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學雖然也稱為女性解放文學、女性主義文學，但根據鄭英子（韓國文學批評家）的看法，女性解放文學和女性主義文學都只是女性文學領域中的分支，女性文學壹般指具有女性性質或由女性執筆寫作的文學。
雖然西方正式開始關於女性文學的爭議具有很長的時間差，但都是指從英國作家維尼吉亞?沃爾夫（英）的《自己的房間》（1929）和西蒙?波伏娃（法）的《第二性》（1949）的出版為源頭。此後女性文學的爭議經過對瑪麗·埃爾曼(Mary Ellmann) ，朱蒂斯·菲特利（Judith Fetterley）等人的女性形象批評後，從凱特·米利特（Kate Millett） 的《性政治》（1970）開始具有理論和批評的力量，後期通過受到構造主義（特別是雅各·拉岡的理論）和解體主義（deconstruction）影響的法國理論家的“女性寫作（海倫 西蘇(Helen Cixous) ）”理論獲得了更大的動力。
伊萊恩·肖沃爾特(Elaine Showalter)綜合這樣女性文學的爭議將女性文學分為三個階段：①較長時期模仿統治傳統的流行模式，使其藝術標準及關於社會作用的觀點內在化階段(Feminine)；②反對這些標準和價值，倡導少數派的權利和價值，包括自治權的要求(Feminist)；③從自我發現到賦予女性經歷以特性的階段(female)。
在這壹界說之下，女性文學的視野是開放的、發展的系統，而不是封閉靜止的，應該是女作家基於性別主體意識、性別視角表現的關註女性命運、女性情感、女性生命的文學，或者是基於超性別意識（隱含性別主體意識）、超性別視角（隱含性別視角）表現的包括女性生存在內的、具有人類普遍意義的文本。女性文學仍是壹個有待探索和完善的命題。
女性文學充分表達獨特的女性魅力和奇特理念，完善人性本身精華，展現各階段女性充當的角色，挖掘出靈魂最深處的獨白。可以清晰的感受到那些吶喊、那些仿徨、那些輕浮、那些堅強，體會著女性獨有的信仰理念。
文化符號
女性書寫已成為社會文明的壹個文化符號
我們已經開始從文學中分出性別，並定義出“女性文學”這樣的概念，開始看出文學性別的差異對文學與人生的影響。“差異”的概念來自於被認知物與記憶的對照，這種對照其實是對舊有的遺留的文學常識的反思。可以這樣說，中國當代文學的現代化，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在這種差異的推進和認知中不斷向前的。
中國百年文學中，大量女作家的湧現和大量婦女問題得到前所未有的文學關註，大量兩性關系的鄉村化都市化和欲望化的多重敘述和多元描寫，女性從肉體哲學到靈魂鞭笞，從“拷紅”到“審男”乃至於阿Q與吳媽的原初欲念都壹壹在這種差異中顯示著文學的詩學表達，顯示著兩性文學關系中的深度差異，正在成為文學現代化的題中之義。
但是，從女性的詞根出發，對之的文學定義其實是大有問題的，貌似尊重而將事關女性性別的文學，從創作到實踐都與男性特別區分開來，謀求差異求得平衡以顯示公允。看出差異是壹種進步，而差異本身則是壹種歧視。因之女性文學的定義也就問題叢生—這是長期以來學界的壹個錯誤—是指作者性別，不涉其余？是指文學題材、女性意識？還是兩者兼而有之？文學史中並不鮮見這樣的現象：壹是女性作家和男性作家筆下的女性形象毫無二致，二是男性作家照樣可以寫出女性意味或女權主義的作品，如郁達夫、葉靈鳳等；女性作家也不乏寫出陽剛粗獷毫無女性意識的作品，如草明、劉真等革命作家。
(故“女性文學”更為準確的定義應是“女性書寫”，這是社會開放和文學進步予女性的文學尊重，也是現代社會文明通過文學表述，窺視兩性差異以走向和諧的理性補充。而把女性問題囿於女性作家性別視野之內，這恐怕不是女權主義的旨意。)
問題不在於由誰來書寫，在男權時代，女性寫作被當作反抗男權的證明，而在女權時代呢？作者的性別並沒有特別的意義。在主張男女平等而又性別文明尚在消長的現代社會，女性書寫才彰顯出它獨特的意義。也就是說，女性書寫本身已然超越自身而成為壹面旗幟，壹面爭取獨立平等的旗幟，壹個表明社會性別文明程度的文化符號。
女權運動
法國革命喚醒了女性的覺悟，提出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問題。19世紀末，美國英國發生了爭取婦女參政的運動，第壹個目標就是爭取選舉權，然後是爭取在教育、文化和工作上的平等。到上世紀60年代，女權運動壹直在蓬勃發展。
1987年12月30日西班牙《終極日報》載文《世界女權運動》：“教育界已不再是男人的勢力範圍，進入大學的男女同學之間的比例逐漸趨於平衡，婦女已認識到受教育是尋求職業的必由之路。20年前主張性解放的婦女，現在發現自己成了男人滿足欲望的工具。因此，她們甚至組織起來反對選美，認為這是對婦女的侮辱。在壹系列問題上，需要做出明確判斷。全世界的婦女都知道，她們要走的路還很長，然而目標是不會改變的，這就是男女平等。”
這種描述的基本軌跡至少表明了如下傾向，女權運動在多年挫折和反復之後，從開始時註重對自身以外的條件進取轉向女性自身，包括對社會生活、家庭角色的體驗，轉向內心生活需要。這種轉向，啟示我們對以往女權運動做歷史檢討和清理。女權運動，究其實是爭取在社會生活同時在心理需求上與男性取均衡平等的權利。這種爭取在很大程度上是對男性被當作“物種之範”的質疑與反抗。男子在所有神話裏被看作具有規範性，而女性則是這壹規範的變異和離差。男子是主體，女子是他體。男性對女性的所有作為，其動機都在“收回”，而女性作為肋骨，所有的被動都在於“回歸”。這就是男權理論的最古老註腳和男女關系的哲學解釋。依照這種認知，假如把女性比做左撇子，則女性是生活在為右撇子創造的世界裏，在這個世界中男性代表著規範性。這種觀念所產生的心理效果，在人類社會許多文化行為中可以找到例證。
在英語裏“男人”這個詞可以作為人類總稱，日文中“男人”的語意為“主人”。中文古代漢語中沒有“她”這個字，女性在世界範圍內的語言領域中，其存在由男性代替著，這種語言現象尤為深刻地證明男性文化對人類文化的全面侵略，而女性以壹種集體無意識接受了這種侵略和滲透。這種深層意識在男人那裏也處於自覺的超穩定狀態。歷史這樣安排了男人在壹切方面的優勢。可是，稍有古代歷史文化常識的人都清楚：所謂男性範本其實是漫長男權社會的結晶，並非有充分的生物學根據。而男性範本的神話，在不同文化時期裏，也是處於變動狀態的。
這種歷史變動在文學中以拋物線式軌跡展示著它魅人的況味。
人類是在女性腹腔中發源的，太古初民對女性的神聖崇拜，編織母權中心的漫長歲月。中國最早的神話《山海經》獰厲地記載著中國第壹個女神西王母的威儀，這是初民宇宙觀中眾神之首的偉大形象。原始時代的西王母是母氏社會的女神，她從原始神話的半人半獸，至魏晉鋪張成為群仙之首，至此完成了最後的演化，此後再無發展。這至少可說明母權歲月的遙遠追憶，浸潤了漫長的歷史年代，在被父權制代替之後，文學對之依然記憶猶新，但在日漸強大的男權面前，它漸趨黯然，滲入了當代人的思想。
社會歷史、政治經濟變動徹底抹去了人們對母權歲月的最後記憶，女性政治經濟地位的沈落在神話的演化中表現得十分徹底。漫長的母權歲月消彌在史前的混沌之中，而自有文明史以來，男權優勢壹直在左右著歷史的發展，女性由神聖轉為邪惡，作為這發展的反面，在神話中被改寫，在現實中被反轉。希臘神話“潘多拉盒子”，夏娃成為萬惡之源。這些以男權中心為依托的神話或教義，無非都是在強調現實中的男性秩序。男性為中心的神話，它在現代文明社會已銷聲匿跡，但作為壹種非意識思想意識，它時時在支配著男性甚至女性的心理和行為，成為知和行的無形準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