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風格”壹詞源於希臘文，本意為“雕刻刀”，後引申出比喻意。在文學活動中，則通常指作家在作品中表現出來的獨特的創作個性。我國有“言為心聲”、“文如其人”之說，概括地指明作品的風格是作者性格“本相”的自然流露，我們可以從中領略到其人的創作個性和風度。反之其創作個性和風度也影響文風的形成。首先對風格壹詞作壹個界定，對討論蘇軾對傳統詞風的突破有所裨益。東坡無疑是詞壇的大手筆，他將詞的內容，由先前狹隘的兒女艷科，擴展到詠史、說理、懷古、談玄、感時傷事，旁及山水田園，真正達到了“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劉熙載《藝概·詞曲概》）詞的題材既然牢牢配合了個人生活的各個層面，那麽在風格上也是多樣的。他既能豪放高曠，又能清麗韶秀。所以針對蘇軾對傳統詞風的突破問題，不能壹言而蔽之，否則會犯以偏概全之誤。而應對詞中不同類型與傳統詞進行觀照來尋找對傳統的創新。當然哪種詞風領導主流，要看這壹類型詞在詞人創作中的數量、地位、價值等。所以本文試從農村詞、詠物詞兩種題材和婉約、豪放兩種詞風角度來闡述蘇軾對傳統詞風的突破問題，同時兼及出現突破的緣由。這樣更能凸現蘇軾詞風的整合化與多樣化。
蘇軾把詞的題材領域擴大到農村，寫農民的生活和勞動，在作者之前還很少出現過。農村詞是蘇軾的壹大開拓，它的出現，為宋詞的社會內容開辟了新天地。詞在產生之初有不少隱逸之作，如張誌和的《漁歌子》：“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但所寫的田園風光充滿士大夫情趣，缺乏濃厚的生活氣息。蘇軾為官徐州，作《浣溪沙》五首。這組詞從不同側面反映了農村風貌，文筆清麗，宛若壹幅豐富多彩的農村生活風俗畫。蘇軾農村詞中展現了農村風光，描繪了農村各色人等，如野老、田夫、村童，重要的是蘇軾詞中出現了農村婦女的形象，這在古典詩詞特別是農村詞中是壹種創新。蘇軾《浣溪沙》詞曰：“麻葉層層檾葉光，誰家煮繭壹村香？隔籬嬌語絡絲娘。”此處“絡絲娘”既指蟲，也雙關繅絲的婦女，從側面反映了初夏農村的生活及情趣。“層層”言作物茂盛，“光”言葉片滋潤有光澤。詞從視覺、嗅覺、聽覺勾出壹幅蠶熟季節的農村風俗人情畫。又如《浣溪沙》(其四)先攝取了夏季農村生活的壹個側面，繪成壹幅恬淡和諧的圖畫。後寫羈旅生活中的壹件小事：酒困尋水，全詞有景有人，由形有聲有色，鄉土氣息濃郁。語言淺白易懂，脫口而出，風趣天成。
東坡在文學的許多方面都有開創，這種革新的精神，同樣體現在他對詠物詞的創作上。除去壹般性的繼承傳統外，比如詞采用賦的手法。如柳永的《觀海潮·東南形勝》全詞鋪陳誇張，融山水盛況與都市豪華於壹體。但這樣的佳作畢竟少數。這種手法在前人那裏更多易於流弊。究其原因在於它們忽視了賦與詞兩種文體的差別，只是壹味的描摹外物，而沒有滲透進自己的感情。采用賦的手法容易造成詞在有限的空間中大量鋪陳物象，排比詞藻、堆砌名物，通過增加知覺空間密集度的辦法來凸顯空間。盡管這樣有其心理學的依據：那就是壹個內部充滿密集的點的實心圓，比壹個空白的圓在同壹個白色基底上顯得更為突出和引人註目。這種寫法片面強調了“賦者，鋪也”（劉勰《文心雕龍·詮賦》），但忽略了賦“鋪采摛文，體物寫誌也”（劉勰《文心雕龍·詮賦》）的另壹個方面，尤其是後者“體物寫誌”。蘇軾在詠物詞中較好地做到了這壹點。實際上，“體物”——細致的描摹物態，“寫誌”——寄托內心的情態。由物及心，心物交通是詠物篇的最高境界。在初期的詠物詞中，“體物”和“寫誌”均未達到上乘。然而在婉約詞中，不少詠嘆佳人的作品，這些作品可視為特殊的詠物之作。“體物”描寫得可謂淋漓盡致。比如張先的《浣溪沙》：“水滿池塘花滿枝，亂香深裏語黃鸝。東風吹軟弄簾幃。 日正常時春夢短，燕交飛處柳煙低，玉窗紅子鬥茶時。”“體物”者只是類型化的描繪物之外形，“寫誌”這描寫的亦是類型化的誌趣。又如歐陽修《玉樓春·子規》，這裏所詠的子規，只是壹個寓意的載體，所寫的情也是類型化的閨中怨情，與歐陽修本人性情是不相涉的。其他詞人如晏殊、柳永，不多的詠物詞也是這種形態。直至東坡，才將“體物”與“言誌”發揮到很高的水平，使詠物詞有了更大的寫作空間。比如蘇軾的《水龍吟·次韻章質夫楊花》，王國維《人間詞話》雲：“詠物之詞，自以東坡《水龍吟》最工”。可見壹代國學大師對蘇軾的評價之高。在壹般人所寫的詠物詞中，玩弄詞藻，內容空洞、重復，如前所述的采用賦的手法通病壹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