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畫是我國的壹種古老的民間藝術，他反映了人民大眾的風俗和信仰，寄托著人們對未來的希望。年畫，也和春聯壹樣，起源於“門神”。春聯由神荼、郁壘的名字而向文字發展，而年畫依然沿著繪畫方向發展。隨著木板印刷術的興起，年畫的內容已不僅限於門神之類，而漸漸把財神請到家裏，進而在壹些年畫作坊中產生了《福祿壽三星圖》、《天官賜福》、《五谷豐登》、《六畜興旺》、《迎春接福》等彩色年畫、以滿足人們喜慶祈年的美好願望。
每逢春節，人們都喜歡買些鮮艷悅目的年畫，貼在門上或室內，增添新春佳節的祥和氣氛。春節貼年畫，在我國由來已久。年畫，古稱“門神畫”，其最早的名稱叫“門畫”。據《風俗通義》記述，在先秦兩漢年節宗教信仰有祀門之習俗，故神荼、郁壘成為我國最早的司門之神。晉代宗懍《荊楚歲時記》道：“正月壹日，給二神貼戶左右，左神荼右郁壘，俗謂之門神。”
東漢蔡倫發明了紙，唐以前多為手繪門神。門神的角色亦不是傳說的形象，而出現了真實的人物。人們對門神的普遍說法是：門神中的白臉將軍為齊州歷城籍（今山東濟南市）秦叔寶，黑臉將軍為朔州善陽籍（今山西朔縣）胡敬德。《李世民列傳》記載：唐太宗時，李世民因噩夢致病，每逢深夜就聽見鬼叫，嚇得心中不寧，寢食不安。有位大臣進言：“派大將守門，必能驅鬼。”大將秦叔寶、尉遲敬德自告奮勇全副披掛，壹人持劍，壹人持鞭，站立宮門兩邊，徹夜守護，太宗的病果然痊愈了。太宗大喜，但想將軍守門不是長久之策，隨命畫工把兩位將軍的威武形象繪在宮門上，後人仿效畫於紙上或木板刻印而盛行於世。由於秦、尉遲二人皆為將軍，故唐時的門神多以威武將軍出現，加之民間畫工在唐史演義的基礎上，對他們二人形象進行藝術加工，所以逐漸演變其為年畫“門神”。
隋代後期，隨著木刻書籍的產生，木版年畫亦應運而生了。從繪畫上講，梁朝劉琰的《少年行樂圖》可稱之為年畫之先聲。到了唐五代，畫目繁多，有韓滉的《豐稔圖》、周昉的《遊春仕女圖》、《撲蝶圖》、李嵩的《觀燈圖》、易慶之的《元宵圖》、徐熙的《牡丹圖》、蘇漢臣的《嬰兒對浴圖》等。尤其是《嬰兒對浴圖》，畫上畫的嬰兒赤身系紅兜肚，戲舞花側，著色鮮明，栩栩如生。這證明，唐代的年畫在構圖和用色上，均達到了相當水平。
到宋代，木刻取代了畫像。我國最早的雕版年畫，見於南宋時期印的木版年畫，畫面有趙飛燕、王昭君、班姬、綠珠等美女圖，關張趙馬黃五虎圖。元代年畫中有壽星圖、八仙圖、松鶴延年等，而且有出售交易市場。明代，由於朱元璋的提倡，這種習俗又得到了進壹步的發展。清代，由於戲曲雜劇、繡像小說及使用插圖等木刻畫的興起，並在繪制技術和雕刻技術上都有很大的發展，使木刻年畫進入了顛峰時期。特別是清雍正、乾隆年間，年畫更為繁盛，產地遍及全國，並湧現出壹大批專門從事木刻年畫的專業畫工和雕刻家。
辛亥革命前後，年畫不僅沒得到應有的發展，反而遭受冷遇，究其原因，主要是受戰亂的影響。此期間以上海的老月份牌為代表的石印年畫走俏大江南北，形成了壹道獨特的“老月份牌”風，壹大批月份牌名家脫穎而出，如謝之光、周慕橋、金梅生、杭樨英、胡伯翔、徐泳青、鄭曼陀、葉淺予等。
抗戰時期，解放區出了不少年畫佳作，主要以抗日和勞苦大眾為題材，如參軍圖、新年勞軍、兄妹開荒等。新中國成立以後，年畫藝術發展迅速。無論是造型布局，還是寄情寓意，既有繼承，又有發展，創作了不少宣傳新道德、新思想、新生活的優秀作品。
壹千多年來，民間藝人積年累代，父傳子承，在極為簡陋的條件下，創作了壹批又壹批富有濃郁的民族風情和獨特韻味的木版年畫，並逐步形成了江蘇蘇州桃花塢、天津楊柳青、山東淮坊楊家埠、陜西鳳翔、河南開封朱仙鎮、湖南邵陽灘頭、四川綿竹、廣東佛山、福建漳州、山西臨汾、河北武強、雲南大理等等名滿天下的木版年畫。這些地區年畫在清雍正、乾隆年間具有相當規模，其作品大多以簡練的線條、鮮艷的色彩，並融入改革開放新題材，註重情節、情趣和造型的表現，人物生動可愛，富有活力，使作品別有新意，頗具觀賞和收藏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