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時期，中國近代哲學的先驅、地主階級改革派的思想家龔自珍（公元1791～1841年）和魏源（公元1794～1857年）目睹清王朝政治腐敗、經濟雕弊、軍備廢弛、鴉片輸人，致使中國“兵弱銀荒”的現實，深感社會和民族的危機，主張學習西方長技，變法強。
龔自珍支持林則徐禁煙和反侵略的正義行為，呼籲變法，指斥時弊，要求革新。他推崇《周易》中的“貧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變易思想，認為壹切客觀事物、典章制度、風欲習慣，都是不斷變化的，指出“自古及今，法無不改，勢無不積，事例無不變遷，風氣無不移易。”（《龔自珍全集》第319頁，以下只註頁碼）主張今勝於古，論述“天下無數百年不弊之法”，要求“變古”以“便民”，提倡變法維新。他說：“天道十年而小變，百年而大變”（《擬上今方言表》）。又說：“人事亦然（《在禮曹日與堂上官論事上》）。變化的趨勢是：“壹而立，再而反，三而如初”（《壬癸之際胎觀第五》）。據此，他要求朝廷進行自上而下的“更法”。他強烈要求個性解放，大膽批判儒家傳統的天命論，指出：“儒家之言，以天為宗，以命為極，以事父事君為踐履。君有父之言，有天之威；有可知，有弗可知，而範圍乎我之生。”（《尊命》）這就是說，在儒家的權威中，君之言為命，是可知的，天之命是不可知的。因為天有不測風雲，寒、暑、風、雨、露、雷變化無常，都與人事無關，大不可能把命令傳給人間，所以儒家把君命說成天命是毫無根據的。他還提出“平均”論的經濟改革主張，認為社會危機的根源在於“貧富不相濟”，貧富若“大不相濟，即至喪天下。”（《平均篇》）
魏源也提出“變古”的主張。他不僅力主抵抗外敵，還主張以夷為師，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海國誌敘》），就是要向西方學習技術，特別是軍事技術，反對閉關自守，認為中國應該建立民族工業，以求富國強兵。他羨慕（xiànmù）西方“不設君位”“不立王侯”的政治制度。在哲學上，他看到矛盾的普遍性、主次性和轉化性，指出“天下萬物無獨必有對”，“有對之中必壹主壹輔，則對而不失為獨”（《默觚上·學篇11》）。正是在看到矛盾雙方轉化從而促進事物發展的基礎上，提出了“變古愈盡，便民愈甚”（《默觚下·治篇5》）的革新主張。在認識論上指出“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艱，烏有不行而能知者乎？”（《默觚上·學篇2》）的“行而後知”說，否定“生而知之”的天才，認為任何天才都是發憤勤學的結果，並指出眾人的智慧高於個人。他說：“獨得之見，必不如眾議之參同也。”（《默觚下·治篇l》）
太平天國時期的洪秀全（公元1814~1864年）是近代向西方尋求真理的農民革命領袖和思想家，他繼承了“均貧富，等貴賤”的農民革命理想，又吸收了西方基督教教義中關於人人“平等”的說教，幻想建立壹個“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太平天國”。這在近代中國雖是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但卻具有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的思想。他說：“亂極則治，暗極則光，天之道也。”（《原道醒世訓》）這是運用傳統哲學的“物極必反”的矛盾轉化觀點，勸導大家為實現光明中國而努力。而且重視人的地位和作用，指出“天地之中人為貴，萬物之中人最靈。”（《洪秀全選集》第15頁）主張事在人為，“古來事業皆由人做”，反對“不自貴而貴於物，不自靈而靈於物”。只要努力奮鬥，就能建立壹個理想社會。而且以西方基督教的平等思想為武器來反對天命論。他試用“精氣”來說明上帝的萬能，指出氣是世界萬物的本原，世界萬物“皆稟皇上帝壹元之氣，以生以出”（《原道黨世訓》）。他在近代哲學發展史上占有特定的歷史地位。他的平等、平均的民主思想，高於傳統的樸素唯物論；他的宗教形式，低於傳統的唯物論。這種哲學思想的矛盾體現了農民的本質。
戊戌變法時期資產階級改革派以“西學”、“新學”為武器，批判“中學”、“舊學”，論證變法維新的合理性。他們以“世變事亦變”的進化歷史觀，反對守舊、復古的不變論；以樸素的唯物傾向的自然觀，批判程朱理學；以西方資產階級的天賦人權論和自由、平等、博愛思想，否定了“存天理、去人欲”的封建教條。但他們看不到人民的偉大力量，而把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誇大了“仁愛”、“心力”的作用，陷入了唯心史觀。他們的代表人物是康有為、嚴復和梁啟超等（後有專節介紹）。
辛亥革命時期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高漲時期，革命民主派的哲學思想在很多方面超越了改良派，他們在和改良派（這時已墮落<duòluò>為保皇派）的論戰中，充分論證了以革命的手段推翻滿清政府的必要性；以唯物的傾向批判了上帝創世說，宣傳無神論。革命民主派的代表孫中山還提出了“行先知後”、“知難行易”的認識論和民生史觀等（後有專節介紹）。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是無產階級革命逐漸走向成熟的時期，是中國人民在中國***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進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鬥爭時期，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後期。這時期買辦封建專制政權被推翻，孫中山建立的資產階級***和國只是不能實現的空想，因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國內國際條件的不允許，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壹再遭到帝國主義國家的冷遇和破壞，而國內的國民黨右派又壹直反對孫中山的國民黨左派，使得反帝反封建、建立民主***和的願望不能實現。只有中國***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才建立了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適合中國國情的人民***和國。這時期中國的先進入物找到了馬克思主義，於是以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將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中國的優良傳統相結合，使中國近代哲學獲得了嶄新的積極成果，形成了中國化、民族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即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毛澤東哲學思想（後有專節介紹）。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近現代中國哲學的特點是：
第壹，伴隨著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的西方列強的侵華活動，逐步將閉關鎖國的中國變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中國人民面臨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和出於救亡存、振興中華的目的，中國哲學界重新掀起了“西學東漸”的思潮，引人並研究西方哲學。在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中主要是學習西方的政治制度，註重“天賦人權說”、“社會契約論”等，同時嚴復也譯介過赫胥黎的《天演論》和孟德斯鳩的《法意》等。在“五四”運動中，以李大釗為首的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們認為“探本之論在其思想”，即哲學思想（《李大釗文集》上，第351頁），並有《新青年》《民鐸》和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作為“西學東漸”的傳播媒介，還成立有“西洋哲學名著編譯委員會”等專門機構，這些都說明近代中國哲學在學習、研究西方哲學方面頗具規模和深度。
第二，中國近現代哲學在如何對待“西學東漸”上存有不同觀點的激烈爭論，並逐漸找到了救國救民的真理。在清末時期，封建士大夫主張“保存國粹”、“發揚國粹”，拒絕“西學東漸”；洋務派張之洞等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依靠封建傳統文化、傳統哲學實現國富民強；“五四”時期的胡適則主張“全盤西化”、“壹切都應采用西洋的法子”（《新青年》第5卷第1號）；還有“西體中用”也是“全盤西化”論；改良主義者嚴復、康有為、梁啟超等試按照西方君主立憲制模式在中國變法維新；賀麟還把西方康德、黑格爾的“理想文化”和中國儒家思想結合起來，建構“新心學”；馮友蘭則把西方的新實在論和中國的程朱理學結合起來，建構“新理學”。他們的哲學標誌著中國近代哲學革命的開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認為“中國應該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作為自己文化食糧的原料”，但“決不能生吞活剝地毫無批判地吸收”（《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78頁）。也就是說，對外國文化，既不盲目排外，又不全盤酉化。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哲人，選擇了西方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作為中國***產黨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指南，而且在中國革命中獲得了成功，這是中國哲學史上“西學東漸”進程中的重大轉折，表明了近代中國哲學吸取、借鑒、融化人類哲學文明成果的深度與廣度，說明了中國哲學的發展既有其自身的動力，又有其學習、吸收、借鑒外來哲學文明的成果，使中國哲學走向現代化、世界化的道路，實現其“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正確方針，使中國近現代哲學成為嶄新的哲學，也可稱之為“新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