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最初是通過傳教士來了解中國的。明清之際的傳教士向西方介紹中國文化所產生的影響在中國和西方的著作中已經有了充分的研究。值得思考的是：為什麽
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使命會壹再落在傳教士們的肩頭。這事實上是和西方特定的社會結構相聯系的。中世紀以來的教會壹直是歐洲學術文化的中心。教會建立和控制
各種學校，壹直到近代都是歐洲壹種根深蒂固的傳統。教育和宗教、科學和宗教經常在同壹個機構中成長和發展、沖突和鬥爭。資產階級革命以後，這種情況仍然部
分地保留下來。美國直到19世紀末，大部分大學都是由教會創辦的。可見教會與教育學術關系之密切了。法國學者戴密微（Paul Demieville
）評論利瑪竇等的活動時說“這種研究的目的不僅僅在於徹底地了解中國以便更好地使它歸化，而同時還有壹種完全是科學方面的目的，這就是推動更透徹地認識中
國，這並不是為了有益於中國，而是使歐洲受益。”⑴歐洲徹底地認識中國是否也對中國有益，這是壹個非常復雜的問題。但至少在這裏我們看到的是傳教士充當了
漢學研究的先驅，而在當時的條件下也只有到中國的傳教士可以擔當起這個歷史的任務。 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中國近代史上。19世紀開始，隨著
歐洲和北美工商業的發展，通商貿易、殖民擴張成為當時世界的潮流，更多的傳教士梯山航海赴東洋。中國再度成為傳教士寫作的主題。如果說明清之際傳教士關於
中國的研究著作還能數得過來的話， 那麽晚清傳教士有關中國的著述已經多得不計其數了。 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統計了1867年在華的338名傳教士的出版物，其中僅以中文發表的就有787種⑵。傳教士成為多產的寫作者，
擔當了向西方社會介紹中國文化的角色。毫無疑問，早期傳教士對中國社會文化的研究，有許多不利的條件。第壹，起初，他們大多數人對中國的語言文字所知不
多，其中有壹些例外，如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被稱為當時歐洲最通曉中文的人材。
理雅各（JamesLegge）“深通中國文字”；郭士立（Charles
Gutzaff）擅長中文且能講官話和幾種方言。但是學好中文畢竟不是壹件容易的事。時人稱他們用中文寫的東西“詞義不可甚曉”。馬禮遜自己承認中文知識
有限。在這種條件下要完全理解中文資料顯然是有困難的。第二，他們是外國人，是在基督教文化的熏陶下成長起來的，要洞察有幾千年歷史、包含了儒佛道多種因
子的中國文化的精妙之處是不容易的。第三，他們是在資本主義文化蒸蒸日上的時代來到中國的，心理上強烈的優越感，使他們在觀察東方時自覺或不自覺地產生某
種程度的偏見，把壹孔之見誇張為普遍結論。但是，作為冷眼旁觀的外來人，他們的研究也有顯然的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