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學批評的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階級:隋
及唐前期是總結、評價前代文學的歷史經驗教訓和要求
建立新文風的階段；唐中期是文學批評的全盛階段，表
現了自己的時代特色並取得了建設性成就；晚唐五代是
其余波，出現了探索文學的形象特征及創作的形象思維
的趨勢。
隋唐五代文學批評的歷史環境及其特色 隋統壹中
國後，隋文帝“不好文”(《隋書》)，厭惡南朝以來長
期形成的華靡文風，曾於開皇四年(584)“普詔天下:公
私文翰，並宜實錄”，並將“文表華艷”的泗州刺史司
馬幼之“付所司治罪”。治書侍禦史李諤對此表示支持，
上書激烈攻擊魏晉以至齊梁註重辭藻、華而不實的風氣，
要求文章寫作應有關政教（《隋書·李諤傳》）。在野
的學者王通 (584?～618)也竭力主張文章必須闡明三綱
五常,關系國家的存亡得失,而把聲律辭采貶為末流。這
些主張都是為鞏固統壹國家的封建秩序服務的。
唐初，隨著社會經濟的恢復與發展，學術文化也日
趨發達。當時帝王大都愛好詩歌,科舉以詩賦取士,詩文
風氣壹般仍較華艷。在這種情況下，壹方面出現了壹些
研究詩歌格律的著作；同時也有不少政治家、史學家在
探討前代興亡治亂的經驗時，註意到文風問題。房玄齡
等修《晉書》，李百藥修《北齊書》，令狐德□修《周
書》,姚思廉修《梁書》、《陳書》,魏徵等修《隋書》，
李延壽修《南史》、《北史》，都在文苑傳或文學傳中
表述了他們的文學主張。劉知幾在《史通》中，也提出
了他對文學的看法。他們大都不滿南朝特別是齊梁的浮
艷文風，希望創造新時代文質兼備的文學，加強文學的
政治教化作用。接著，王勃、楊炯等提出了文學革新的
要求，陳子昂更是這方面的突出代表。盛唐時，政治從
清明變得腐敗。天寶間，李白、蕭穎士、李華等繼承陳
子昂的革新傳統，分別在詩文創作上提出復古以謀革新
的主張,成為中唐文學革新運動的先驅。 8世紀中葉,發
生了安史之亂，對社會民生造成很大的破壞，唐帝國從
此進入衰弱時期。中唐時，經濟雖逐漸恢復，政治上又
出現了宦官專權、藩鎮割據和黨爭劇烈的局面，統治者
的紛爭和殘酷剝削，加深了人民的苦難。新樂府詩歌創
作和強烈要求反映民生疾苦的進步詩論，就是這壹時代
的產物，杜甫、白居易在這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同時，
適應時代的要求，由韓愈、柳宗元倡導的古文運動，也
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晚唐五代，政治更加黑暗，而商業
城市卻得到繁榮發展,文風又趨於華靡浮艷,這在文學理
論上也有所反映。作於後晉時的《舊唐書·文苑傳序》，
就表現了祟尚駢偶聲律的傾向。唐末司空圖《詩品》在
詩歌風格的探討方面作出了貢獻。
隋唐五代文學批評的壹個重要特色，是詩歌批評的
繁榮和詩論、文論的分頭發展。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學
批評，逐漸向詩賦駢散文分體評論發展，齊梁間開始出
現象鐘嶸《詩品》那樣專門評詩的著作。到唐代，隨著
詩歌創作的發展繁榮，文學理論領域也出現了大量的詩
歌評論，有單篇論說，有專著，有詩歌選集中所附的評
語，還有以詩論詩的作品（如杜甫的《戲為六絕句》），
形式多樣，內容豐富，呈現出前所未見的活躍景象。而
唐代古文家在闡述自己的文學主張時，則常常著重或專
門談散文問題。這種詩文批評明顯分工的現象，反映了
文學批評的深化與發展，並影響到以後宋、元、明、清
各代。
這時期文學批評的另壹個重要特色，是在“復古”
的旗幟下,進行詩、文的革新。南北朝的駢儷文學,豐富
了文學創作的形式，但也釀成片面追求華麗辭采、文風
輕艷萎靡的傾向,余波延及初唐。這壹現象,引起唐代許
多進步作家的不滿。他們有意識地提倡《詩經》、《楚
辭》和漢魏詩歌的傳統，用以反對浮艷的齊梁詩體；提
倡先秦兩漢的古文傳統，用以反對東漢以後日趨浮靡的
駢儷文風。實際上，他們是在“復古”的名義下，要求
建立新的健康的詩文風格。這成了唐代詩文創作和批評
的主要潮流。幾乎所有傑出的詩文作家，都曾投身於這
個詩文革新潮流，或與之保持壹定聯系。他們不但創作
了許多優秀作品，還寫下不少富有價值的詩文評論。中
國文學批評史上作家兼批評家的現象相當普遍，這在唐
代表現得尤為顯著，杜甫、白居易、韓愈、柳宗元等都
是突出的代表。
隋唐五代文學創作的重要形式有詩、文、詞和傳奇。
在文學批評領域獲得充分反映的是詩和文，傳奇和詞在
當時地位不高，文人多視為遊戲之作，理論上也很少涉
及。詞是晚唐五代新興的文學形式，後蜀歐陽炯為趙祟
祚編輯《花間集》作序，說明該集所錄主要是供歌筵舞
席、花間月下飲酒佐歡之用，代表當時文人對詞的看法。
至於唐代傳奇，盡管創作成果豐碩，卻沒有留下壹篇專
論。某些傳奇作者常在作品的開頭或結尾處簡要介紹自
己的創作意圖和過程，如沈既濟的《任氏傳》、李公佐
的《謝小娥傳》曾提到傳奇的褒貶、教育作用。韓愈作
《毛穎傳》接近小說體，柳宗元稱道為“以發其郁積而
學者得之勵，其有益於世歟”（《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
題》），而裴度《寄李翺》則認為是“以文為戲”，不
足為訓。這也反映了他們對小說文體的不同態度。
註意詩歌“興寄”“風骨”與“諷諭”作用的理論
南朝齊梁詩體的浮艷作風，籠罩著隋及初唐詩壇，當時
近體詩的格式正逐步趨向完成，在理論批評方面，產生
了不少專門探討聲律和對偶方法的著作。唐初上官儀的
《筆劄華梁》、元兢的《詩髓腦》，稍後李嶠的《評詩
格》和崔融的《唐朝新定詩體（壹作“格”）》等書雖
多佚失，據日僧遍照金剛《文鏡秘府論》及他書保存的
片段論述看，大都繼續發展南朝沈約等人的四聲八病之
說，對近體詩的形成有所貢獻,但所論局限於形式,並往
往流於瑣碎。於是，王勃、楊炯則都對當時“文場變體，
爭構纖微，競為雕刻”,“骨氣都盡,剛健不聞”的風氣
表示不滿，從而“思革其弊”(楊炯《王勃集序》)。到
陳子昂,更明確有力地提出改革的主張。他推祟“風雅”
和漢魏古詩,反對齊梁以來“彩麗競繁”之作,主張詩歌
要有“興寄”與“風骨”(《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序》)，
即要有社會內容和明朗剛健的風格。這就為唐代詩歌創
作和批評的健康發展指明了方向。李白繼陳子昂之後，
大力推祟《詩經》、屈原辭賦和“建安風骨”，提倡清
新自然的詩風，反對雕飾造作的陋習，並以創作實踐了
自己的主張。這些理論，反映了唐代前期進步詩人對齊
梁余風的不滿和對開創新詩風的要求。
到了唐代中期,由於社會矛盾的急劇變化,註意反映
現實的詩歌理論有了進壹步的發展。杜甫贊美陳子昂的
《感遇詩》上繼風騷，又稱道元結的《舂陵行》等合乎
“比興體制”，表明了他對詩歌思想內容的要求。杜甫
也很重視詩歌的藝術技巧,主張題材與風格的多樣化,提
倡多方面地向前代(包括六朝與初唐)詩人學習，體現出
詩歌集大成者的風度。與杜甫同時的元結，強調詩歌的
教化規諷作用,要求詩歌積極影響政治和現實生活,反對
內容空洞而“拘限聲病，喜尚形似”(《篋中集序》)之
作，在理論上與杜甫相呼應。
中唐後期，出現了白居易、元稹的進步詩論。白居
易理論的核心,是重視詩歌的社會作用,要求詩歌創作為
現實政治服務。他贊賞古代的采詩制度，希望詩歌能有
助於考察國事民生，促進政治改革；他大力提倡諷諭詩，
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與元九
書》）,要求文學創作和社會政治發生密切聯系;強調詩
歌應該“唯歌生民病”（《寄唐生》），反映廣大人民
的疾苦，語言形式應該“質而徑”、“直而切”（《新
樂府序》），便於讀者接受。這些主張，不但發揚了古
代儒家“興、觀、群、怨”的詩論傳統，而且反映了中
唐時期富有現實內容的詩歌創作的充分發展與成熟。白
居易以《詩經》的六義為標準衡量歷代詩歌，批判梁陳
艷體，倡導諷諭詩，實際上是以“復古”為號召進行詩
歌革新。元稹也在他的《樂府古題序》、《敘詩寄樂天
書》中，闡明了當時諷諭詩產生的社會背景，指出新樂
府“即事名篇，無復倚旁”的創作特色，肯定了杜甫的
開創功績。但他們對“嘲風月、弄花草”之作采取壹概
鄙棄的態度,甚至對李白詩歌的浪漫風格也認識不足,又
未免偏狹。當時韓愈並尊李杜，他在《調張籍》中批評
壹些李杜優劣論者道：“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
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或
謂是為元稹《唐故員外郎杜君墓系銘》之揚杜抑李而發
的。
晚唐五代時，產生了壹批專門探討詩歌作法的著作，
留存的有王□《炙轂子詩格》、李洪宣《緣情手鑒詩格》、
齊己《風騷旨格》、虛中《流類手鑒》、徐衍《風騷要
式》、徐寅《雅道機要》、王玄《詩中旨格》、王夢簡
《詩要格律》、桂林淳大師《詩評》、文□《詩格》、
保進《處囊訣》等，內容大都膚淺瑣碎，缺少理論價值。
杜牧在他的《獻詩啟》中自稱“某苦心為詩，本求高絕，
不務奇麗，不涉習俗，不古不今，處於中間”，表現了
不同流俗的態度。他的《李賀集序》高度贊美了李賀詩
歌意境辭采的瑰奇，認為它是《離騷》的“苗裔”，但
也指出了它在“理”（思想內容）的方面的不足，反映
了他對詩歌現實內容的註意。另外，他還對元白的長篇
艷體律詩表示不滿。李商隱《獻侍郎巨鹿公啟》評論唐
代詩歌說：“我朝以來，此道尤盛，皆陷於偏巧，罕或
兼材。枕石漱流，則尚於枯槁寂寞之句；攀鱗附翼，則
先於驕奢艷佚之篇；推李、杜則怨刺居多，效沈、宋則
綺靡為甚。”表達了他要求兼通眾制，不拘壹格的觀點。
皮日休則繼承白居易的詩論傳統，強調詩歌的美刺作用。
吳融也贊美李白和白居易歌行的諷諭內容，反對李賀等
人的歌行專門敘寫“洞房峨眉，神仙詭怪”（《禪月集
序》）。還有張為的《詩人主客圖》，雖無甚理論價值，
但首推白居易為“廣大教化主”，不僅得到吳融的贊許，
也常為後人所稱引。
註重探討詩歌藝術境界的理論 唐代還有壹些作家、
批評家，比較註重對詩歌藝術境界的探討。相傳為王昌
齡所作的《詩格》，首先探索了詩歌創作的“物境”、
“情境”、“意境”諸問題。其所謂“物”，主要是指
山水自然景物。殷□編選《河嶽英靈集》，即強調“風
骨”,又突出“興象”。他批評齊梁詩風“理則不足,言
常有余,都無興象,但貴輕艷”；贊賞陶翰“詩筆雙美”，
“實謂兼之”,“即多興象,復備風骨”；褒揚常建、劉
□虛、孟浩然諸人的詩作，都標舉“興”或“興象”。
所謂“興象”，即註重情景交融的境界和興味，多指田
園山水詩歌於幽靜環境中所表現的高尚誌趣和清雅情致。
其評語亦對盛唐田園山水詩派作家及其作品特色多所肯
定和贊揚。
中唐時期，出現了釋皎然的《詩式》。皎然論詩側
重於藝術表現，認為詩歌語言應通過人工鍛煉來達到自
然,同時又重視表現的含蓄,標舉“高”、“逸”、“意
中之靜”與“意中之遠”等等。對謝靈運大加贊美，而
對陳子昂的否定六朝文學則表示不滿。高仲武編選《中
興間氣集》，強調詩歌的清雅婉麗，贊美以錢起、郎士
元為首的大歷詩人，表現了和皎然大致相同的傾向。
晚唐司空圖是這派詩論的代表，他在《與李生論詩
書》、《與極浦書》、《與王駕評詩書》等文章中，要
求詩歌所表現的境界應做到“近而不浮,遠而不盡”,具
有“韻外之致”和“味外之旨”,即韻味深長,使人體會
不盡。他把淡遠的韻味和含蓄的風格強調為詩歌首要的
藝術特征，認為王維、韋應物的詩“澄淡精致”、“趣
味澄□”，最符合他的標準；而元稹、白居易的詩歌則
被他斥為“力□而氣孱”。這樣，就把田園山水詩派推
到最高地位。同時，繼皎然《詩式》詳分詩的風格類別
之後，司空圖更進壹步把詩的風格、意境分為二十四品，
並在他的代表作《二十四詩品》中，對每壹品都作了細
致而形象的描繪。這對詩歌風格的分類研究是有貢獻的，
其中也流露了他偏重淡遠與含蓄的傾向。
作為唐代田園山水詩派的創作在理論上的反映，這
壹派詩論家對詩歌創作的藝術規律作了有益的探索，註
重探索藝術形象的特征，某些說法還接觸到形象思維的
特征；但相對地忽視詩歌的社會現實內容。所論對後世
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古文運動的理論 唐代古文運動的理論，是環繞對
“文”、“道”等問題的探討而展開的。早在北周時，
蘇綽就已主張政府文告應依經典為式；隋代李諤、王通
和唐初諸史家論文,也都反對六朝浮靡文風,表現出對文
章的道德教化作用的重視；尤其劉知幾的《史通》，論
史書語言，提倡質樸簡要，主張向《左傳》、《史記》
學習，對後來的古文運動都有壹定的影響。
唐玄宗天寶以後,蕭穎士、李華、賈至、獨孤及、梁
肅、柳冕等人進壹步強調文章的教化作用,提出了“文”、
“道”或“文”、“教”合壹的主張。他們不滿於屈原、
宋玉以來“麗而淫”的辭賦和魏晉以後的駢儷詩文，力
圖糾正六朝至唐代詩賦駢文形式靡麗之風，提倡恢復先
秦兩漢經史學術文章言之有物的傳統，成為古文運動理
論的開創者。但他們所強調的“道”和“教化”，大都
局限於封建正統的儒家教條；同時又矯枉過正，往往片
面強調質樸，忽視文采，甚至對屈、宋的作品也壹概否
定，則又反映了他們對文學的藝術特點認識不足。
古文運動的理論，到韓愈、柳宗元而集大成。韓愈
大力提倡古文，既重思想內容，也重藝術形式。他宣稱
寫作古文是為了表現古聖人之道，在這點上跟他的前驅
者相似，存在著儒家正統思想的局限；但他反對佛、道
二教，在當時又有其積極的現實意義。在學習古文的途
徑和方法方面,韓愈提倡養氣,註意作家的道德修養；提
倡學習先秦兩漢之文,不僅學習經史,還要學習《楚辭》、
《莊子》、漢賦的辭采，重視語言的獨創性。這種多方
面繼承與創造的意見，是唐代古文運動發展到成熟時期
的經驗總結。此外,韓愈在詩文創作方面,還提出過“不
平則鳴”之說（《送孟東野序》），在壹定程度上道出
了封建社會裏許多優秀作品產生的原因。柳宗元也強調
文章應該“明道”（《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但他所
謂的“道”範圍比較廣泛，要求“輔時及物”（《答吳
武陵論非國語書》），反映現實政治內容和關切人民利
益，具有唯物因素與進步意義。他也重視藝術形式，同
時堅決反對那些文采美麗而內容荒謬的作品；重視作家
的道德修養，強調要有嚴肅認真的寫作態度；提倡學習
先秦兩漢的文章，包括從經、史、諸子以及《離騷》等
文學作品中廣泛吸取營養，等等。這些方面的議論大體
上與韓愈壹致，對古文運動起了推動作用。此外，柳宗
元的《楊評事文集後序》還大致區分了學術論著、實用
文字與文學創作的不同來源與作用，指出了它們各自在
表現形式上的特征，這就從根本上克服了古文運動前驅
者那種輕視文學藝術特性的傾向。
韓愈的弟子很多，影響很大。李翺和皇甫□是韓愈
的兩大弟子。李翺論文，提出創意貴深遠，造言貴獨創，
發展了韓文“文從字順”的壹面。皇甫□則強調韓愈尚
奇好怪的壹面，並贊賞司馬相如、揚雄的深奧語言，大
力提倡新奇怪異的文風。這種主張到唐末孫樵，更走向
極端,將古文寫作引上了險怪艱澀的道路。與此同時,皮
日休、黃滔推重韓愈的古文，能註意文章的思想內容與
質樸風格，但對藝術性的壹面則又重視不夠。
晚唐時期在散文理論方面有所突破的是杜牧和李商
隱。杜牧《答莊充書》說：“凡為文以意為主，氣為輔，
以辭采章句為之兵衛。”突破了韓愈等提倡的儒道傳統，
以“意”代“道”，使文章內容更切合實際，可以更好
地發揮作者的見解；同時,在肯定思想內容的前提下,也
表現出對辭采的重視。李商隱早年亦習古文，但對“學
道必求古，為文必有師法”的傳統說法很反感，他認為
“道”並不是周公、孔子所“獨能”，因而主張“行道
不系今古,直揮筆為文,不愛攘取經史,諱忌時世”(《上
崔華州書》)。這顯然是對古文家道統與文統觀念的否定，
帶有異端色采。他雖然強調了文章的獨創性與現實性，
自己卻並未能沿著這條路走下去，轉向寫作以藻飾為能
事的駢體四六應酬文字，結果助長了晚唐五代以至宋初
的駢儷文風。
唐代古文運動的理論，在反對重形式輕內容的文風
上是有積極意義的，但不少論者劃不清文學作品與學術
文章的界線，對文藝的特點認識不足。晚唐五代古文運
動趨於衰落，駢儷文重又盛行，與古文運動中的這壹偏
向也不無關系。成於後晉的《舊唐書》，對韓愈、李翺
雖有所肯定，但評價不高；還把元稹、白居易介於駢散
之間的文章,看作是對沈約、謝□永明體的直接繼承,用
以標示與古文家不同的文統，反映了當時祟尚駢偶的傾
向，顯示了古文運動在唐五代所經歷的曲折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