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政府竭力控制和壓迫商人階層。這是中國社會和西方社會最根本也是最顯著的區別。在西方，資產階級由於所處社會的多樣性，從壹開始就享有相當大的自主權；此外，這種自主性隨著時間的推移壹直在增長。在中國，確實存在壹個相應的商人階層，他們只是在宋代享受到了真正商業革命的好處。此外，中世紀的重大技術發明大多來自中國。然而，與西方不同，商業革命和技術進步並沒有給中國帶來徹底改變社會的革命性影響。根本原因是中國歷史的連續性，即隋朝本質上是漢朝的延續，唐宋是隋朝的延續，以此類推，不斷延續，直到1912年帝國歷史的終結。因此，以理學為精神支柱的傳統官僚貴族統治集團，吞噬了新技術和經濟發展的作用。但是在西方，羅馬帝國滅亡後沒有後繼者。相反，壹個新的復雜多樣的文明出現了；在這裏，火藥、指南針、印刷術和遠洋輪船沒有被埋沒，而是被充分利用，首先對歐洲，然後是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世界產生了爆炸性的影響。
這種爆發性的影響力在中國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這裏的帝國機構太過封閉和束縛。例如，中國的商人和實業家通常加入由大師領導的地方行會，但這些行會的大師需要得到政府的認證，並受命負責每個行會成員的運作。托運人也在港務主任的領導下組織起來，港務主任也向政府負責。更重要的是，政府壟斷了許多供朝廷和行政機構消費的商品的生產和分配，包括武器、紡織品、陶器、皮革制品、服裝和酒。此外，政府完全控制了鹽和鐵等所有人民必需的基本商品的生產和分配。這些限制剝奪了華商成為不受約束的企業家的機會，使經濟失去了自由發展的可能；同時也助長了官員的腐敗墮落，因為朝廷官員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權地位操縱國家壟斷商品謀取私利。
中國統治集團的另壹項內部限制政策是大力反對外商。在歐洲人到來之前，中國移民移居到了東南亞。在菲律賓，西班牙人可能任何時候都沒有中國人多。1603年，西班牙殖民地馬尼拉建立32年後，這裏大約有2萬中國人，而西班牙人口只有10000左右。這些中國人實際上控制了殖民地的經濟生活，並將他們的控制擴展到這個群島的其他島嶼。就是這壹年，1603，馬尼拉的中國人遭遇屠殺；然而，鄰近大陸福建省的壹名官員原諒了這場屠殺，並譴責所有海外的中國人是祖先墳墓的叛徒，不值得皇帝關註。馬尼拉的中國人和他們在東南亞的中國同胞仍然經常以這種方式被屠殺。同樣，1712年，皇帝頒布詔書，禁止中國人在東南亞經商定居。五年後，另壹項法令允許在國外定居的中國人回國，而不用擔心受到懲罰。1729年，又頒布了壹項法令，規定了回國的具體日期，逾期未歸的海外中國人將不得回國。這與西方國家形成了多麽鮮明和驚人的對比；西方國家很快積極開辟海外殖民地，建立貿易公司，甚至準備用武力捍衛這些事業，抵禦任何威脅。
在15世紀初不尋常的歷史中，明朝的海運業以其卓越的技術和驚人的規模，清楚地證明了中國在世界海運業中的領先地位。然而，皇帝禁止進壹步的海外探險，並強迫立即執行這壹命令。這是中國對海外活動消極態度的最清晰、最顯著的表現。
第四，西方文明的發展
西方文明的發展與東方有很大不同。東方文明根深蒂固，東方帝國組織滲透廣泛。絕不允許技術發明破壞傳統制度和習俗。與西方文明不同，技術發明並不用於世界範圍的探索、貿易和帝國建設。這種巨大差異的基礎在於新西方文明的獨特性；它復雜多樣，適應性強，擺脫了束縛歐亞大陸所有其他文明的傳統枷鎖。結果，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這種變化不僅改變了西方，而且在革命新社會強大的擴張主義到來的時候，也像培根預言的那樣，改變了整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