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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書籍裝幀的畢業論文應該朝哪個方向寫?

妳可以從歷史角度、文化角度、寫寫國內的和國外,以及不同民族之間書籍裝幀的發展過程。

壹、對古典文學書籍裝幀的理解和設計思想

古典文學書籍裝幀的設計,需要對被裝幀書籍內容的理解和提煉。我國的古典書籍中的線裝書雖然看起來比較簡單隨意,但從總體上考察,並非隨意為之,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精心設計的,從色彩調賦、材料應用,都蘊藏著深厚的文化底韻。而現代裝幀設計,因為新技術、新材料的運用,未免能夠達到這種效果。那麽,我們現在對古典書籍進行裝幀設計怎樣才能達到這種味道呢? 壹味地追求古典, 將使整個設計缺乏現代的審美情趣; 壹味地追求現代, 又將使古典文學書籍的裝幀缺少古典文學的“氣韻”, 也會偏離現代人對古典文學作品裝幀美的需要。當今對古典文學書籍進行裝幀設計,應充分吸收古今中外對書籍裝幀設計的精華,使深厚的中國古典文學的氣韻, 與現代的美學要求有機地融合。在整個總體設計上, 既不失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的含蘊和意境,又能融合現代人對書籍裝幀的審美要求。古今裝幀審美學方式的統壹,是當代對中國古典文學書籍進行裝幀設計的需要。

書籍從人類文明產生至今,作為壹種大眾媒介的傳播工具,越來越發揮著它自身的作用。人類從最早的刻骨、刻竹的記事,到現代印刷技術、書籍的裝幀,在長期的實踐中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智慧,並形成了專門的學科。壹個國家對書籍裝幀水平的高低,書籍品種的多少,出版發行量的大小,已成為衡量社會進步和發達的壹個標誌。書籍裝幀走過了壹個漫長而曲折的道路,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和進步,它由簡單到復雜,從單純的書籍加工到當今藝術創作。現在,書籍裝幀已不再只是簡單地壹頁頁紙的裝訂,而是裝幀設計者對書籍的二度藝術創作,是裝幀藝術家思想和智慧的結晶。書籍裝幀設計發展至今,已成為壹門綜合的藝術門類,它是繪畫、攝影、書法、金石等藝術形式的綜合應用, 需要設計者具備文學、藝術、哲學、歷史、科技等方面的知識, 具有較高的文學修養、良好的審美情趣。對書籍的裝幀設計, 在市場經濟高度發展的今天, 還應賦予裝幀設計的商業性。書籍是放在書架上的,在具有展示性的同時,還應有吸引讀者的功能。因此,它在具有欣賞價值的同時,要能刺激讀者閱讀書。

二、中國古代書籍裝幀的幾種形式和演變過程

1、繩串聯

中國的書籍出版有著悠久的歷史,書籍的裝幀形制,也是隨著書籍的生產工藝和所用材料的發展變化而不斷地演變著。

壹般認為,中國最早的書籍是商代刻有文字的龜甲或獸骨,距今已有3000余年。當時,為了便於保存,將內容相關的幾片甲骨用繩串聯起來,這就是早期書籍的裝幀形式。

從商代後期開始,出現了青銅器銘文,統治者將重要文書鑄於青銅器上。特別是到了西周,銘文可以容載較多的文字。西周的毛公鼎的銘文達500字,因人們多把古代這種鑄之銅器上的銘文看作古代“原始書籍”形式之壹,故多數書史家認為,它也是古代書籍裝幀的壹種形制。

2、竹簡

竹簡是紙發明前最具代表性的書籍形制。它可以根據文章的長短,任意確定簡數,壹簡書字壹行,最後用上下兩道繩編串起來,卷捆後保存,還有葦編和絲編兩種,考究者用織物縫袋裝入。竹簡約起源於西周後期,壹直延用到公元4世紀。竹簡除以竹制成外,也有用木者稱木簡。與竹簡

並行的還有木牘,制成長方形木片,用於書寫短文。

3、帛書

帛書是略晚於竹簡的壹種書籍形式,它是將文字書寫於絲織品上,其裝幀形制是縫邊後成卷存放,由於材料昂貴,多為統治者書寫公文或作繪畫用,壹般書籍使用較少。

4、石經(石碑)

石經也是古代書籍的壹種形制。最有代表性的是《熹平石經》,它開刻於東漢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將儒家七經刻於46塊石碑上,總字數20多萬字。它立於洛陽太學門前,供人們閱讀、傳抄和校正,它的功能超過了壹般書籍。其形制是雙面刻字,文字豎向閱讀行列整齊,碑呈U字形排列。其它如隋代開刻的房山雲居寺佛教石經,雖年代晚於《熹平石經》,但其影響更大,價值亦高。

5、拓印(卷軸)

紙張發明後,出現了壹種拓印形式。它可以將各種石刻文字復制在紙上,經裱裝成卷後便於保存和閱讀。後來這種方法又用於青銅銘文的拓印和陶文的拓印。從南北朝到隋代的宮廷藏書中,各種拓印件是壹個重要的類別。

紙發明於公元前二世紀;從公元二世紀起,紙才較多地用於書寫;公元二世紀,紙的使用才更為普遍,成為書籍載體的主要材料,紙質寫本書籍的裝幀形制有多種變化,最早的寫本書延用了簡策和帛書的形式,即卷軸裝。唐代初期,在卷軸裝的基礎上,又出現壹種旋風裝,過去,由於只見記載,未見實物,因而對旋風裝的形制眾說不壹。宋代張邦基稱這種裝幀為“逐頁翻飛,展卷至末,仍合為壹卷”;清代葉德輝稱其為“鱗次相積”;也有人認為是將經折裝首尾相連即為旋風裝。後來發現了唐代《唐韻》寫本,是將所寫書頁逐張依次錯開貼於卷軸底紙上,閱讀時打開逐頁翻閱,讀畢仍卷為壹軸,其外觀與卷軸相同,從而證明前兩種說法是正確的。

6、經折裝、旋風裝和蝴蝶裝(印刷術發明初期、遼金時代的書籍裝幀)

經折裝起源下南北朝,其形制是將所寫書頁按順序裱貼在壹起,再壹正壹反連續折疊,再裱以前後護封。

印刷術發明前,書籍的裝幀形制,壹般只有上述幾種。印刷術發明後,卷軸裝、經折裝仍在繼續使用,但在使用材料,開本的大小,裝潢工藝等 方面,仍不斷有新的發展。並且隨著印刷技術的發展,新的書籍裝幀形式也不斷出現,先後有蝴蝶裝、包背裝、線裝等。

印刷術的發明,標誌著書籍的出版進入了新的時期。由於生產手段的改變,使書籍能夠快速大量地生產,使更多人能有讀書機會;書籍需求量的增加,又促使了出版印刷業的繁榮和發展。出版者對書籍的裝幀形制則越來越重視,從開本的選用、版芯的大小、字體和行格、裝幀形式、封皮的用料等,都體現了完整的古代書籍裝幀藝術。

印刷術發明於隋未唐初,現存最早的印刷品是刻印於公元704年前後的《無垢凈光大陀羅尼經》,敦煌發現的《金剛經》。刻印於公元868年,都為卷軸裝。由此可知,卷軸裝為印刷術發明初期最常用的壹種裝幀形式。最早印刷的壹般書籍是《唐韻》,其裝幀形式可能是旋風裝,約印於唐晚期。

從唐到五代,印刷還不普及,只有西安、四川、淮南、汴京、吳越等地有印刷記載。到宋代,出版印刷業才逐漸普及,政府印書、民間印書、學校印書、寺院印書都發展起來,印書的地域也更為廣闊。與此同時,北京也出現了出版印刷業。過去對遼代北京印刷的書籍,多數只見於記載,實物留傳的很少。例如:遼統和十五年(公元997年)燕京僧行均編的《龍龕手鏡》,乾統年

間(公元1101~1110年)刻印的醫書《時後方》、《百壹方》,以及遼代刻印工程浩大的佛經總集《契丹藏》。1974年在山西應縣木塔四層佛像胸中,發現了壹批遼代印刷品,大部分為北京所刻印,其中刻印年代最早的是遼統和八年(公元990年)“燕京仰山寺前楊家印造”的《土生經疏科文》壹卷,最晚的為天慶年(公元1111~1121年)刻印的《菩薩戒壇所牘》壹書。其他書籍有《契丹藏》及遼代刻印經卷47件,遼刻書籍8件,雕印著彩佛像6件,其刻印年代為公元990~1121年之間。從這些印刷品的題記中,我們還知道了壹批遼南京(今北京)的刻印單位,其中有“燕京仰山寺前楊家”、“燕京檀州街顯忠坊南頰住馮家”、“大吳天寺福慧樓下成家”、 “燕京憫忠寺”、“燕京聖壽寺”等。由此可以看出,遼代北京的印刷業已十分興盛。

北宋最早刻印的書為開寶五年(公元972年)的《尚書》和《經典釋文》,《開寶藏》則刻印於開寶四午《公元971年》至太平興國八年(公元983年)。而北京最早刻印的書籍,比北宋只晚18年,由此可見北京出版印刷的歷史,也是十分悠久的。

從這些遼代北京的印刷品來看,多數為卷軸裝,也有蝴蝶裝和經折裝。有的書籍還經過染潢防蟲處理。其中《契丹藏》是最具代表性的遼代北京印刷品,紙墨、刻工、裝幀都十分考究。每卷卷首都有圖畫,代表了我國古代書籍重視插圖的優良傳統。從遼代現存書籍的刻印、裝幀水平來看,北京的書籍出版印刷的歷史,似應再向前推移。

在應縣木塔中,還發現幾件雕版印刷著彩佛像,它是采用雕版方法印刷線條輪廓後,再用手工塗染成彩色。這是距今發現最早的印刷塗彩張貼掛圖。

公元ll27年,金滅遼,定燕京(今北京)為中都,這裏成為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海陵王貞元元年(公元1153年),金政府設立秘書監和國子監,專門從事書籍的收集、出版、印刷。金軍占領汴京後,又將那裏的大批書籍、印版運到北京,汴京的壹批刻版、印刷、裝訂工匠也來到北京,使北京的刻印裝力量又進壹步擴大,由於金政府的重視,北京出書的品種大大超過遼代。據統計,金代北京出版刻印的書籍有經史子集。醫學、道藏和佛藏,總計超過200種。

金代北京的書籍裝幀形制,大約與南宋相同,北京的印刷品中卷軸裝已很少使用,佛藏和道藏多用經折裝,壹般書籍多用蝴蝶裝。

蝴蝶裝是印刷術發明後新出現的書籍裝幀形式。有人推斷,五代馮道組織刻印儒家經典,使用的就是蝴蝶裝,但無實物留傳,還難以確定。北宋初年,所印經、史著作,都用蝴蝶裝,並很快在全國通行。從遼代開始,北京也使用蝴蝶裝,其進程大體和中原壹帶相當。蝴蝶裝的應用,是書籍裝幀形制的壹大改革。是書籍從卷軸、經折向冊頁的轉變,從而確定了壹直延用至今的書籍基本裝幀形制。

7、包背裝(元代、明代的書籍裝幀)

公元1264年,元世祖忽必烈遷都燕京,改名為大都,此後近百年間,北京成為全國政治、文化的中心。元朝在出版,印刷等方面,有著突出的成就,例如,印書的品種超過前代;木活字的首創和應用,朱墨雙色套印書籍以及包背裝的推行和廣泛應用等。

元政府十分重視書籍的收藏、出版和印刷,編修所、秘書監、經籍所主要從事書籍的出版、印刷和收藏,興文署、藝文監、廣成局、國子監等機構,也從事書籍的出版印刷。政府還設立專門的歷書編印機構、每年出版印刷大歷、小歷、回回歷三種,印量達300多萬冊。由於政府的提倡,京城民間的印刷業也十分繁榮,他們編印的多為戲曲、話本、詩詞等書。

元代北京出版書籍的裝幀形式,以蝴蝶裝、經折裝為主,蝴蝶裝多用於壹般書籍,如政府編印的經史類書籍。經折裝則多用於佛經。在字體方面則多選用趙體,民間出現的話本中,使用了較多的簡化字。

元代的蝴蝶裝書籍中,出現了壹種開本較大、版芯較小的書籍裝幀形式,這是前代所少見的。如元大德年間刻印的《夢溪筆談》壹書,開本為高416毫米,寬280毫米,而整版版芯的尺寸只有高152毫米,寬200毫米,版面的四邊留有很大的空白。兩空白面之間墊壹張白紙,並與兩白面粘連在壹起,克服廠壹般蝴蝶裝在閱讀時需翻過壹空白頁的缺點。封皮用硬紙裱以織物。這種裝幀形式在古代是很少有的。

元代中期開始,書籍多用包背裝。色背裝的工藝特點是:本頁齊中縫文字向外折疊,配頁後,撞齊,訂口在書頁空白邊,用紙撚穿訂紮平,訂口外裁切,書背刷糨糊,貼上封皮後,裁切上下書口。壹般書籍多用厚紙作封皮,宮廷用書,則用紙裱以黃綾。元代北京印刷的《秘書監誌》壹書中,記有表背匠焦慶安的打面糊物料配方:黃蠟、明膠、白礬、白芨、藜簍、皂角、茅香各壹錢,藿香半錢,白面五錢,硬柴半斤,木炭二兩。這個配方中,包括了粘合劑、防腐劑和芳香劑三大部分,可見當時書籍裝幀的用料是很科學的,它可以使書籍長久保存。

包背裝較蝴蝶裝有很多優點,壹是閱讀方便,二是書籍更為堅固耐用。也是書籍裝幀形式的壹個重要階段,它更接近於今天書籍的裝幀形式。

明代是我國古代出版印刷業最為輝煌的時代,而只有到了明代,北京才真正成為全國出版印刷的中心。

明代的中央很多機構,都從事出版印書活動,而印書的內容按其職能各有側重,北京國子監主要印刷教育用書(如經史類書),欽天監以印歷書為主,禮部主管地方政府的印刷,此外如都察院、太醫院、史局、兵部、工部、順天府等機構,也都從事過印書活動。有的部門還設有印刷所。

明代在北京設立的司禮監經廠,是壹所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印刷廠,其總人數為120O人。其中從事書籍裝幀的工匠就有700多人。明代北京的民間印刷業也很繁榮,分布在京城的印刷作坊有十幾家。

明代北京的書籍裝幀,是歷代集大成者。書籍的開本大小、開本比例形式多種多樣,歷代的書籍裝幀形式,都有使用,而工藝則更為考究。

明代北京所印書籍的裝幀形制,以經廠本最有代表性。它所印的經史類書籍,版面行格疏朗,字體楷書端正,大黑口、雙魚尾、註釋用雙行小字,多采用包背裝。藏書家多稱“監書天下第壹”。經廠印刷的《大統歷》,有兩種裝幀形式,壹種是包背裝,壹種是經折裝,印刷有墨印和藍印兩種。凡經廠所印的各種書籍,封皮用料有幾種不同的檔次,以黃綾裱紙包皮者,多供宮廷使用;以素色綾絹裱皮者,多供官員使用;以厚紙包皮者,可供壹般官員使用或向民間出售。經廠印裝的《大藏經》(北藏),為經折裝,長度約壹尺,封皮用硬紙裱以黃綾及各色彩綾,其裝潢十分考究。明代北京的巨帖寫本書《永樂大典》,***11095冊,書高壹尺七寸,寬壹尺,為歷代開本最大的書,也近似於黃金比例。該書為包背裝,封皮裱以黃綾,是歷代書籍裝幀中最為壯觀者。

線裝是明代興起的壹種新型書籍裝幀形制,也是我國古代最完美的壹種書籍裝幀形式。線裝書的加工流程為:折頁、配頁、撞齊、訂紙撚、配

封皮、三面裁切、打眼、穿線、包書角等。明代線裝書的封皮,多數為紙面,選用較厚的紙,或幾層紙滾貼而成。較為考究的書皮,則在厚紙上滾

以布、綾、錦、絹等織物,包角是在書的訂口上下兩角裁切邊處貼以細絹,以使其美觀堅固。有的書還有書根,即在書的下切口靠訂口處寫上書名

及卷次,以便於閱讀時查找。線裝的訂眼是為了穿線,隨書的開本大小和設計要求,有四眼、六眼、八眼不等。訂線多用白絲線穿雙道,書要壓

實,線要拉緊。明代孫從添在《藏書紀要》中說:“訂線用清水白絹線雙眼訂結,要訂得牢揪得深,方能不脫而緊,如此訂書乃為善也。”

8、線裝書(明清時代的書籍裝幀)

線裝書的封皮文字稱書箋,只有書名和卷次,印或寫在長條紙上,貼於封面的左上角。扉頁所載內容較詳細,有書名、出版印刷者名、出版年代等。更詳細的出版情況,多印於書後。有些政府出版的書籍,還在書的第壹頁或封面蓋有印章。最有代表性的是經廠印刷的《大統歷》,不但蓋有政府公章,並有政府文告,申明不得私自翻印。

明代北京的書籍裝幀還包括函套,以便將壹部書的各冊包裝為壹個整體。函套多用厚紙板外裱以藍布(也有用綾錦者),隨書的大小、厚度而制。函套的形式有兩種。壹種是四面包裹,露出書的上下口,稱半包式;另壹種是將書的六面全部包裹,稱全包式。除厚紙布面函套外,還有夾板和木匣兩種外包裝,夾板式是用兩片與書同大小的木板,夾於書的上下,再用布帶捆牢。木匣則是按壹部書的大小,制成木匣,將書裝入。

明代北京的版本中,還有壹種書頁內襯紙的裝幀形式,這多用於較薄的紙張,有壹種羅紋紙,薄如蟬翼,透印嚴重,襯紙後不但克服了透印現象,也增加了書頁的強度。

由於刻版和印刷技術的發展,為書籍的裝幀藝術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其中包括版面藝術、字體藝術,插圖藝術和文字的多色印刷。明以前的印書字體,多選用顏、歐、趙等名家書體。明初開始,書籍用字壹改傳統風氣,改用橫平豎直,橫輕豎重的匠體字,這就是現在書籍常用的宋體字。宋體字萌芽於宋,由還不成熟而未能推廣。成化年間,國子監、經廠的版本中,開始使用宋體字,從而很快在全國推廣,字體的風格也有粗體、中粗體和細體幾種。這種印刷專用字體的廣泛應用,標誌著古代書籍版面藝術的新發展。我國古代書籍的插圖藝術,有著優良的傳統。唐代的佛經印刷中,就配有卷首圖,宋代有插圖的書籍就更多了。到了明代,書籍的插圖藝術達到很高水平,在民間刻印的戲曲、話本中,使用較多的雕刻精美的插圖;官方出版的科技書、醫學書、方誌書中,也使用了較多的插圖,特別是宮廷使用的啟蒙讀物中,出現了短版彩色印刷的插圖。

出於書籍產量的大增,使社會的中下層人士也有讀書機會,從書籍的裝幀形式來看,也分成不同的檔次。就是經廠本,也分為不同的裝幀檔次,既有供上層使用的豪華本,也有供中下層人士使用的普通本。民間作坊的印本,主要供社會壹般人士需要,從刻印到裝幀,也力求簡樸實用,成本較低,在開本上,既有較大的開本,也有中小開本。明代孫從添在《藏書紀要》中說:“裝訂書籍不在華美飾觀,而要護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致端正,方為第壹。這代表了明代人對書籍裝幀的壹般要求。

公元1644年,清政府在北京建都,這裏仍為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清政府十分重視書籍的出版印刷,並設立了專門從事書籍出版印刷的機構--武英殿。

康熙年間,集中了壹批知識分子,編纂了《古今圖書集成》,並制造銅活字25萬個,印刷了這壹大部頭叢書。乾隆年間,武英殿在金簡主持下,又刻制棗木活字大小各壹副,***計253500個,乾隆皇帝親自將活字版定名為“聚珍版”。除用這套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外,還印了其他壹些書籍。清政府除用活宇版印書外,也用雕版印刷了較多的書籍,以《耕織圖》、《南巡圖》等質量最高。

清代北京印刷的壹大特點,是民間印刷作坊的興盛,據統計最多時有120多家,集中在隆福寺和琉璃廠兩處。在這些作坊中,也有專門從事書籍裝訂和字畫裱裝者。

清代最通用的書籍裝幀形式是線裝,卷軸裝、經折裝、蝴蝶裝和包背裝等,都有使用。卷軸裝在清代多用於字畫的裝裱,其裝裱工藝十分精致考究。底面多用上等宣紙,畫芯四邊裱以素色彩綾,軸外裱以錦緞,軸頭用料則分為不同的檔次。經折裝除用於佛經及字帖外,也用於壹般書籍,宮廷印刷的《耕織圖》,《南巡圖》等,刻印十分精良,其裝幀采用經折裝,所不同的是開本約壹尺見方,封皮用厚紙板裱以黃綾。康熙、雍正年間刻印的《龍藏》,***720冊,全為經折裝,書皮裱以黃綾,10冊壹函,規模巨大。蝴蝶裝在宮廷印刷的書籍中也有使用,曾有過清代中期的蝴蝶裝書,用上等宣紙印刷,版邊留有較大空白,封皮用硬紙板裱以黃綾,並有前後環襯頁,壹邊裱於封皮內側,裝幀平整,裁切跟齊,屬於宮廷書籍裝幀之上品。包背裝在清代也有較多的使用,乾隆時期編纂的《四庫全書》壹套***36315冊,為著名的寫本,***抄寫七部,***計254205冊,全為包背裝。全書封皮用厚紙外裱綾衣,四庫分別用不同顏色,其經庫用綠綾,史庫用紅綾,子庫用藍綾,集庫用灰綾,最後分別用木函裝書。線裝為清代書籍裝幀的主要形式,除皇家用書的封使用料有特殊要求外,壹般的線裝書則力求“護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致端正”四大要素。其封皮有紙面和市面兩種,封面多貼書簽,書本部較薄,壹部書裝於函套。清代線裝書的前面多留有壹、二張白頁,其後才是扉頁,內容有書名、刻印者名及年代、地點等。函套多用半包式,底口多有書根字,寫有書名、卷次等。

從開本大小來看,清代則是多種多樣,政府出版物的開本都較大,民間出版物多為中小開本,有壹種稱為夾帶本的,是歷代最小的開本,約相當於今天的128開,字很小,但印刷裝訂都很精致。

清代出現了壹種連續性出版物,壹種是《晉紳錄》,壹種是《京報》,《晉紳錄》按季出版,內容為中央、地方官員的名錄,以紅紙為封皮,稱為紅皮書。《京報》相當於今天的報紙,但也裝訂成冊,每期二三頁或六七頁不等,封皮有白紙,黃紙不等,封面蓋有紅色“京版”二字,有刻版和木活字兩種,由於有時限性,印裝都十分粗糙。但作為連續性出版物,在出版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從18世紀初期開始,西方的印刷技術逐漸傳入我國,近代出版印刷業開始興起。隨著新型印刷技術的應用,書籍的裝幀形式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今天所使用的冊頁裝及矩形開本等基本形式,則起源於我國的宋代,約公元14世紀,逐漸傳向西方。雖然在材料、工藝方法等方面有階改進,但其基本形式,仍為中國古代所首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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