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文化遺產和農業的可持續發展：以稻田養魚為例
徐旺生
壹、環境問題由來已久
20世紀隨著西方工業化的發展,農業工業化也成為的主旋律,20世紀7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迅速發展了以石油武裝起來的,以機械化、化學化和能源化為主要標誌的現代化農業,迅速獲得巨大的效益.盡管因為機械、化肥、農藥、除草劑等大量使用,提高了土地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滿足了因為迅速人口膨脹所帶來的對糧食的需求.但是壹系列不良的後果卻觸目驚心,如環境汙染,水土流失,生態破壞,動植物品種單壹化和種質資源流失等等.增施化肥和農藥不僅汙染土壤環境和作物,最後富集到人體內,影響人們的健康.過分依賴現代技術而產生的合成物質,地球難以自凈,土壤難以消化,特別是它超過了河流中水的自我修復閾值,使得汙染無處不在.基因工程把外源基因引入玉米、大豆、棉花、水稻等作物體內,使其具有抗病蟲害和雜草的能力,似乎壹勞永逸地解決了農藥汙染問題,但是無法預見它們在長期大規模推廣以後,將會帶來那些負作用?DDT殘留的為害是普遍使用數十年後才發現,停止生產和使用幾十年後的今天,問題依然存在.因此,發達國家紛紛行動起來,尋求可持續發展的出路.我國作為農業大國,人口增長、環境惡化、資源缺乏等問題也日益嚴峻.可持續問題尤其需要人們給予關註.
實際上,早在此前的1962年,美國人卡遜陳述了壹個可怕現實的《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問世.雖然卡遜指出的現象並非完全是由農業造成的,但是農業應該占住其主要成分.此後的1972年召開的“人類環境會議”通過了《人類環境宣言》,提出了“只有壹個地球”的著名論斷.
更早的是在美國,19世紀初由於嚴重的地力衰退問題,促使美國政府尋找解決辦法.自18世紀初開始,英國人到美洲開墾土地,大肆砍伐森林.獨立後的美國繼承了歐洲中世紀農業粗放式經營的特點,勞動力的匱乏和土地無限富裕的矛盾加劇了這種粗放經營.農民壹味地耕種和收獲,認為可開墾的土壤無邊無際,不關心如何保持土壤的肥力.正如托馬斯·傑斐遜所說：“人們不願施肥,因為買壹英畝新地比為壹英畝土地施肥還要便宜”[1].由於那時的人口基數低,農業特別是土地資源豐富,資源利用與環境保護之間的矛盾不很突出.然而到了20世紀初,美國獨立後不到100年間,就出現了因植被破壞而引起嚴重的水土流失,用地與養地不當造成的地力衰退等問題,美國政府不得不到處尋求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他們關註到中國的人口密度比美國大得多,可持續問題卻沒有那麽嚴重.於是在1909年聯邦政府派遣了土壤學家富蘭克林·金（Franklin Hiram King）到中國尋找傳統農業的寶貴經驗.金以壹個農業土壤學家的銳利目光,從宏觀和微觀的不同層次,對中國農業和農村進行了認真考察和研究.回國後寫成了《四千年的農民》（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 or Permanent agriculture in China, Korea and Japan）,書中介紹了中國4000年來悠久的農業成就,獨特的精耕細作、農作物輪作和水土保持的思想,認為中國傳統農業以豆科植物為中心的合理輪作、施用廄肥、堆肥等8個方面值得美國農民借鑒,提出了最初的有機農業思想[2].該著作在世界各國特別是西方國家對東方農業沒有全面認識的背景下,引起了美國農業界和農學界的極大關註,並產生了深遠影響.特別對包括英國霍華德和美國羅代爾在內的後來從事有機農業的學者產生了影響和啟示[3].
然而該書的出版並未解決業已存在的環境問題.美國到1933年至少有5000萬英畝土地成了不毛之地,12500萬英畝因侵蝕而地力倍減.1934年壹次災難性的黑風暴圈走了3億噸的土壤,使（小麥）當年冬小麥減產102億斤[4].1935年大塵暴卷土而來,此後出現連續3年的大幹旱.
20世紀美國情況確實不好.但是在中國,問題出現得更早,早在先秦時期就已經出現的類似的環境問題.孟子早就指出,齊國東南的牛山之所以“童山濯濯”,即因過度的采伐和放牧之故,孟子以“養”和“用”的關系說明：“茍得其養,無物不長；茍失其養,無物不消.”用和養平衡的辦法是“數罟（過密的漁網）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林木不可勝用也.”這很合乎生態平衡的原理,能夠實現農業的可持續發展.《管子》,《荀子》,《淮南子》中都有較孟子更詳細的論述和主張,這是局部地區的濫砍濫伐,濫捕濫捉所受自然的報復以後,所得出的深刻教訓.其中荀子說：“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黿、鼉、鱉、鰍、鱣,孕別之時,罔罟（過密的漁網）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汙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區,故魚鱉優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
（二）生態脆弱型
在環境依賴型的背後,同時還存在較嚴重的生態脆弱.這不僅表現在北方的黃河流域,生態脆弱的西南山區,同時也表現在經濟重心的江南壹帶.
由於在土地利用方面就出現了“田盡而地,地盡而山”,於是西南山區大量被開墾,東南壹帶也出現了梯田,水土流失不可避免.宋元時期為了 緩解人口壓力,還出現了櫃田、葑田、沙田、塗田等多種形式,都是利用各種可能增加糧食種植面積,養活更多的人口.
在國家經濟賴以維持的江南地區,由於圩田在宋元時期不斷擴大,與水爭田的結果是破壞了水系,造成了水害,常常致災.宋代農民不斷有“復湖”和“廢田”的呼籲,宋孝宗曾經說過：“浙西自有圍田,即有水患.”南宋時曾經多次下令禁止圍田和復田為湖,但因為權貴所梗而不能行.清代魏源在《湖廣水利書》中說,由於圩田和圍田的不斷擴張,結束了“歷代以來有河（黃河）患而無江（長江）患”的歷史,長江開始成災.
更加直接的描述可從民諺中看到,說明程度和範圍並不小.在前述的“湖廣熟,天下足”流行的同時,有“沙湖沔陽洲,十年九不收,要收壹年頂十年收”之諺流行.平原地區肥沃的土地“壹年要頂十年收”,但是這種經濟類型非常脆弱,常常是“十年九不收.”因為大量圍墾濕地,壹旦洪水來臨,無處行洪,成災絕收.中國歷史上災荒嚴重,自宋代開始即有救災著述問世,明清時期更多.
不過,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稻作的發展,相對於旱地的麥作和粟作,對環境的破壞相對來說要小很多,壹般情況下它不會引起水土流失.而南方的生態環境的破壞,主要是山地旱作所為,特別是美洲高產作物引進後,對西南山區環境的破壞.能夠種水稻的地區,多是低濕地,本身水源較充分,生態恢復能力很強.所以稻作支撐了中國封建社會後期文明的進步,並延續至今,它的高產養活了東南壹帶稠密的人口,創造了輝煌的文化.稻作文明支撐了中華帝國文明後期的發展.
在南方,生態脆弱性的體現與北方性質完全不同,它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壹是在山區由於旱作而不是稻作引起的水土流失,主要表現在西南地區；其二是湖區對濕地的圍墾,導致洪水時無法泄洪,引發災害,主要表現在長江中下遊壹帶.因此,如果不是古代的人們發明了種植水稻,中國的生態環境變遷的歷史將會是何種情形.
環境破壞是農業歷史的主流,然而在人類破壞的主旋律之外,還有壹些回旋,延緩主流的破壞程度,那就是從生態的角度出現了壹些積極地應對,從節約土地,保護生態的角度,有許多措施被發明和運用,其中著名的就有北方的間作套種,南方的“稻田養魚”和“桑基魚塘”.這些是技術進步過程中的壹些措施,解決了土地不足的矛盾,緩解了生態環境惡化的危機.
（二）保護與可持續利用土地的實踐
關於可持續利用土地的實踐,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漢代以來的“間作”“套種”
單壹種植結構,局部地區的人口過剩,節約土地、充分利用土地在所必然.春秋戰國之際已經出現了輪作復種,《管子 · 治國》有“四種五獲”.《荀子 · 富國》上記有“壹歲再獲之.”這些在中國農學史上被視為提高土地利用率方面的創舉.西漢時期稻麥壹年二熟已經出現,間作套種也開始萌芽.[14]到了明清時期,間作套種開始盛行,與明清之際東南地區自隋唐以來北方向南方移民已經無地可墾,人地關系緊張有關.當時有“稻豆間作套種”,“麥豆間套和混播”,“棉麥套種”,“糧肥套種”,“糧草混種”,“林、糧、豆、蔬、草的間作套種”,陜西興平有“壹歲數收”與“二年收十三料之法”.總之,在狹窄的土地上,當人口無法向外移民時,只有向空間尋求發展機會[15].
2、明代的“養鴨治蝗”
“養鴨治蝗”類似於“稻田養魚”,初見於明代.明代陳經綸在他的《治蝗筆記》中詳細地記載了自己發明養鴨治蟲的經過.陳經綸曾經從菲律賓的呂宋島,把甘薯引種到福建進行試種,以後他和他的子孫們又積極致力於在各地推廣甘薯種植,甘薯成為普通大眾的食糧,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陳經綸和他們壹家,由於甘薯較廣的適應性,緩解了當時東南壹帶乃至全國很多地區食物缺乏的危機.據學者研究,養鴨治蝗是陳經綸在推廣甘薯種植的過程中發明的.後來,這種方法果然成為江南地區治蝗的重要辦法之壹,不少的治蝗專書中也都提到了這種治蝗辦法.
3、清代“桑基魚塘”
“桑基魚塘”最早的文獻記載於《廣東新語》,它是廣東省珠江三角洲壹帶獨具地方特色的壹種農業生產形式.即桑地依賴於魚塘肥泥,養蠶依賴桑葉,而魚塘則依賴於蠶屎、蠶沙這樣互相依存的形式.在珠江三角洲的養蠶區,布滿著“桑基魚塘”,這種生產形式壹直延續至今.據《高明縣誌》（1894年）載：“將窪地挖深,泥復四周為基,中凹下為塘,基六塘四,基種桑,塘畜魚,桑葉飼蠶,蠶屎飼魚,兩利俱全,十倍禾稼”.“桑基魚塘”也就是“基種桑,塘養魚,桑葉飼蠶,蠶屎飼魚,塘泥培桑”,即蠶沙（蠶糞）餵魚,塘泥肥桑,栽桑、養蠶、養魚三者有機結合,形成桑、蠶、魚、泥互相依存、互相促進的良性循環,避免了窪地水澇之患,收到了“倍禾稼”的經濟效益,營造了十分理想的生態環境,前壹環節的廢物成為後壹環節的營養物（如蠶屎飼魚）,實現了綜合利用,減少了環境汙染.
上述措施不僅可以很好地緩和人地緊張關系,還較好地保護了生態環境.這些措施的發明,既是中國自宋代以來經驗科學領先於世界的繼續,同時也是環境惡化後的壹種有效應對.
4、西漢的“飯稻羹魚”、東漢以來“稻田養魚”稻魚***生及稻魚鴨***生
“稻田養魚”是種植技術和養殖技術的“套種”,也就是稻和魚的套種和套養,它也是江南地區因為人地關系緊張而節約土地的新發明.“稻田養魚”可以遠溯至漢代司馬遷在《史記》中所說的楚越之地的“飯稻羹魚”傳統,向安強對有學者根據東漢的考古發現和魏武《四時食制》壹書中有魚“出稻田”,而認定東漢開始出現“稻田養魚”的觀點提出質疑.[16]但是我們認為,東南壹帶延續越人的“飯稻羹魚”傳統完全有可能,只是沒有相應的文獻佐證而已.遊修齡先生指出：“浙江永嘉山區的老農說,三國孫權坐天下時,我們的祖先就開始在稻田養魚了.這個口述歷史是符合歷史事實的.”而在貴州,侗、苗族也有“稻田養魚”的習慣.
正如遊修齡所言,古代的山越在山區種植水稻,可以利用山間的流水和自然降雨獲得保證,但魚食只限於山溪水澗裏的少量魚類,實在無法滿足需要.因而想到將它們放養到稻田裏繁殖,經過反復的試養和馴化,終於從鯉魚中選擇出壹種適宜於稻田飼養的“田魚”來,最後成為今天著名的“甌江彩鯉[17].”“稻田養魚”的存在還需要壹個關鍵的前提條件,即良好的民風,如果養於稻田的魚在主人沒有收獲之前,就有人偷走,那這種傳統是不可能持續下去的.
“稻田養魚”可說是山越對“飯稻羹魚”的應變和創新,在空間上進行了立體的“套種”,是明清以來由於人地關系緊張,在種植業之間套種之外的另壹種套種形式,只是將前者作物中的壹種換成了養魚而已.稻魚***生,種養結合,利用了空間,節約了土地,同時還減少了中耕所需要的勞動力投入,可謂壹舉多得.長期以來,主要從事種植業的民族,勞動所得到多是壹些植物性食物,食物結構單壹,品質欠佳.而“稻田養魚”則在收獲水稻的同時,得到動物蛋白質,彌補了農耕民族食物中動物蛋白質不足的缺陷.
“稻田養魚”將種稻和養魚有機地結合起來,稻田養魚的生態好處多多,田魚覓食時,攪動田水,攪糊泥土,為水稻根系生長提供氧氣,促進水稻生長.田魚吃了稻田裏的豬毛草、鴨舌草等雜草以及葉蟬等害蟲,免去了使用農藥和除草劑,田魚的排泄物等於給稻田施加有機肥料,最終人們獲得了魚肉和稻米,動植物蛋白質齊全,取得良好的經濟效益[18].
可能是文化或者其它方面原因,大米從來都沒有在歐洲吸引過西方的消費者,它只是日常食物的壹種多功能和便宜的替代品或補足品.它主要被用於餵飽遊民群體——士兵,孤兒,海員,監獄犯人,窮人等等,補缺或替換更合口的食物.大米還有其它用途,它常常被用來餵養動物,還具有多種工業用途,但大米從來沒有被視為賴以生活的物品[19].
但是在中國,水稻則被視為細糧,至少不比小麥地位低其貢獻無法計算的.水稻自大約壹萬年前被馴化種植以後,就是東方世界的主要食物,它不僅養活了眾多的人口,而且還在某種意義上顛覆了農業必定破壞環境的定律,因為種植水稻並不必然造成水土流失.所以說,它支撐了南方稠密的人口,也支撐了明清以後封建社會經濟文化的持續發展.
是因為水稻,這壹唯壹的高產的水生糧食作物,並利用了低濕地,才會使中華文明在隋唐以後的時代繼續,不像有些文明那樣因為生態的原因而中斷.試想壹下,如果東方的中國,沒有種植水稻,情況會如何呢?小麥只能種植於旱地,小米的產量遠不如大米,它們無法養活如此多的古代中國人,玉米、土豆、馬鈴薯只是明清時期才從美洲引進,但都無法替代大米的作用.只有水稻,產量高,還能夠保持水土,支撐中華文明後期發展的功臣主要是水稻.所以,我們要感謝上蒼給中國人賜以水稻,高產的水稻支撐了龐大的人口,緩解了緊張的人地關系,已經成為許多人生活的全部.
利用水稻是中華文明發展過程中的壹大貢獻,而在稻田中養魚,形成稻魚***生系統,則是將稻作文明推向了壹個更高的境地.稻魚***生,既收獲了高產的水稻；同時也收獲了高品質的動物蛋白質,彌補了自秦漢以來中國單壹種植業結構所形成的素食食物結構的缺陷；第三,它是壹種空間上進行立體 “套種”形式,節約了土地,緩和了長期以來歷史上人地關系緊張的矛盾；第四,由於稻魚***生,減少了對農藥的依賴,維護了生物多樣性的存在,提升了生活在水生環境中雜草的價值.生物多樣性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稀缺品,它對於因為化學、石油農業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能夠起到抑制作用,能夠幫助我們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的目標.
6、“稻田養魚”及“稻田養鴨”及其現代意義
稻作農業盡管從水土保持的角度,並不存在加劇的作用,稻作,即使是梯田,也不會造成水土流失.南方水田的開墾只是占住了洪水來臨時的幾何空間,使其無法渲瀉洪水,造成水害.在化肥與農藥沒有大量使用時,它也不會造成水的汙染.但是,在今天由於化肥與農藥的大量使用,稻田生態系統被破壞,幹旱地區土壤中的有害物質只是長期駐留其中,而在稻田水生環境下,則大量向河流中滲流,對整個環境造成大的汙染,破壞性極大.
關於稻田養魚與養鴨的生態效果,學者們做過較多的研究.稻田多個物種***存對病害的控制效果及機理,病害導致全世界9．9％的水稻產量損失.紋枯病(Thanatephprus cucumeris)是水稻的重要病害之壹.研究表明,稻田物種多樣性增加可明顯控制紋枯病的發生.肖筱成等報道稻田養魚系統中,魚類食用水田中的紋枯病菌核和菌絲,從而減少了病菌浸染來源；同時紋枯病多從水稻基部葉鞘開始發病,魚類爭食帶有病斑的易腐爛葉鞘,可及時清除病源,延緩病情的擴展；而魚在田間竄行活動,不但可以改善田間通風透氣狀況,而且可增加水體的溶氧,促進稻株的根莖生長,增加抗病能力,養魚田紋枯病病情指數比未養魚田平均少1．87.稻田養鴨系統對紋枯病的發生也具有較好的控制作用.劉小燕等報道,稻鴨復合系統中養鴨對紋枯病也具有很好的控制效果.鴨子可以啄食部分菌核,減少菌源；鴨子的跑動啄食可使大部分萌發的菌絲受到創傷,從而失去浸染能力；對已感病的植株,鴨子還能啄食禾苗下部入水的病葉,阻礙病情的蔓延.另外,鴨子還具有除草、清理病殘葉片以及減少無效分蘗的功能,增加了田間的通風透光,降低了田間濕度,使紋枯病菌絲無法正常生長,從而減輕紋枯病的發生與危害．與非放鴨試驗區相比,在中稻田和晚稻田中,放鴨區的病株率分別降低了27．29％ (中稻)和8．21％(晚稻) .王成豹等 、楊治平等和章家恩等的研究也表明,稻田養鴨可延緩水稻紋枯病的發展,對病情有較好的控制作用,紋枯病的發病程度減輕了50．0％左右．當然,也有不同的試驗結果,禹盛苗等研究認為,稻田養鴨對紋枯病的控制主要表現在水稻分蘗高峰期和齊穗期,此兩個時期稻鴨試驗區的紋枯病發病率比不養鴨區分別降低了67．1％ 和52．5％.而從水稻的整個生育期看,稻田養鴨紋枯病平均叢發病率比不養鴨高,其原因可能是鴨子的活動損傷了植株的莖葉,使紋枯病菌絲更易侵染植株；另壹方面,鴨子還可能成為菌絲的載體,將菌絲帶到不同的地方,使稻叢發病率升高[20].
註釋：
[1] David Grigg: Th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in the West. Blackwell. 1992 P40.
[2] F. H. King, 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 or Permanent Agriculture in China,Korea and Japan,1911.
[3] 劉曉霞：《美國有機農業發展之研究》,中國農業大學碩士論文,2006年.
[4] 李方正、李幼霞：《國外有機農業概況及其發展趨勢》,國家環境保護局科技標準司,1991.
[5] 徐旺生：《從間作套種到稻田養魚、養鴨——中國環境歷史演變過程中兩個不計成本下的生態應對》,《農業考古》,2007年第4期.
[6] 閻守誠：《自然進入歷史》,《中國經濟史研究》,2006年1期.
[7] 王建革：《小農與環境——以生態系統的觀點透視傳統農業生產的歷史過程》,《中國農史》,1995年3期.
[8] 錢林清：《黃土高原氣候》,北京,氣象出版社,1991.
[9] 何炳棣：《1368—1953中國人口研究》,葛劍雄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0] 《宋史·食貨誌》.
[11] 李根蟠：《循環經濟、傳統農業與可持續發展》,《經濟社會史評論》第壹輯.
[12] 謝豐齋：《宋元時期中西方的耕作農業》,《中國農史》,2001年3期.
[13] 李根蟠：《循環經濟、傳統農業與可持續發展》,《經濟社會史評論》第壹輯.
[14] 郭文韜：《中國農業科技發展史略》,中國農業科技出版社,1988,104頁.
[15] 郭文韜：《中國農業科技發展史略》,中國農業科技出版社,1988,390~393頁.
[16] 向安強：《稻田養魚東漢起源質疑》,《中國農史》,1996年4期.
[17] 遊修齡：《稻田養魚：傳統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典型之壹》,見《中國經濟史論壇》
[18] 遊修齡：《稻田養魚：傳統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典型之壹》,見《中國經濟史論壇》
[19] [美]彼得·考克萊尼斯：《農業的全球化:大米貿易的警示》,陳意新譯,《史學理論研究》,2001年第1期.
[20] 王 寒、唐建軍、謝 堅、陳 欣：《稻田生態系統多個物種***存對病蟲草害的控制》,《應用生態學報》,2007年5月 第18卷第5期.
（作者單位：中國農業博物館研究部）
載《亞洲農業的過去、現在與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