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後”字頭也表明後資本結構理論是對以往資本結構理論的繼承和發展，是同壹財務研究領域思想的壹致延伸。它所追求的是解決現代資本結構理論和新資本結構理論所不能解決的財務問題，而不應視為與現有理論的徹底決裂。因此，盡管我們接受後資本結構理論在某些觀點上對現代資本結構理論和新資本結構理論的批評，但這種批評並不是要完全拋棄現代資本結構理論和新資本結構理論。總的來說，後資本結構理論和新資本結構理論都可以看作是落後於現代資本結構理論並與之相聯系的新理論。無論是資本結構管理控制學派，還是資本結構產品市場學派，後資本結構理論顯然並沒有將其他新資本結構理論學派完全排除在其模型之外，甚至在某些方面回歸到了現代資本結構理論的框架之中。比如大量關於資本結構中信號效應的實證檢驗文獻，如Dann和DeAngelo、Ingersoll、Brennan和Schwartz、Vermaelen、Mikkelson、Partch、Jarrell和Poulsen等，被廣泛用於證明資本結構管理控制學派的主要論點。在這壹點上，後資本結構理論繼承了新資本結構理論的智慧。斯圖爾茨花了很多時間討論資本結構與管理者所持投票權比例的關系，並坦言:“管理者在選擇公司的負債權益比時，盡量權衡負債的邊際成本和收益。”可以看出，斯圖爾茨在這裏又回到了現代資本結構理論的分析套路。
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後資本結構理論在本質上也有局限性。首先，後資本結構理論只是挑戰了現代資本結構理論和新資本結構理論，但沒有辦法推翻新資本結構理論，也無法為資本結構理論重新建立壹個全新的理論框架。與新資本結構理論對現代資本結構理論的多向替代不同，後資本結構理論充其量只是改變了新資本結構理論的視角。其次，雖然後資本結構理論在理論模型上成功挑戰了新資本結構理論，但在經驗證據上對這壹理論挑戰的支持卻非常有限。僅僅依靠麥康奈爾、塞爾瓦斯、陳嘉煒、漢卡、貝爾熱等少數人的實證檢驗，是不可能把資本結構管理控制學派確立為後資本結構理論的代表學派之壹的。與現代資本結構理論和新資本結構理論的豐富經驗證據相比，後資本結構理論的實證檢驗顯然過於單薄。當然，隨著包括資本結構管理控制學派在內的後資本結構理論逐漸被認可和接受，相關的實證檢驗也會發展起來。這是我們要拭目以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