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公十八年》
原文
經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六月，邾人入鄅。秋，葬曹平公。冬，許遷於白羽。
傳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而毛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
三月，曹平公卒。
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
鄭之未災也，裏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裏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於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群屏攝，至於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於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置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欣。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征。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於玄冥、回祿，祈於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吊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六月，鄅人藉稻。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茍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
七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乃簡兵大蒐，將為蒐除。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沖，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
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蔔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手間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啟貪人，薦為弊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仇不可啟，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
譯文
十八年春季，周王朝歷法的二月十五日，周朝的毛得殺死毛伯過，取代了他。萇弘說：“毛得必然逃亡。這壹天正好是昆吾惡貫滿盈的日子，這是由於驕橫的緣故。而毛得在天子的都城以驕橫成事，不逃亡，還等待什麽?”
三月，曹平公去世。
夏季，五月，大火星開始在黃昏出現。初七日，刮風。梓慎說：“這就叫做融風，是火災的開始，七天以後，恐怕要發生火災吧!”初九日，風刮得很大。十四日，風刮得更大。宋國、衛國、陳國、鄭國都發生火災。梓慎登上大庭氏的庫房遠望，說：“這是在宋國、衛國、陳國、鄭國。”幾天以後，四國都來報告火災。裨竈說：“不采納我的意見，鄭國還要發生火災。”鄭國人請求采納他的意見，子產不同意。子太叔說：“寶物是用來保護百姓的。如果有了火災，國家差不多會滅亡。可以挽救滅亡，您愛惜它幹什麽?”子產說：“天道悠遠，人道切近，兩不相關。如何由天道而知人道?竈哪裏懂得天道?這個人的話多了，難道不會偶爾也說中的?”於是就不給。後來也沒有再發生火災。
鄭國還沒有發生火災以前，裏析告訴子產說：“將要發生大的變異，百姓震動、國家差不多會滅亡。那時我自己已經死了，趕不上了。遷都，可以嗎?”子產說：“即使可以，我壹個人不能決定遷都的事。”等到發生火災，裏析已經死了，沒有下葬，子產派三十個人搬走了他的棺材。火災發生以後，子產在東門辭退了晉國的公子、公孫，派司寇把新來的客人送出去，禁止早已來的客人走出賓館的大門。派子寬、子上巡察許多祭祀處所以至大宮。派公孫登遷走大龜，派祝史遷走宗廟裏安放神主的石匣到周廟，向先君報告。派府人、庫人各自戒備自己的管理範圍以防火。派商成公命令司宮戒備，遷出先公的宮女，安置在火燒不到的地方。司馬、司寇排列在火道上，到處救火。城下的人列隊登城。第二天，派野司寇各自約束他們所征發的徒役不散開，郊區的人幫助祝史在國都北面清除地面修築祭壇，向水神、火神祈禱，又在四城祈禱。登記被燒的房屋，減免他們的賦稅，發給他們建築材料。號哭三天，停止開放國都中的市場。派行人向諸侯報告。宋國和衛國也都這樣。陳國不救火，許國不慰問火災，君子因此而知道陳國、許國將先被滅亡。
六月，鄅國國君巡視農奴耕種，邾國軍隊入侵鄅國。鄅國人將要關閉城門。邾國人羊羅把關閉城門人的腦袋砍下，用手提著，就因此進入鄅國，把百姓全都俘虜回去。鄅子說：“我沒有地方回去了。”跟隨他的妻子兒女到了邾國。邾莊公歸還了鄅君的夫人而留下了他的女兒。
秋季，安葬曹平公。去參加葬禮的人見到周朝的原伯魯，跟他說話，發現他不愛學習。回去把情況告訴閔子馬。閔子馬說：“周朝恐怕要發生*了吧!壹定是這種說法很多，然後才影響到當權的人。大夫們擔心丟掉官位而不明事理，又說：‘可以不學習，不學習沒有壞處。’認為沒有壞處就不學習，得過且過，因此就下面駕淩上面，上面廢弛，能不發生*嗎?學習，如同種植壹樣，不學習就如草木壹樣枝葉要墮落，原氏大概要滅亡了吧!”
七月，鄭國的子產因為火災的緣故，大築土地神廟，祭祀四方之神解除災患，救治火災的損失，這是合於禮的。於是精選士兵舉行盛大檢閱，將要進行清除場地。子太叔的家廟在路的南邊，住房在路的北邊，廟寢庭院不大。超過期限三天，他讓清除場地的小工排列在路南廟北，說：“子產經過妳們這裏，下命令趕快清除，就向妳們面對的方向動手拆除。”子產上朝，經過這裏而發怒，清除的人就往南毀廟。子產走到十字路口，讓跟隨的人制止他們，說：“向北方拆除居室，不要拆廟。”
火災發生的時候，子產登上城墻的矮墻頒發武器。子太叔說：“晉國恐怕要來討伐吧?”子產說：“我聽說，小國忘記守禦就危險，何況有火災呢?國家不能被輕視，就因為有防備。”不久，晉國的邊防官吏責備鄭國說：“鄭國有了火災，晉國的國君、大夫不敢安居，占蔔占筮、奔走四處，遍祭名山大川，不敢愛惜犧牲玉帛。鄭國有火災，是寡君的憂慮。現在執事狠狠地頒發武器登上城墻，將要拿誰來治罪?邊境上的人害怕，不敢不報告。”子產回答說：“像您所說的那樣，敝邑的火災，是君王的憂慮。敝邑的政事不順，上天降下火災，又害怕邪惡的人乘機打敝邑的主意，以引誘貪婪的人，再次增加敝邑的不利，以加重君王的憂慮。幸虧沒有滅亡，還可以解釋。如果不幸而被滅亡，君王雖然為敝邑憂慮，恐怕也是來不及了。鄭國如果遭到別國的攻擊，只有希望和投奔晉國，已經事奉晉國了，哪裏敢有二心?”
楚國的左尹王子勝對楚平王說：“許國對於鄭國，是仇敵，而住在楚國的土地上，由此對鄭國無禮。晉國和鄭國正在友好，鄭國如果進攻許國，而晉國幫助他們，楚國就喪失土地了。君王何不把許國遷走?許國不為楚國專有，鄭國正在推行好的政令。許國說：‘那裏是我們原來的都城。’鄭國說：‘那裏是我們戰勝而獲得的城邑。’葉地在楚國，是方城山外邊的屏障土地不能輕視，國家不能小看，許國不能俘虜，仇恨不能挑起，君王還是考慮壹下!”楚王很高興。冬季，楚平王派王子勝把許國遷移到析地，就是原來的白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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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地位
《左傳》的矚目成就，首先在於它是我國第壹部規模宏大而內容詳實的史學鉅編，在古代史學發展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春秋戰國之際，我國文化的發展尚處於早期階段，史學的演進也是如此。就可靠文獻來看，此前先後問世的少量著作，不論是今存《尚書》中的部分編帙，還是各諸侯國編纂的史籍（諸如《春秋》之類）等，內容壹般都比較零散、簡約，載事也往往只是列述壹些綱目。而《左傳》以近二十萬言的規模，全面、系統記載春秋壹代大事，廣泛涉及周王朝和晉、魯、楚、鄭、齊、衛、宋、吳、秦、越、陳等十多個諸侯國，並且屢見追記西周與商殷、甚至有夏以前時期的史實。它采用編年記事的方式，雖然以《春秋》為綱，然而其記事範圍之廣，敘述內容的具體、詳贍，則大大超出了《春秋》。《左傳》的出現，標誌著我國古代史書的編纂步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左傳》為後世所提供的春秋及其以前階段之大量的思想史、經濟史、社會史以及其它學術史的重要資料，是此前或相同時期的任何其它壹部史所難以企及和不能比擬的。它對於公元前八世紀至公元前五世紀壹個重要歷史階段大事的可靠記載，填補了空白，有助於後人對中國古代文明進程的全面了解，彌足珍貴。
作為壹部編纂於兩千多年前的史著，《左傳》另壹引人註目之點，是它在記事中還體現了有積極意義的指導思想和撰寫原則，從而開創了我國古代史書編纂的優良傳統。首先，《左傳》面對紛紜史實敢於秉筆直書，不虛美、不隱惡，所記事件與人物具有很高的歷史真實性。全書對於周王與諸侯、諸侯之間以及諸侯國內部的明爭暗鬥的具體載述，對於此壹時期眾多人物崇高與卑下、光明與醜惡之不同表現的真切敘寫，都體現出壹種真正史家的目光與膽識。班固稱司馬遷為“良史”，其實早自《左傳》，可以說這種“良史”精神已經始發其端了。其次，《左傳》在真實記事的基礎上又表現出壹定的傾向性，不僅在史料取舍或事件的敘述中往往表現出愛憎與臧否的不同態度，而且，還常以“君子曰”形式直接評人論事，或給予譴責，或表示痛惜，或加以贊揚等等。這些評論，有的是作者的“自為之辭”，有的也許是“出自時人”而“為左氏認同”之語，都顯示著鮮明的是非評價，展現了《左傳》作者的史識和史德。再次，《左傳》對歷史人物的褒貶，集中體現了對仁、義、禮、德等道德規範的肯定。由於這類道德觀念大體屬於儒學的範疇，而兩漢以後，儒學被定於壹尊，此道德觀念逐漸融入正統思想，成為傳統文化之相當重要的評價體系，由是決定了後世史家對於《左傳》的上述道德觀也總是持認同和承襲的態度。另外，《左傳》雖未完全否認天命鬼神，卻極力強調人事作為，重視民心向背的重大政治作用，反對“困民之主”，都突出地體現了“以民為本”的思想。發軔於春秋戰國（或稍前）的民本思想，經《尚書》、《左傳》以及《國語》、《孟子》等典籍的推重，不斷得到後世史家的繼承、發揚，形成了貫穿於我國古代史學精神傳統的壹條引人註目的紅線，其積極意義已不限於史學此壹領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