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國、依法治國、依法治國共同推進，這才是真正的法律；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才是真正的法治。無論是經濟改革還是政治改革，法治都可謂先行者，其重要性怎麽強調都不為過。
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既是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客觀要求，也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確保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保證。
法治和人治是根本對立的，是不同的治國理念。人治強調個人權力淩駕於法律之上，而法治觀念則恰恰相反。要法治，不要人治。要人治，就沒有法治。但需要強調的是，國家對法治的依賴並不意味著不依賴於人的力量和作用，因為再好的法律和制度也需要人去實現和執行。但是，“人的作用”和“人治”不能劃等號，它們是根本不同的概念。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法治由兩部分組成，即形式意義上的法治和實質意義上的法治，二者是統壹的。形式意義上的法治，強調的是“依法治國”和“依法辦事”的治國方式、制度和運行機制。法治本質上強調“法律至上”、“法律服從”、“制約權力”、“維護權利”的價值觀、原則和精神。法治的形式意義應當體現法治的價值、原則和精神，法治的實質意義也必須通過法律的形式制度和運行機制來實現，二者缺壹不可。
法治以民主自由為基礎，需要民主的力量，但我們的法治似乎是由政府發起和推動的，民眾似乎處於旁觀者的地位，表現出“被動”和“冷漠”。在理論上，如何證明當前推進法治方式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在法治實踐中確實缺乏官民之間的有效“互動”。冷靜思考和分析觀察“法治”的現狀，我們不難發現現實中這種“互動”的缺失。主要原因是人們不知道自己的權利，知道不去實施，實施的不徹底，導致了21世紀初的這個結果。義務教育結束後，人們仍然不重視法治介紹課程，法治觀念難以深入人心。它使得法治的推進似乎是由政府發起和推動的，而民眾似乎處於旁觀者的地位，表現出“被動”和“冷漠”。
所謂“三治三治”，就是“治國不治國”、“治外不治國”、“治民不治官”。是壹種錯誤的說法，因為我國的立法權屬於全國人大，而不屬於所謂的“上級”、“外部”、“官方”，所以這種說法不符合實際情況。這種情況在省、市、縣、鄉、村依法治理的過程中也體現得淋漓盡致，不會因為違法者的身份而得到縱容。行政機關沒有立法權，但行政權確實影響司法。通過各種行政權力對司法權的影響，擴大其職能，實現其效力。近年來，輿論作為第四種權利出現，掌握輿論資源的人越來越多地通過各種輿論壓力影響司法權，使得輿論資源的擁有者和行政權的擁有者成為共同影響司法權的人。這種基於“官本位”或“輿論第四權”理念的片面“法治”，嚴重背離了法治的精神和原則。而普通大眾則處於“被動”地位，既不能有效客觀獲取正確信息，在行動上幹預國家法治實踐，也不能在主觀上正確判斷，更談不上參與和評價。深層原因在於，人治思想和權力本位思想在相當多的領域仍然存在。特別是中央提出依法治國的口號後，各級黨委政府相繼提出了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縣甚至依法治校、依法治村的口號。這種形式主義的做法逐漸失去了依法治國的內涵和精神，最終演變為依法治民的政治治理觀。在他們眼中，仍然認為依法治國就是依法治國，存在著法律只對普通人適用的固有偏見，從而形成了法治的表面現象，其真正內涵沒有被深刻理解並內化為牢固的信念、外化為行動。所以“依法治國”只是理解為根據大量有理有據的規則、政策、法律來治國、治人。這種“葉公·龍浩”式的法治觀念是法治的非理性表現，是尚未徹底清算的傳統專制主義、人治和男權意識形態的典型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