落紛紛風流雲散，與此同時，作為知識生產空間的學院開始急劇膨脹，成為最大的知識工廠。學院膨脹以及學院體制健全化的結果是，知識生產不再只是壹個純粹的精神活動，而是與生產者的利益密切相關，通過職稱評定、職務考評、研究項目立項、學術經費的分配等壹系列的行政手段，知識分子大多被嚴格限定在學院體制範圍之內活動。另壹方面，現代學院學術因學科專業高度細分，知識的整體性不復存在，公***知識分子問題所涉及的壹系列相關概念，諸如市民社會、公***領域、公***性、知識生產和知識傳播、公***利益、社會***識，等等，本身就是知識分工高度精細化的產物。正如學者許紀霖（微博）所指出的：“這種學院化的專業趨勢，形成了知識分子內部與外部的雙重斷裂。在其內部，原先統壹的知識場域被分割成壹個個細微的蜂窩狀專業領地，不同學科之間的知識者不再有***同的語言、***同的領域和***同的知識旨趣。在其外部，由於專業知識分子改變了寫作姿態，面向學院，背對公眾，他們與公***讀者的有機聯系因此也斷裂了，重新成為壹個封閉的、孤芳自賞的階層。”
21世紀初開始出現的關於公***知識分子的密集談論，實際上是對學院化的知識生產和知識分子群體蛻變狀況的嚴重不滿。人們呼籲知識分子重新進入公***領域，關註公***事務，不希望這些受過精英化教育的群體，在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面前集體失聲。
但2011年以來，公***知識分子在互聯網和大眾媒體中開始被簡稱為“公知”。當“公***知識分子”被簡稱為“公知”的那壹刻起，這壹名稱就被嚴重貶低了。
縱觀中國的歷史和現實，從“士”到“公知”的文化傳承和時代變遷，曹宗國以為中國的知識分子之所以明知要“公”卻“公”不起來，“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倒是次要的，主要原因是因為缺乏“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的正直人格，缺乏“士節”。 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教授邢兆良撰文指出，當代中國需要的公***知識分子應該具備獨立思想、批評精神與人文關懷。
首先，知識分子不應從“學而優則仕”的立場出發，以從政入仕作為自己的理想目標。“無欲則剛”，只有和現實的權力距離較遠，才有可能對社會公權保持質疑的立場和批判的力量，才能保持對社會公平和社會公正的關懷，以及對社會公權濫用的警惕，才有可能從思想啟蒙、思想批判的立場致力於社會的法制建設。對公***知識分子群體來說，進行憲政的思想啟蒙和社會拷問應是超越個體利益的壹種社會責任。這是識別中國公***知識分子真偽的試金石。
壹般來說，公***知識分子和專業型知識分子相比，其內涵具有明顯的不同點。其壹，公***知識分子具有相對獨立的思想和批判精神；其二，他們以自己的理想和觀念來看待現實社會，是現實社會的批判者；其三，他們將關註世界、國家、人類、民族、社會的公益之事，視為自身義不容辭的社會義務和道德責任；其四，他們把是否將對人類社會的人文關懷付諸於實踐提高到個人道德高低的判別標準，即所謂“鐵肩擔道義”；其五，他們對現存的各種知識體系、觀念體系存在壹種本能的懷疑和批判；其六，他們往往會借助於職業平臺來傳播自己的思想和觀念，以此來影響社會各階層的思想選擇和價值取向。他們本身也成為社會公眾心目中的壹種社會良知、社會理性的楷模；其七，他們更多地是從社會契約理性的高度，以壹種窮根究底的精神來探索終極答案和完滿境界。具有這些特征的公***知識分子在現代法制社會裏有可能成為壹種相對獨立、具有很大社會影響和能量、代表社會的良知和人類理想的社會階層。
其次，公***知識分子應是壹個職業道德操守優良的知識分子。公***知識分子的道德評價標準不僅體現在對信仰和理想的堅定性和實踐性，體現在他們的思想和批判的獨立性，而且也表現在他們個人的道德表現和職業道德的水平。因為公***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和社會影響使他們成為社會公眾人物，社會公眾對他們個人道德和職業道德標準的要求遠比對壹般職業知識分子的要求為高，往往是從社會公德的角度，提高到個人道德必須為社會負責的高度進行審視和評價。社會公眾不能容忍壹個職業道德敗壞的知識分子在各種媒體上大談對社會的人文關懷，大談社會誠信和社會公德的重要性，大談社會的公平、公正。對職業知識分子職業道德缺陷的批評、剖析是公***知識分子壹個重要的社會責任。要成為公***知識分子，就必須面對社會公眾的審視和批判，必須有因自己的道德缺失向社會公眾公開懺悔的勇氣。因為公***知識分子對社會的影響是公開的，所以他們接受社會公眾的審視和監督也是必然的。公***知識分子不能壹方面享受社會公眾人物的“紅利”，另壹方面卻拒絕承擔社會公眾人物的道德責任。作為社會公眾人物的知識分子的道德作偽最為社會公眾所不齒，認為這是對現代文明的公開褻瀆。
第三，公***知識分子作為社會良知和理性的代表，不僅要展現思想魅力，更應該通過行動踐履。他們所受的教育和具備的知識，使他們對人類社會的歷史與現狀的認識比其他社會成員高。他們的人文關懷就是以人類基本的價值取向（自由、平等）為前提，從而對人類、國家、民族的生存狀態和發展前景表現出深切的關註。這種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是公***知識分子人文關懷的核心內容，具體表現為對人類生存實態的憂慮，對現行社會秩序的批判，對弱勢群體的關愛，對特權群體的監督。公眾知識分子在各種場合表達人文關懷時，更多的是從思想、理論和制度的高度，批判現實的社會秩序，指出改進的途徑和應該實現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