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和羅馬是有專門的歷史學家的，他們完全脫離了史詩創作的概念，成為忠實記錄歷史的人。不過，他們的缺點在於，他們總是在自己的那個時代寫過去的歷史，雖然做到了盡可能的詳細、盡可能的完整，但對於某些傳說和史料，他們不具備考證的能力，所以只能當做傳說。例如，希羅多德《歷史》裏曾經提到中亞地區的故事，現在看來無非是西方人對未知的恐懼的傳說。不過，古希臘羅馬歷史學家的功績在於，奠定了此後歐洲古典歷史學的基礎。希羅多德的《歷史》，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塔西佗《編年史》，因其高超的敘事藝術和盡可能忠實的史料記載，成為了今天的人們研究當年的信史。
羅馬帝國覆滅後，百業雕零，正常的學術被完全打斷，只有基督教教士像寫日記壹樣，記錄著每天每年這個教區發生了什麽。這些花花綠綠的手稿，或荒誕或平白無味，成為了今天對中世紀的人們的生活的最直接的認識。應該說，中古歐洲的許多歷史，都是借著這些大大小小的教士之手，流傳至今的。
等到文藝復興開始，古希臘、羅馬式的歷史學家又重新活躍起來，西方歷史開始向著歷史科學不斷邁進。同時，檔案學和考古學的發展，也使得人們可以有第二條、第三條道路來驗證之前的史書是不是可靠、可信。
就中世紀來說，
寫史的主要就是兩類人：
1. 教會史學家：
代表人物，尊者比德（ Bede Venerabilis ），《英吉利教會史》
都爾主教格裏哥利（ Gregory of Tours ），《法蘭克人史》
弗萊辛主教奧托（ Otto of Freising ），《雙城史》《腓烈特大帝傳》
這批著作自然有教會留存，傳播亦有保障。雖然題目龐雜，但主線無外乎教會創業艱難，亂世中規範秩序、引導歷史功勛卓著。但同時細節也非常充沛，史料價值很高。
2. 宮廷史學家：
愛因哈德（ Einhard ），《查理大帝傳》
阿爾弗雷德大王（Alfred the Great）召集編纂 ，《盎格魯—撒克遜編年史 》
這批著作主觀視角更重壹些，然而史料價值依然很高。
流傳就復雜壹點：
中世紀早起的著作流傳，主要依靠教會。後期即使大學興起……也主要靠教會，因為教會就是最重要的研究機構。
不過主要問題還是題材類型。在奧古斯丁以壹部《上帝之城》給整個中世紀思想史定調以後，教會系統研究和流傳的歷史著作，主要就是以基督教編年為主線的著作。而更早壹點的史料著作則頗不重視，也難免，畢竟早起很多作品從基督教視角來看不僅大放厥詞，還用希臘文寫就。真是食之無味。
而此時大量的早起史料，傳播途徑就是穆斯林和拜占庭了。
主要是穆斯林，西班牙和西西裏的伊斯蘭政權統治者，將大量的希臘拉丁文作品翻譯成阿拉伯文，用於伊斯蘭世界的學術研究和實踐。伊斯蘭世界的擴展和貿易活力，使得文化交流空前活躍。而且這批作品等到文藝復興前夕，講成為歐洲重啟動的核心。這個過程也就是大翻譯運動。比如《高盧戰記》等拉丁著作，希波克拉底的醫學著作，凡是重要的、好使的，統統翻譯。
很多人認為拜占庭在這壹時期也有功績，沒錯，但沒法和穆斯林的貢獻相比，首先是拜占庭已經淪為壹個區域性的國家，交流上沒有什麽動力和活力。其實拜占庭西歐各國的聯系並沒有伊斯蘭和西歐那麽密切，由主要使用希臘文，貢獻有限。
所以大致上，古代著作基本是從伊斯蘭世界繞道傳承下來的，而中世紀基督教會史料則在西歐地區持續產生，最後在文藝復興的時候雙方合流。
必須註意，很多古代文明都有歷史記述的悠久傳統。記述的主體和對象、其關心的問題，可能跟中國古代有非常大的不同。很懷疑史官、信史之類的說法是不是太中國化了。所謂可信度，在當代的理論話語中，似乎無法給出確定的答復。如果意識到歷史是人有意識的書寫，所有歷史都可被視為人為創造。
下面是壹段有關中世紀早期、蠻族歷史書寫的壹段文字。大概可以說明某些問題，並窺見它與中國古代史學的某些差異。
5世紀早期，奧古斯丁和奧羅修斯以這樣的結論——但有某種保留——來處理日耳曼人的問題：教會將福音傳播給所有人民的使命必定是上帝讓日耳曼人闖入羅馬歷史的理由。薩爾維安（Salvian）甚至認為，日耳曼人是上帝用來懲罰腐敗的羅馬世界的工具。這樣的看法有利於日耳曼文化和拉丁文化的融合。
在史學方面，日耳曼人為融入拉丁文化世界付出了沈重代價。他們本來以史詩和故事吟唱著他們昔日的英勇武士和國王們，這是個與拉丁世界大為不同的世界。只要過去仍屬於兩個世界——日耳曼-異教世界和古典-基督教世界，要敘述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的延續性是很困難的。這個時代的歷史學家是教士，他們是各新興王國中受過教育的精英階層的成員。這個群體深受拉丁傳統的浸潤，他們把日耳曼的過去和人類的救贖史——包括羅馬史那壹章——聯系起來。即使對日耳曼各部落寫下同情性文字的歷史學家，他們認可的日耳曼傳統，也僅僅是對聯系這壹傳統與基督教拉丁世界中根基深厚的歷史框架“有用的”部分。這種聯系雖然有害於日耳曼古老的異教口傳文化，但它滿足了連續、穩定、以及征服者和被征服者所意識到的合法性的需要。日耳曼各民族的史詩傳統現在已沒有正式的用途，它們大部分沒有以文字形式記錄下來，但繼續在口頭傳承。這些傳統最終在中世紀的傳奇中找到了其文學表達，而且偶爾也會在歷史中被提及。但在史學領域，正如在別的領域壹樣，融合的過程及其後果仍然帶有種群和地域多樣性的痕跡，這就使得基督教必須不斷重申普遍的人類概念。
489年，東哥特人（Ostrogoths）遷徙到意大利，建立起自己的王國，並立即采取與羅馬世界和解的政策。這壹政策的設計者、國王狄奧多裏克（Theodoric）鼓勵他的行政官員、元老弗拉維烏斯·馬庫斯·奧勒留斯·卡西奧多魯斯（Flavius Marcus Aurelius Cassiodorus）撰寫哥特人的歷史。關於他的作品，我們掌握的只有被後來的歷史學家約爾丹內斯（Jordanes）納入其《哥特人的起源和事跡》（The Origin and Deeds of the Goths）中的內容。這兩位作者都想論證哥特人的高貴及他們與羅馬帝國的聯系。
由於不滿足於頌揚在世的國王們——他（卡西奧多魯斯）可能希望從他們那裏得到獎賞——於是他將哥特人的國王從歲月的塵埃中扒梳出來，他揭示說，阿馬爾（Amal）家族當了七代國王，並證明哥特人的起源是羅馬史的壹部分，他以從廣泛的文獻中擷取的學識之花來點綴自己的論題。[1]
哥特人也與斯基泰人有聯系，後者是個神秘的民族，但希臘人和羅馬人早有關於他們的敘述。卡西奧多魯斯的《年代紀》（Chronicle）中同樣表現出將哥特和羅馬傳統聯系起來的意願，該著透露出這樣的含義：永恒的羅馬現在由日耳曼人來繼承。至於在西班牙建立王國的西哥特人（Visigoths），塞維利亞（Seville）的主教伊西多爾（Isidore）在他關於哥特人、汪達爾人（Vandals）和蘇維匯人（Suevi）的歷史中贊成卡西奧多魯斯和約爾丹內斯的哥特人早期史。伊西多爾強調哥特人起源的高貴，他宣稱，“哥特人是瑪各（Magog）的後代，是雅弗（Japhet，諾亞的壹個兒子）的兒子，看來他們和斯基泰人是同壹源頭，他們在名字上與斯基泰人也沒有很大差別。因為，當壹個字母改動時，另壹個字母就要移位，蓋塔人（Getae）[2]起名字時總像斯基泰人。”[3]
不過，伊西多爾並不想在西哥特人和羅馬帝國之間建立聯系以改進前者的地位。西哥特人有自己獨特的尊嚴和價值。都爾的格裏高利（Gregory of Tours）的《法蘭克人史》（History of Franks）目的不在於崇敬早期法蘭克人，而旨在對他們進行冷靜的評價。當這個“特別的人民”從潘諾尼亞（Pannonia）興起時，他們是優秀的武士，但也是狂暴無知的偶像崇拜者，從其祖先或特征而言完全不是個傑出的人民。直到7世紀的《弗裏德加年代紀》（Chronicle of Fredegar）——很可能是三位作者的作品——才為法蘭克人找到了壹個崇高的起源：特洛伊的祖先。這部編年史復活了伊尼阿斯率領壹批特洛伊人渡海遷往意大利的傳說。這個傳說還認為普裏阿摩斯帶著壹群人遷往馬其頓，有些人在那裏成了菲利普和亞歷山大的祖先，而另壹些人則繼續西行，成為法蘭克人的先祖。
盎格魯-撒克遜人要等到他們找到壹位辯護者時才鞏固了他們的統治，此人就是比德修士。6世紀時，凱爾特修士吉爾達斯（Gildas）認為盎格魯-撒克遜人是破壞者，雖然他把這些人看作上帝懲罰罪孽的布立吞人（Britons，或譯不列顛人）的工具。他在其《不列顛的毀滅》（Ruin of Britain）中追述了羅馬英格蘭的衰落。“他們（羅馬人）走後不久，皮克特人（Picts）和蘇格蘭人（Scots）像炎熱正午從洞穴中湧出來的蠕蟲壹般，從他們的獨木舟上急急忙忙地再次登錄上岸。”[4]處境窘迫的布立吞人因緣請兇猛而不信神的撒克遜人的幫助而註定了自己的厄運，撒克遜人是“為人憎恨”的種族，他們後來成為布立吞人的兇猛對手，繼而成為征服者。比德於731年完成了他的《英格蘭人教會史》（Ecclesiasitcal History of English People，或譯《英格蘭教會史》），作為諾森布裏亞（Northumbria）這個強大的日耳曼王國的居民，他已能較為平靜地看待盎格魯-撒克遜人。這些異教徒雖然兇猛甚至殘暴，但他們也是懲罰罪孽的布立吞人的“正當裁決”的工具，布立吞人沒能讓撒克遜人皈依。但在基督教化完成後，盎格魯人、撒克遜人、朱特人（Jutes）將英格蘭土地上的各族人民統壹在正確的信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