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古時指讀書人，也是指中國古代文人知識分子的集體。他們學習知識，傳播文化，對國君的政治尊重, 學術方式，在道和國君之間旋轉。他們是國家政治的參與者，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者和繼承人。士是只有在中國古代才有的特殊身份，是中華文明獨有的精英社會群體。
士的階層很早就出現了。西周、春秋時代，士，在政治上居於卿大夫與庶民之間，處於貴族的最低層，幾與庶人相接；在宗法上，大夫臣士，士依附於卿大夫，不得有僭越之舉；在經濟上，士有壹定數量的“食田”。
祿足以代其耕，可以不勞而食；在文化上，士受過禮、樂、射、禦、書、數等多種教育。他們的社會職業因而是多樣化的，或充任武士，或作卿大夫的邑宰、家臣，或在天子、諸侯的宮廷和基層行政機構中擔任壹般職事官。
春秋中後期，士作為壹個社會等級逐步解體。由於禮崩樂壞、宗法制松弛以至於瓦解，士失去了生活保障，除了六藝知識，已經壹無所有；另壹方面，士在失去“鐵飯碗”的同時，也擺脫了宗法制的束縛，不再受卿大夫的役使，獲得了較大的人身自由。
而大國爭霸的政治需要，使得各諸侯國爭相“尚賢”“使能”，從而刺激了社會對智能、知識的需求急劇增長；以傳播文化與政治知識為主的私學在這壹時期大量湧現，不僅培養出大批文化人，而且形成“不爭輕重尊卑貴賤，而爭於道”的文化理念。種種歷史機緣的遇合，促成了士人的崛起。
擴展資料：
中國古代士大夫階層的產生：
周朝政治文化主要為樂師和史官。經過長期演變，在戰國時期，樂師變成了儒生，史官變成了吏，這兩個代表儒家和法家的群體長期存在這尖銳的矛盾。秦始皇統壹天下以後，堅守法治，專用文吏也就是刀筆吏。
曾經秦始皇也想過兼用儒法兩家，甚至給了儒家以優厚的待遇，可是儒家頑固不化，壹心要復古制。秦始皇終其耐心也沒有完成儒家法家的融合。儒家遭到了嚴重打擊，秦帝國不久也以滅亡而告終。
之後漢高祖建立了大漢帝國，因為劉邦對儒家不甚喜歡，因此儒家在漢初也沒有得到重用，此時的帝國統治階層依舊是秦時所用的文吏。
直到漢武帝時期的獨尊儒術，儒家才正式登上了歷史舞臺。自此漢帝國的政治體系為儒法兼用，外儒內法。可即便這樣，儒法沖突依舊激烈，這體現在西漢政治的方方面面，比如鹽鐵論上儒法鬥爭的短兵相接。
直到西漢末年，王莽的橫空出世，他立誌做壹個大儒，精心修習儒家詩書禮樂，在他當政之後，文吏徹底成為帝國的陪襯，儒生成為了帝國的核心。這時他們終於可以去創造自己那個不切實際理想化的王國了，而王莽新政實際上就是漢儒長期復古改制的產物。
而最終，儒家夢想中的新政結果就是帝國崩潰、哀鴻遍野、戰亂四起。最終新莽政權也以極快的速度走向滅亡。東漢時期，帝國的統治階層又變成了重文吏而輕儒生。儒生階層痛定思痛徹底反思，之後直到東漢末年出現了大量的儒生文吏化，文吏儒生化。
此時的儒生和文吏基本達到了融合繼而形成了後來的士大夫階層。直到魏晉時期，選官制度也由原來的分途擇選變成了只看經學不看文法了，當然前提是儒生文吏化。
從原來的執法之吏，不窺先王之典，縉紳之儒，不通律令之要到後來的吏服訓雅，儒通文法。幾百年的融合之路，真可謂長路漫漫啊。
秦和新莽的滅亡切實的證明了儒法的缺壹不可。儒法註定要從分化沖突走向融合。官員也要高學歷，學者也可走仕途，這就是中國兩千年來獨具特色的士大夫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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