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儒家倫理為主要內涵的中國傳統文化，是人類歷史長河中的重要精神力量。它有過支撐中國傳統文明輝煌發展的千年輝煌，也有過在西學現代化門檻上被新文化運動掃地出門的百年沒落。20世紀下半葉，隨著西方理性文明危機的加深和全球對啟蒙和現代性的反思，儒家文化逐漸開始在中國大陸復興。從20世紀末學術界海外新儒學研究的興起，到本世紀初國學熱的興起，儒家文化在思想理論界重新獲得了重要的歷史地位。在全球化背景下，積極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精神，無論對於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文化軟實力建設，還是對於人類社會應對理性文化的深刻危機，都具有重要意義。然而，目前的儒學和國學熱存在壹些偏見。比如，壹些研究者在反思現代性危機時，全盤否定啟蒙精神的重要歷史作用和價值，而在弘揚中國傳統文化時，卻不顧儒家文化的歷史局限性，全盤肯定，甚至不加分析地加以美化和神化。這種片面的、非歷史的對待中西文化的態度，對於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精神，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升中國文化在國際上的影響力，都是非常有害的。
因此，我們應該通過對現代新儒家和國學熱中各種觀點的具體研究，對各種文化資源和精神進行具體的、全面的、歷史的分析，以促進全球化背景下各種文化精神的積極對話、交流和融合。這種研究對我國市場經濟建設過程中新文化精神的健康形成具有積極意義。
現代性危機與啟蒙反思
啟蒙與現代性是我們這個時代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問題，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怎麽估計也不過分。壹方面，從現代人類歷史的發展來看，啟蒙精神的產生和現代化進程的發展是人類歷史上的重要事件。日益發展的理性文化精神與自然科學的緊密結合，推動了人類社會的不斷加速發展。不僅西方發達國家從啟蒙精神中獲得了巨大的動力，其他發展中國家也在趕超現代化的進程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進步。另壹方面，從現代歷史發展至今的結果來看，啟蒙與現代性的局限性及其發展帶來的負面後果也是人類面臨的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因此，啟蒙反思和現代性批判成為當代人類社會發展的重大課題。從目前的發展形勢來看，無論是發達國家面臨的發展極限，還是發展中國家面臨的發展困境，都進壹步表明，無論是對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來說，啟蒙的反思和現代性的批判都遠未解決，都是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
應該說，自19年底以來，許多思想家都自覺地反思了啟蒙精神的內在局限性，揭示了現代性的危機特征和消極後果。有壹些有影響的當代思想家，如尼采、胡塞爾、海德格爾、盧卡奇、霍克·哈爾莫、阿多諾、福柯和哈貝馬斯。因為這些思想家在接觸到發達的理性文化給當代社會帶來的巨大發展成就的同時，也親身經歷了現代性的危機及其負面後果。因此，他們的啟蒙反思和現代性批判的深度和高度是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理論家難以企及的。然而，西方理論界的啟蒙反思也有其明顯的局限性。雖然當代西方思想家大多反對“西方中心論”或“歐洲中心論”的價值立場，但由於對西方之外豐富的文化資源缺乏了解，以及對自身文化的某種無意識的優越感，他們只是從西方文化資源內部思考啟蒙的局限性和解決問題的出路。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學者，包括現代新儒家、中國學等領域的學者，在對西方啟蒙精神的反思和對現代性的批判上具有壹定的獨特性。他們將西方啟蒙精神之外的壹切豐富的文化精神納入自己的視野，特別是將儒家這壹中國傳統文化資源作為反思啟蒙與現代性的重要參照，從而為更深入、更全面的啟蒙反思與現代性批判開辟了新的視野。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儒家文化底蘊深厚的亞洲國家現代化進程的加快和成功，以及世紀之交中國這樣壹個具有幾千年儒家文化傳統的大國所取得的顯著發展成就，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聯系的可能性引起了更多東西方學者的關註，成為啟蒙反思中具有特殊意義的課題。顯而易見，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聯系的可能性這壹課題的提出和成功回答，不僅對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而且對人類社會的整體發展都將產生非常重大的積極影響。
儒家文化的傳統與現代
現代新儒家的首要文化使命是促進儒學在現代歷史條件下的復興。“所謂‘現代新儒家’，就是承認儒學的基本價值(特別是宋明理學的心性之學)，並在新的時代條件下，面對西方文化的沖擊，創造性地發展它的理論、學派或思潮。”①在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復興儒學，首先要解決的是傳統與現代文化價值觀的沖突，從而解決中國現代性的文化基礎。因此，方克禮先生認為，現代新儒家“以遵循道統、復興儒學為己任，以順從宋明理學(特別是儒家心性之學)為主要特征，力圖以儒學為主體吸收、整合、理解西學，從而為中國的現代化道路尋求壹種學術思想流派，也可以說是壹種文化思潮”。②
從這個意義上說，幾代現代新儒家都註重傳統與現代的關系，體現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就是儒家思想對現代化和現代工業文明的整體適應，就是儒家倫理和文化精神與西方理性啟蒙的融合。新儒家的首批代表人物梁漱溟、熊十力、馬壹浮、張君勱在五四時期提出了復興儒學的歷史使命。他們承認中國文化本身的局限性，但反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出的“全盤西化”和“推翻孔家店”的激進做法。在他們看來，傳統儒家文化在現代仍有價值。我們可以通過發掘中國傳統文化中具有現代意義的精神因素，進而與西方理性文化交流，吸收西方文化的長處，來彌補儒家思想的局限性。因此，他們的主導傾向是推動儒家思想適應現代西方文化價值觀。20世紀50年代以後，第二代現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唐君毅、牟宗三、許等人繼承了第壹代新儒家的基本價值追求，更加明確地提出了“心性之學”應是儒家道統和整個中國文化的基礎，並在中西文化碰撞融合的基礎上，推進“第三代儒學”的發展。他們和第壹代新儒家壹樣，肯定了西方科學民主所代表的現代文化價值，試圖論證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精神與西方現代理性精神的契合和壹致。“現代新儒家提出了‘返本開新’的文化思想，即返本於儒家心性學，開‘新王’——現代科學和民主政治。他們希望把科學知識體系作為“新外王”的物質條件，把民主政治作為“新外王”的重中之重，來豐富中國文化生活的內容。也就是說，儒家的道德理想主義是科學民主的根本，用西方的知識和正道來修正、擴大和發展儒家的王學。”③
20世紀80年代以後，現代新儒家的發展進入了第三代，主要代表人物有、劉、鄭中英、。應該說，在強調儒學的當代價值，促進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理性文化的對話與融合方面，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繼承了前兩代新儒家的價值立場。這壹代新儒家所處的時代發生了許多變化:20世紀70年代以來，亞洲的經濟騰飛和現代化進程的加快引發了對儒家文化價值觀的重新評價；西方發達國家理性文化危機的加深，導致了人們對啟蒙和現代性的批判和反思的深化；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促進了東西方文化和中外文化的交流與碰撞。在此背景下，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進壹步堅定了對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的信心，對西方啟蒙理性和現代性進行了更加深刻的批判。因此，他們在更高的層面上思考傳統與現代、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關系，這使得他們對啟蒙的反思對中國現代文化的轉型更具有借鑒意義。
應該說，在今天的歷史條件下，現代化在全球化歷史進程中的進步與艱難、中國社會的快速發展和中國文化影響力的提升，都使得我們在“復興儒學”問題上的思考更具針對性和現實性:以儒學為核心的古代文化精神能否與現代化接軌？什麽意義上的“可以對接”？什麽意義上的“不能對接”？在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促進人類文化對話的過程中，應該如何合理定位和發揮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作用？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必須充分肯定現代新儒家、漢學家等積極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的理論家們的不懈努力。但是，我們也清醒地認識到，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對接的可能性是壹個非常復雜的問題，迄今為止的研究遠不能令人信服和滿意。實際上，不同的研究者對這個問題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學者主張弘揚儒家文化中的積極因素，以彌補現代理性文化精神和啟蒙價值的缺失；有的學者強調東西方文化、中西文化、更多文化資源之間的對話、交流、互補和借鑒；另壹些學者則簡單地按照“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東”的邏輯，將儒家思想文化與西方啟蒙精神對立起來，主張用儒學的復興取代已經陷入深度危機的西方理性文化。④這種極端觀點在壹些現代新儒家和中國學者中並不少見。
在這個問題上，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杜維明的啟蒙觀的情況比較特殊。應該說，與前兩代新儒家思想家相比，杜維明對全球化的歷史進程和現代性的復雜命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更直接的體驗。因此，他對西方啟蒙思潮的遭遇和儒家文化的當代命運的理解更加全面和包容。壹方面，他對中西文化有著深入的研究，對國際交流有著充分的學術視野，因此他能夠冷靜地判斷儒家思想的當代價值的限度。他在揭示西方理性文化的局限性和消極性時，始終堅持啟蒙的核心價值。同時，他在闡述儒家文化的基本價值時，也沒有忽視其局限性和“陰暗面”。因此，杜維明清醒地認識到，儒家思想文化中缺乏民主等現代文化精神。因此，只有通過現代轉型，才能與西方啟蒙精神和其他文化精神進行文明對話和文化交流，才能對當代人類社會的發展和現代化產生積極影響；(5)另壹方面，盡管杜維明已經意識到，即使儒家文化進行了現代轉型，也不可能取代西方的啟蒙精神，作為獨立的文化資源支撐現代化。然而，杜維明的思想存在著明顯的內在矛盾。雖然他清楚地意識到儒家文化的歷史束縛和內在局限，但他從小就確立的推動儒學復興的使命感，往往使他把儒學理想化，脫離儒家思想文化產生和生存的社會歷史條件，構想“儒學第三次發展”和儒學當代復興的前景，從而強調形成以儒家倫理為支撐的另壹種現代性，壹種不同於西方現代性的現代性。⑥在這種“美好願望”的支配下，不對東亞工業或亞洲現代化的內在文化資源和價值取向進行實證研究，僅從日本、韓國、新加坡等亞洲國家得出東亞是儒家倫理與現代化對接的成功典範，實在難以令人信服。不難看出，上述兩個方面實際上顯示了杜維明啟蒙觀的內在矛盾和沖突。
如何把握儒家文化精神的當代價值
在解決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聯系的可能性時，首先要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從具體的社會歷史條件出發，把握各種文化精神的價值取向和基本指向。特別是關於儒家思想文化，壹定要形成現實的、歷史的、全面的分析和把握，不能不考慮儒家產生和發揮作用的社會歷史條件，就確立“儒家復興”之類籠統的、不切實際的口號和目標。在這個問題上，目前的“國學熱”顯然有壹種在總體上美化傳統儒家文化而不做歷史的、全面的分析的傾向。總的來說，儒家思想賴以生存的社會條件和文化土壤是農業文明、自然經濟和宗法制度，這些在當今世界已經不復存在。再者，儒家的主要目的是維護等級制度和秩序，缺乏現代市場經濟所要求的啟蒙理性和自由、民主、正義等核心價值觀。在這方面，杜維明意識到儒家文化缺乏民主價值取向，但他認為儒家文化包含正義等核心價值，這是壹種膚淺而不準確的解讀。正如張希欽所指出的，中國古代思想文化中的所謂“公平”和“正義”，是建立在維護等級和等級秩序的基礎上的。“中國古代思想家在維護封建制度和等級不平等的前提下，追求和實現正義和公平。在古代，即使是最公正公平的人，也無法突破階級壓迫和封建剝削的大格局。”⑦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從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出發，全面復興儒學，實現“儒學的第三次發展”，期望儒家倫理支撐壹種獨特的現代性，是不現實的。張希欽指出:“總之，中國古代的農業文明和宗法社會結構是傳統儒學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社會基質。近代以來，中國歷史發生了歷史性轉折，中國古代社會經歷了艱難曲折的轉型。社會生活和價值觀念的方方面面都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傳統儒家思想的主流和主導地位必將終結。”鮑尊新還強調，不可能整體地、全面地復興儒學，因為它的基本價值與現代文化的價值是不相容的。他指出，現代新儒家把儒家文化的外在王變得更強大、更靈活，使之既能容納科學，又能容納民主，這是不準確的。在他看來，“強”與“弱”是對當今文化價值體系的評價。從傳統文化本身來看，它們與其價值體系是完全壹致的。新儒家既然肯定“內聖”的地位不可改變，其實是想維護傳統文化的價值體系，而當今時代要求的新外王就是科學和民主政治。“如果儒家傳統價值體系不變，科學和民主如何能在中國文化中紮根？即使有了科學和民主，它們又怎麽能有效地發揮作用呢？新儒家試圖不觸及傳統文化價值體系，將科學和民主作為“外來王”納入中國文化，認為這樣可以實現儒家思想的現代轉型。是不是很幼稚？他們得到的不過是壹個泡沫。”⑨
這樣判斷儒家文化的社會歷史定位，並不是對中國傳統文化持完全否定和悲觀的態度。相反，只有擺脫整體復興傳統儒學或使其取代現代啟蒙精神拯救人類的不切實際的幻想，才能真正紮紮實實地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發揮儒家文化精神中優秀元素的當代價值。要做到這壹點，必須確立理論基礎:第壹，弘揚傳統文化不是把傳統儒學搬到今天去復活，而是塑造當代中國的現代文化精神和價值觀。十八大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概括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其中尤為突出。第二，對儒家文化倫理的重視，並不是要使其成為刺激和推動現代市場經濟社會發展的文化動力機制，而是要使其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充分發揮文化平衡機制或制約機制的作用，修復啟蒙理性和現代性的負面後果，並對其形成合理的價值約束。第三，我們重視儒家文化與現代化的“對接”和內在聯系，不是要用它來取代或否定啟蒙精神，不是要用儒家倫理來支撐壹個與西方啟蒙精神完全不同的現代性，而是要在全球化背景下積極推動文化交流和文明對話，創造壹種有益於人類社會發展的新文化精神。從這個意義上說，杜維明的許多探索對我們的啟蒙反思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