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客為主的原意是：客人反過來成為主人。比喻變被動為主動。在論辯賽中，被動是賽場上常見的劣勢，也往往是敗北的先兆。論辯中的反客為主，通俗他說，就是在論辯中變被動為主動。下面，本文試以技法理論結合對實際辯例的分析，向大家介紹幾種反客為主的技巧。
（壹）借力打力
武俠小說中有壹招數，名叫"借力打力"，是說內力深厚的人，可以借對方攻擊之力反擊對方。這種方法也可以運用到論辯中來。
例如，在關於"知難行易"的辯論中，有這麽壹個回合：
正方：對啊！那些人正是因為上了刑場死到臨頭才知道法律的威力。法律的尊嚴，可謂"知難"哪，對方辨友！（熱烈掌聲）
當對方以"知法容易守法難"的實例論證於知易行難"時，正方馬上轉而化之從："知法不易"的角度強化己方觀點，給對方以有力的回擊。扭轉了被動局勢。
這裏，正方之所以能借反方的例證反治其身，是因為他有壹系列並沒有表現在口頭上的、重新解釋字詞的理論作為堅強的後盾：辯題中的"知"，不僅僅是"知道"的"知"．更應該是建立在人類理性基礎上的"知"；守法並不難，作為壹個行為過程，殺人也不難，但是要懂得保持人的理性，克制內心滋生出惡毒的殺人欲望，卻是很難。這樣，正方寬廣、高位定義的"知難"和"行易"借反方狹隘、低位定義的"知易"和"行難…的攻擊之力，有效地回擊了反方，使反方構建在"知"和"行"表淺層面上的立論框架崩潰了。
（二）移花接木
剔除對方論據中存在缺陷的部分，換上於我方有利的觀點或材料，往往可以收到"四兩撥千斤"的奇效。我們把這壹技法喻名為"移花接木"。例如．在《知難行易》的論辯中曾出現過如下壹例：
反方：古人說"蜀遭難，難於上青天"，是說蜀道難走，"走"就是"行"嘛！要是行不難，孫行者為什麽不叫孫知者？
正方：孫大聖的小名是叫孫行者，可對方辯友知不知道，他的法名叫孫悟空，"悟"是不是"知"？
這是壹個非常漂亮的"移花接木"的辯例。反方的例證看似有板有眼，實際上有些牽強附會：以"孫行者為什麽不叫孫知者"為駁難，雖然是壹種近乎強詞奪理的主動，但畢竟在氣勢上占了上風。正方敏銳地發現了對方論據的片面性，果斷地從"孫悟空"這壹面著手，以"悟"就是"知"反詰對方，使對方提出關於"孫大聖"的引證成為抱薪救火、惹火燒身。
移花接木的技法在論辯理論中屬於強攻，它要求辯手勇於接招，勇於反擊，因而它也是壹種難度較大、對抗性很高。說服力極強的論辯技巧。誠然，實際臨場上雄辯滔滔，風雲變幻，不是隨時都有"孫行者""孫悟空"這樣現成的材料可供使用的，也就是說，更多的"移花接木"。需要辯手對對方當時的觀點和我方立場進行精當的歸納或演繹。
比如，在關於"治貧比治愚更重要"的論辯中，正方有這樣壹段陳詞："…對方辯友以迫切性來衡量重要性，那我倒要告訴您，我現在肚子餓得很，十萬火急地需要食物來充饑，但我還是要辯下去，因為我意識到論辯比充饑更重要。"話音壹落，掌聲四起。這時反方從容辯道："對方辯友，我認為’有飯不吃’和’無飯可吃’是兩碼事……"反方的答辯激起了更熱烈的掌聲。正方以"有飯不吃"來論證貧困不足以畏懼和治愚的相對重要性，反方立即從己方觀點中歸納出"無飯可吃"的旨要，鮮明地比較出了兩者本質上的天差地別，有效地扼制了對方偷換概念的傾向。
（三）順水推舟
表面上認同對方觀點，順應對方的邏輯進行推導，並在推導中根據我方需要，設置某些符合情理的障礙，使對方觀點在所增設的條件下不能成立，或得出與對方觀點截然相反的結論。
例如，在"愚公應該移山還是應該搬家"的論辯中：
反方：……我們要請教對方辨友，愚公搬家解決了困難，保護了資源，節省了人力、
財力，這究竟有什麽不應該？
正方：愚公搬家不失為壹種解決問題的好辦法，可愚公所處的地方連門都難出去，家又怎麽搬？……可見，搬家姑且可以考慮，也得在移完山之後再搬呀！
神話故事都是誇大其事以顯其理的，其精要不在本身而在寓意，因而正方絕對不能讓反方迂旋於就事論事之上，否則，反方符合現代價值取向的"方法論"必占上手。從上面的辯詞來看，反方的就事論事，理據充分，根基紮實，正方先順勢肯定"搬家不失為壹種解決問題的好辦法"，既而均人"愚公所處的地方連門都難出去"這壹條件，自然而然地導出"家又怎麽搬"的詰問，最後水到渠成，得出"先移山，後搬家"的結論。如此壹系列理論環環相扣。節節貫穿，以勢不可當的攻擊力把對方的就事論事打得落花流水，真可謂精彩絕倫！
（四）正本清源
所謂正本清源，本文取其比喻義而言，就是指出對方論據與論題的關聯不緊或者背道而馳，從根本上矯正對方論據的立足點，把它拉人我方"勢力範圍"，使其恰好為我方觀點服務。較之正向推理的"順水推舟"法，這種技法恰是反其思路而行之。
例如，在"跳槽是否有利於人才發揮作用"的論辯中，有這樣壹節辯詞：
正方：張勇，全國乒乓球錦標賽的冠軍，就是從江蘇跳槽到陜西，對方辯友還說他沒有為陜西人民作出貢獻，真叫人心寒啊！（掌聲）
反方：請問到體工隊可能是跳槽去的嗎？這恰恰是我們這裏提倡的合理流動啊！（掌聲）對方辨友戴著跳槽眼鏡看問題，當然天下烏鴉壹般黑，所有的流動都是跳槽了。（掌聲）
正方舉張勇為例，他從江蘇到陜西後，獲得了更好地發展自己的空間，這是事實。反方馬上指出對方具體例證引用失誤：張勇到體工隊，不可能是通過"跳槽"這種不規範的人才流動方式去的，而恰恰是在"公平、平等、競爭、擇優"的原則下"合理流動"去的，可信度高、說服力強、震撼力大，收到了較為明顯的反客為主的效果。
（五）釜底抽薪
刁鉆的選擇性提問，是許多辯手慣用的進攻招式之壹。通常，這種提問是有預謀的，它能置人於"二難"境地，無論對方作哪種選擇都於己不利。對法是，從對方的選擇性提問中，抽出壹個預設選項進行強有力的反詰，從根本上挫敗對方的銳氣，這種技法就是釜底抽薪。
例如，在"思想道德應該適應（超越）市場經濟"的論辯中，有如下壹輪交鋒：
反方：…我問雷鋒精神到底是無私奉獻精神還是等價交換精神？
正方：…對方辨友這裏錯誤地理解了等價交換，等價交換就是說，所有的交換都要等價，但並不是說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交換，雷鋒還沒有想到交換，當然雷鋒精神談不上等價了。（全場掌聲）
反方：那我還要請問對方辯友，我們的思想道德它的核心是為人民服務的精神，還是求利的精神？
正方：為人民服務難道不是市場經濟的要求嗎？（掌聲）
第壹回合中，反方有"請君人甕"之意，有備而來。顯然，如果以定勢思維被動答問，就難以處理反方預設的"二難"：選擇前者，則剛好證明了反方"思想道德應該超越市場經濟"的觀點；選擇後者，則有背事實，更是謬之千裏。但是，正方辯手卻跳出了反方"非此即彼"的框框設定，反過來單刀直人，從兩個預設選項抽出"等價交換"，以倒樹尋根之勢徹徹底底地推翻了它作為預設選項的正確性，語氣從容，語鋒犀利，其應變之靈活、技法之高明，令人嘆為觀止！
當然，辯場上的實際情況十分復雜，要想在論辯中變被動為主動，掌握壹些反客為主的技巧還僅僅是壹方面的因素，另壹方面，反客為主還需要仰仗於非常到位的即興發揮，而這壹點卻是無章可循的。
（六）攻其要害
在辯論中常常會出現這樣的情況：雙方糾纏在壹些細枝末節的問題、例子或表達上爭論不休，結果，看上去辯得很熱鬧，實際上已離題萬裏。這是辯論的大忌。壹個重要的技巧就是要在對方壹辯、二辯陳詞後，迅速地判明對方立論中的要害問題，從而抓住這壹問題，壹 攻到底，以便從理論上徹底地擊敗對方。如“溫飽是談道德的必要條件”這壹辯題的要害是 ：在不溫飽的狀況下，是否能談道德？在辯論中只有始終抓住這個要害問題，才能給對方以致命的打擊。在辯論中，人們常常有“避實就虛”的說法，偶爾使用這種技巧是必要的。比如，當對方提出壹個我們無法回答的問題時，假如強不知以為知，勉強去回答，不但會失分 ，甚至可能鬧笑話。在這種情況下，就要機智地避開對方的問題，另外找對方的弱點攻過去 。然而，在更多的情況下，我們需要的是“避虛就實”，“避輕就重”，即善於在基本的、 關鍵的問題上打硬仗。如果對方壹提問題，我方立即回避，勢必會給評委和聽眾留下不好的印象，以為我方不敢正視對方的問題。此外，如果我方對對方提出的基本立論和概念打擊不力，也是很失分的。善於敏銳地抓住對方要害，猛攻下去，務求必勝，乃是辯論的重要技巧。
（七）利用矛盾
由於辯論雙方各由四位隊員組成，四位隊員在辯論過程中常常會出現矛盾，即使是同壹 位隊員，在自由辯論中，由於出語很快，也有可能出現矛盾。壹旦出現這樣的情況，就應當 馬上抓住，竭力擴大對方的矛盾，使之自顧不暇，無力進攻我方。比如，在與劍橋隊辯論時 ，劍橋隊的三辯認為法律不是道德，二辯則認為法律是基本的道德。這兩種見解顯然是相互矛盾的，我方乘機擴大對方兩位辯手之間的觀點裂痕，迫使對方陷入窘境。又如對方壹辯起先把“溫飽”看作是人類生存的基本狀態，後來在我方的淩厲攻勢下，又大談“饑寒”狀態 ，這就是與先前的見解發生了矛盾，我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對方於急切之中，理屈詞窮，無言以對。
（八）“引蛇出洞”
在辯論中，常常會出現膠著狀態：當對方死死守住其立論，不管我方如何進攻，對方只用幾句話來應付時，如果仍采用正面進攻的方法，必然收效甚微。在這種情況下，要盡快調整進攻手段，采取迂回的方法，從看來並不重要的問題入手，誘使對方離開陣地，從而打擊對方，在評委和聽眾的心目中造成轟動效應。 在我方和悉尼隊辯論“艾滋病是醫學問題，不是社會問題”時，對方死守著“艾滋病是由HIV病毒引起的，只能是醫學問題”的見解，不為所動。於是，我方采取了“引蛇出洞” 的戰術，我方二辯突然發問：“請問對方，今年世界艾滋病日的口號是什麽？”對方四位辯手面面相覷，為不致於在場上失分太多，對方壹辯站起來亂答壹通，我方立即予以糾正，指出今年的口號是“時不我待，行動起來”，這就等於在對方的陣地上打開了壹個缺口，從而瓦解了對方的堅固的陣線。
（九）“李代桃僵”
當我們碰到壹些在邏輯上或理論上都比較難辯的辯題時，不得不采用“李代桃僵”的方法，引入新的概念來化解困難。比如，“艾滋病是醫學問題，不是社會問題”這壹辯題就是很難辯的，因為艾滋病既是醫學問題，又是社會問題，從常識上看，是很難把這兩個問題然分開的。因此，按照我方預先的設想，如果讓我方來辯正方的話，我們就會引入“社會影 響”這壹新概念，從而肯定艾滋病有壹定的“社會影響”，但不是“社會問題”，並嚴格地確定“社會影響”的含義，這樣，對方就很難攻進來。後來，我們在抽簽中得到了辯題的反方，即“艾滋病是社會問題，不是醫學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完全否認艾滋病是醫學問題，也會於理太悖，因此，我們在辯論中引入了“醫學途徑”這壹概念，強調要用” 社會系統工程”的方法去解決艾滋病，而在這壹工程中，“醫學途徑”則是必要的部分之壹 。這樣壹來，我方的周旋余地就大了，對方得花很大力氣糾纏在我方提出的新概念上，其攻擊力就大大地弱化了。 “李代桃僵”這壹戰術之意義就在於引入壹個新概念與對方周旋，從而確保我方立論中 的某些關鍵概念隱在後面，不直接受到對方的攻擊。
辯論是壹個非常靈活的過程，在這壹過程中，可以施展的技巧的壹些比較重要的技巧。 經驗告訴我們，只有使知識積累和辯論技巧珠聯璧合，才可能在辯論賽中取得較好的成績。
（十）緩兵之計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可以見到如下情況：當消防隊接到求救電話時，常會用慢條斯理的口氣來回答，這種和緩的語氣，是為了穩定說話者的情緒，以便對方能正確地說明情況。又如，兩口子爭吵，壹方氣急敗壞，壹方不焦不躁，結果後者反而占了上風。再如，政治思想工作者常常采用“冷處理”的方法，緩慢地處理棘手的問題。這些情況都表明，在某些特定的場合，“慢”也是處理問題、解決矛盾的好辦法。論辯也是如此，在某些特定的論辯局勢下，快攻速戰是不利的，緩進慢動反而能制勝。
例如，1940年，丘吉爾在張伯倫內閣中擔任海軍大臣，由於他力主對德國宣戰而受到人們的尊重。當時，輿論歡迎丘吉爾取代張伯倫出任英國首相，丘吉爾也認為自己是最恰當的人選。但丘吉爾並沒有急於求成而是采取了“以慢制勝”的策略。他多次公開表示在戰爭爆發的非常時期，他將準備在任何人領導下為自己的祖國服務。
當時，張伯倫和保守黨其他領袖決定推舉擁護綏靖政策的哈利法克斯勛爵作為首相候選人。然而主戰的英國民眾公認在政壇上只有丘吉爾才具備領導這場戰爭的才能。在討論首相人選的會議上，張伯倫問：“丘吉爾先生是否同意參加哈利法克斯領導的政府？”能言善辯的丘吉爾卻壹言不發，足足沈默了兩分鐘之久。哈利法克斯和其他人明白，沈默意味著反對。壹旦丘吉爾拒絕入閣，新政府就會被憤怒的民眾推翻。哈利法克斯只好首先打破沈默，說自己不宜組織政府。丘吉爾的等待終於換來了英國國王授權他組織新政府。
再舉壹例，在某商店裏，壹位顧客氣勢洶洶找上門來，喋喋不休地說：“這雙鞋鞋跟太高了，樣式也不好……”商店營業員壹聲不吭，耐心地聽他把話說完，壹直沒打斷他。等這位顧客不再說了，營業員才冷靜地說：“您的意見很直爽，我很欣賞您的個性。這樣吧，我到裏面去，再另行挑選壹雙，好讓您稱心。”“如果您不滿意的話，我願再為您服務。”這位顧客的不滿情緒發泄完了，也覺得自己有些太過分了，又見營業員是如此耐心地回答自己的問題，也很不好意思。結果他來了個180°的大轉彎，稱贊營業員給他新換的實際上並無太大差別的鞋，說：“嘿，這雙鞋好，就像是為我訂做的壹樣。”營業員以慢對快，以冷對熱，讓顧客把怒氣宣泄出來，達到了心理平衡，化解了這壹場糾紛。
從上面的例子中，我們可以概括出在論辯中要正確使用“以慢制勝”法，至少要註意以下三點：
其壹，以慢待機 後發制人
俗話說：“欲速則不達。”在時機不成熟時倉促行事，往往達不到目的。論辯也是如此，“慢”在壹定條件下也是必須的。“以慢制勝”法實際上是論辯中的緩兵之計，緩兵之計是延緩對方進兵的謀略。當論辯局勢不宜速戰速決，或時機尚不成熟時，應避免針尖對麥芒式的直接交鋒，而應拖延時間等待戰機的到來。壹旦時機成熟，就可後發制人，戰勝論敵。如第壹例中，丘吉爾在時機不成熟時，不急於成功，以慢待機。在討論首相人選的關鍵時刻，以沈默表示反對，最終贏得了勝利。
其二，以慢施謀 以弱克強
“以慢制勝”法適用於以劣勢對優勢、以弱小對強大的論辯局勢。它是弱小的壹方為了戰勝貌似強大的壹方而采取的壹種謀略手段。“慢”中有計謀，緩動要巧妙。這裏的“慢”並非反應遲鈍，不擅言辭的同義語，而是大智若愚、大辯若訥的雄辯家定計施謀的法寶之壹。如第壹例中，丘吉爾面對張伯倫的追問，裝聾作啞，拖延時間，實際上是假癡不癲的緩兵之計。在這壹種韌性的相持中，張伯倫壹方終於沈不住氣了，丘吉爾以慢施謀終於取得了勝利。
其三，以慢制怒 以冷對熱
“慢”在論辯中還是壹種很好的“制怒”之術。論辯中唇槍舌劍，自控力較差的人很容易激動。在這種情況下，要說服過分激動的人，宜用慢動作、慢語調來應付。以慢制怒，以冷對熱，才能使其“降溫減壓”。只有對方心平氣和了，妳講的道理他才能順
利接受。如第二例中的營業員，就是以冷靜的態度、和緩的語氣，平息了對方的怒氣，化解了矛盾。
總之，論辯中的“快”與“慢”也是壹種對立統壹的辯證關系。兵貴神速，“快”當然好。可是，有時“慢”也有“慢”的妙處。“慢”可待機，“慢”可施謀，“慢” 可制怒。“慢”是壹種韌性的戰術，“慢”是壹場持久戰，“慢”是舌戰中的緩兵之計。緩動慢進花的時間雖長，繞的彎子雖大，然而在許多時候，它卻往往是取得勝利的捷徑 。
杜威的知行觀在他的中國之行中，還有壹段特殊的意義，革命家孫中山、改良主義者胡適及教育家陶行知等都受到他的影響。例如，孫中山反對中國傳統的“知易行難”說，而持“知難行易”說，強調革命理論對於革命事業之重要，並以實踐的可行性鼓舞革命黨人的鬥誌。1919年，杜威到中國不久即與孫中山會晤，兩人論及知行之關系，杜威對中山先生說：“過重實用，則反不切實用，沒有人在西方相信‘知’是壹件容易的事。”{28}在中國的演講中，他也多次論及知行關系問題：
我聞中國古代有“知之非艱，行之維艱”的話。試驗的方法，卻與之相反。這是只有行然後可以知，沒有動作便沒有真的知識。有了動作，然後可以發現新的光明，有條理的事實，以及從前未發揮的知識。故曰：沒有行，決不能有真的知。{29}
杜威的實用主義認識論是建立在行動的基礎上的，他將自己的認識論名之為“實用主義的認識論”，他是這樣總結的：
它的本質特征是堅持認識和有目的地改變環境的活動之間的連續性。實用主義的認識論主張，在嚴格的意義上，知識包含我們理智方面的種種資源——包含使我們的行動明智的全部習慣。只有已經組織到我們心理傾向中的那種知識，使我們能讓環境適應我們的需要，並使我們的目的和願望適應我們所處的情境，才是真正的知識。知識不僅僅是我們現在意識到的東西，而且包含我們在了解現在所發生的事情中有意識地運用的心理傾向。知識作為壹個行動，就是考慮我們自己和我們生活的世界之間的聯系，調動我們壹部分心理傾向，以解決壹個令人困惑的問題。{30}
也許因為實用主義對行動的突出強調，使之往往被人們理解為實用主義使行動成為生活的目的。杜威對這種誤解給予了澄清，他指出，行動是將概念應用於存在的過程中的媒介，應用的結果對於存在產生的改變則構成了概念的真正意義。因此，實用主義決不是贊美那種被視為美國生活的特點的為行動而行動。
以上所述，杜威將知識置於始於行動的經驗並返回經驗得到驗證的過程，也許可以名之為“行動出真知”；但這並不表示他忽視新事實和新真理的發現較之舊理論的論證更有價值。他在論述哲學從舊思考法到新思考法的改造時，列舉了培根為例。他頗為欣賞地介紹，培根合理地認為，無論什麽論理，凡將知識的方法看成是對既得真理的論證的，都是在挫抑研究精神，束縛人心使它不能越出傳統的學問範圍。培根鋒利地聲明，通過徹底探究自然秘密獲得的新事實和新真理的發現較舊論證為優越。作為歸納法之父，培根看出科學的意義在於對未知界的進軍，而不在於對既知事物的論理的反復敘述——對於未知的事實和原理的無限的、不斷的發見，就是歸納法的真精神。杜威的此番歸納，可謂“行動出新知”吧。而無論“真知”或“新知”，都意味著行動使知識產生了效能，教育之影響個人與變革社會由是方可實現。
在教育中，杜威所倡導的“從做中學”，是行動的原則在教育上的充分運用。在實驗學校，探究知識與行動的關系是教育哲學的壹個組成部分。
（二）拒斥絕對論
杜威認為，實驗科學的進步給傳統的行與知的割裂和純粹“知識”的科目以最直接的打擊。它表明，人們只有在做中，才能獲得真正的知識和有效的理解。他建議采用17世紀開始在自然科學上廣為運用的實驗方法，作為形成和檢驗社會和道德問題的觀念的方法，在他看來，實驗方法是獲取知識和確保它是知識而不只是意見的方法，既是發現又是證明的方法。人們的活動除非在事物中產生了符合並證實人們所持概念的變化，否則其信念不過是假設、理論、暗示和猜想，只能暫時被接受，以用作實驗的嘗試。科學的實驗方法是觀念的試驗，實驗不等於盲目的反應，人們需要觀測實驗的後果，並在未來相似的情形中進行預測和規劃，實驗室就是要發現各種條件。經驗變成實際的，不是認知的，而是行動和承擔行動的後果，這樣，經驗不再是經驗性的，而變成實驗性的了——“經驗即實驗”。{31}但杜威充分意識到他的這個建議實施起來的艱巨性，因為他看到，人們往往習慣於教條與權威所確定的信念的支持，以解除他們思考的困境和通過思維指引他們活動的責任。他列舉密爾的話說，當時的學校“更適合於培養信徒，而不是培養探究者”。{32}但他相信，總有壹天，認識論必須來源於實踐。
實驗的方法意味著拒斥絕對的教條。在杜威看來，諸多哲學都把實在與確定不移的、規則的、完成的東西等同起來，尋求將壹種完備的、完成的、確定不移的特性賦予實際存在的世界。而他提出的經驗哲學展現的是壹個相對的世界：真理與錯誤，永恒與變化，新的與重復的，生命與死亡，都是相伴相生的，赫拉克利特、老子就是以相對性來解釋世界的。
自然中的狀況也壹樣，成問題的性質與確定的性質結合在壹起，這壹結合使每壹種存在、以及每壹個觀念和人的每壹個活動都成為壹項實驗。在理智上抱實驗態度，就是意識到自然條件的這種交錯狀態，從而加以利用，而不是聽其擺布。杜威用相對論的觀點說明，變化是憑借與其他事物相比的速度和加速度而言的，而恒常和持久的陳述也是相對的。“壹件東西可以持續千秋萬世，但卻不是永存不滅的；只要超出了壹定的限度，就會被時間的牙齒咬得粉碎。每壹個存在都是壹個事件。”{33}
而絕對論卻是與實驗的精神相悖的。絕對論與壹元論有著緊密的內在關聯。杜威以贊賞的口吻提及詹姆斯在1907的講演對於壹元論和多元論的觀點。在詹氏看來，壹元論堅持壹種僵化的絕對論，任何事物都是固定的，而且是不變地和其他事物結合在壹起，在那裏，不決定、自由選擇、新奇的事物以及經驗中所不能預知的東西是沒有地位的；那個宇宙為了壹個建築結構的簡單與高貴而犧牲事物的具體而復雜的多樣性。在信仰方面，壹元論要求導致固定的教條主義態度的理性主義的性情。而多元論則為偶然性、自由、新奇的事物留有余地，並且給予經驗的方法以完全的行動自由，這種自由的余地是能夠大大地擴展的。它在找到統壹性的地方承認統壹性，但它並不企圖強迫把事件與事物的巨大的多樣性納入單壹的、理性的模型。簡言之，壹元論實質是扼殺自由精神的，任何壹種專制的制度都傾向於用統壹思想的方式壓制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由。而多元論所崇尚的就是寬容不同意見的存在，是孕育自由的土壤、雨露與陽光。
杜威認為，經驗所具有的不斷前進的、不斷變化的性質，就排斥了完整性和終極性。壹切概念、學說、系統，都必須被視為假設，被看作證驗行動的根據，而非行動的結局。{34}在他看來，壹切已有的知識與觀念，都具有“時空”的相對性，世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真理是相對的，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有不同的發展與表現形態，哲學的問題和論點不是永恒的，應將它們聯系於當時當地急迫的事務，對壹切觀點都需要依據其“時空性”予以批判的檢驗，以此抗拒對於知識與觀念的絕對論。這正是實驗性的經驗的價值所在。實驗性的經驗意味著觀念是壹種假設，而不是最後的真理，它們必須不斷地被加以檢驗和修正，以便表達得更為精確。依據觀念或假設活動產生出的結果，可以對觀念和假設加以驗證。在實驗方法中，人們需要對種種觀念、行動和觀察的結果作出反省的評論和提要的總結，通過反省即回顧過去做過的事項，從中吸取純正的涵義，以作為明智地處理未來的壹種主要資源。
杜威反對絕對性與終極性的主張，曾這樣在中國的演講中表達：
我們並不是要下壹種武斷的主張，也並不是有壹種醫百病的良方。我們的真的任務，是要提出許多問題，偶然參加壹兩個意見。{35}
在中國，這段話經過胡適的改造，並通過壹場中國現代史上著名的辯論，廣為大眾所知。1919年7月，胡適在《每周評論》上發表了壹系列論及“問題與主義”的文章，引發了李大釗、藍誌先等與他的激烈辯論。在秉承杜威自由主義思想與實驗方法的胡適看來，有價值的思想，均始於對具體問題的研究，考察其癥結，然後根據個人知識與經驗，設想解決的方法，並推想每種假定的解決方法可能產生的後果，從推想的結果，最後揀定解決問題的方式：
多研究些具體的問題，少談些抽象的主義。壹切主義，壹切學理，都該研究，但是只可認作壹些假設的見解，不可認作天經地義的信條；只可認作參考印證的材料，不可奉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啟發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聰明，停止思想的絕對真理。如此方才可以漸漸養成人類的創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漸漸使人類有解決具體問題的能力，方才可以漸漸解放人類對於抽象名詞的迷信。{36}
胡適比喻說，“主義”如同醫生用作參考以醫治病人苦痛的湯頭歌訣，醫生不可只記得湯頭歌訣，而忘了病人的苦痛（“問題”）。比如關於“現代化”的問題，他認為，其實質是：怎樣解決中國的種種困難，以建設起壹個站得住的中國，使她在這個現代世界裏可以占壹個安全平等的地位。“問題在於建立中國，不在於建立某種主義”。陳獨秀亦持相似觀點，認為“理無絕對之是非，事以適時為興廢”。陶行知亦堅持：“只有透徹地研究自己的需要和問題，才能確有把握地制定出壹套真正適合中國國情並為中國服務的教育制度來
讓道理說服雙方
我們知道，論辯賽的論辯並不需要說服對方，而只需要說服評委與聽眾；只要評委與聽眾被說服，論辯也就勝利了。以軟化對立為目的的日常論辯則不壹樣，它不僅要求說服對方而且要求自己做好被說服的準備（這壹點正是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