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壹說，還有“學而優則仕”壹說，故而底層人民看到了這種既可能擺脫貧困又可實現政治理想的路線。
儒家文化使得黎民百姓都追求仕途發展，追求功名利祿。在儒教的熏陶下，書生們都渴求將個人理想與政治、權力聯系起來，以期望實現自我價值。
唐代詩人孟郊壹連考了三次，至46歲時方中進士。而有的人考到七老八十了才中，更有甚者，壹輩子都沒考中還在趕考的路上去世。
古人註重的是怎樣更好處理社會關系，怎樣更好實現政治理想，怎樣成為壹個更好的人；而不是將重心放在自然科學的研究上。
儒家學說在漢代是被列為正統思想，且這時出現了壹套三綱五常的理論，這就使得讀書人只能規規矩矩，不能再這套規則範圍之外。
而這當中是有許多糟粕的，而且限制了讀書人的思想自由，只能在圈子內思考推理，如此的方式能在自然科學有什麽大突破呢？
2.重理論、重經驗；輕邏輯、輕實踐。
古代的學生求學，善用理論，而缺乏實踐，
參照古人言論而少有質疑。他們被壹整套禮法束縛住，往往前人說什麽，他們就聽麽，信什麽，尊崇先師所言，而未敢有其他異議。
易中天老師對“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有壹番見解。
“傳道，傳的是先王的道，倫理之道。不是科學之道，哲學之道。授業，怎麽樣謀生。解惑，學生領悟不了先王的英明，老師則幫助學生解答問題困惑。不是說先王本身有什麽問題，而是不可以懷疑。我們的文化傳統不提倡懷疑，不提倡批判，不提倡分析，不提倡實證。”
3.曾墨守成規，固步自封；曾缺乏改革、缺乏
求真精神。
古代改革是要付出嚴重代價的，秦代商鞅因主張變法最終車裂而死，這就造成了人們不敢輕易地就有變革想法。
葉名琛為1852年專辦夷務的欽差大臣，恰時任廣州總督。1854年，英法美要求修改鴉片戰爭時簽訂的條約。
葉欽差不願與西方人打交道，要麽草草了事，只用寥寥數語作為答復；要麽直接就不回復。
當英國公使要求會見時，葉欽差說，在河邊的倉庫裏見吧。在當時的他看來，精神上羞辱對方比捍衛國家主權和利益更重要。
英國人壹直因為得不到清朝的正式而且合乎其心意的答復，便開始炮轟廣州城以及總督署。
而葉名琛卻毫不轉移，“葉相手壹卷書危坐，笑而遣之”，支持他如此的正是其心中的“夷夏大防”的思想觀念，輕視夷人而固步自封，還以算命的方式安慰被攻的城中百姓。
終而被英軍所俘，囚禁在印度加爾各答，當自帶的糧食吃完之後，便絕食最終死亡，死時還在堅守夷夏之辯。
在大是大非面前，自己的立場和主張，不能改變。但是當看到有更優秀的國度，清朝時期的大部分人卻沒有以以批判的眼光看待自己與他方的優缺點。
孔夫子的《論語》中也記載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對儒家文化非常熟悉的古代知識分子，應該都通曉這些道理，卻沒要能將其用到實際的生活當中，可謂知易行難。
客觀分析優缺點去全面地認識，壹件事物，以及人類個體。
在封建時代的明清時期，“華夏獨尊於世界”這壹思想在統治階級、知識分子、黎明百姓頭腦當中是根深蒂固的。
鄭和下西洋，壹來宣揚明朝的國威，欲讓五湖四海之內的邦國前來臣服、朝拜；康乾時代，農業發展得好，便固步自封，生出“普天之下，中華獨尊”的想法。
在四書五經的那種氛圍中，這種想法很容易將人洗腦，也難怪胡適先生當年主張要“全盤西化”的態度。
因為只有采取這樣的壹種方式，才可能把當時沈醉在我華夏優於外族這樣圈子的人們拉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