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石阡，我們不得不去聊到石阡木偶戲，說到石阡木偶戲，知情者通常又會有壹定程度上的悲哀。這是壹種復雜的感情，石阡木偶戲既是石阡以至於中國的驕傲，又因為它即將消失的狀態而陷入困境。現代科技的急速發展和流入，電子產品快速替代了壹些文化產物成為了人們茶余飯後主要的消遣，這讓木偶戲在社會中失去了原有的觀賞群體，最終極可能導致後續無人；還有壹個原因是因為石阡木偶戲在當今經濟社會中，得不到當地政府的高度重視，讓木偶戲的傳承者的生活極度被動。雖然在政府部門極力挽救的基礎上，願意學習木偶戲的人仍然寥寥無幾。
壹個民族的文化牽動著整個民族的靈魂，多民族文化融入的石阡木偶戲卻正在被人們所遺忘。就如研究石阡木偶戲的學者所言：這本是我們應該堅守的東西，卻最終讓我們無法生活，這讓石阡木偶戲顯得非常難堪。是的，如果壹個本身是值得人們去了解，去關註，去重視和研究的文化產物，它僅僅只是出現在了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上，而依然在以驚人的速度被世人所遺忘，這是不是壹件悲傷的事，這難道不是社會應該自我反思的時候。
石阡木偶戲其遠祖可追溯到漢魏以遠的“刻木人像”的“傀儡”，為宋元時期杖頭傀儡的遺存。據口傳資料，大約是在200年以前，自湖南辰溪傳入，至今已有7代傳人。舊時，石阡木偶戲長期活躍在石阡以及湘、鄂、渝、黔等周邊地區。這種活躍範圍久而久之就成了傳承下來的壹條演出路線。石阡木偶戲的鼎盛時期是在上個世紀四、五十年代，當時擁有太平班，興隆班、泰洪班等極受歡迎的戲班子。
據第七代傳承人傅正華介紹，2009年縣裏曾組織“泰洪班“去湖南進行了壹次演出，回來後道具即被鎮政府的壹間辦公室。而之前，這些在他們眼裏被視為生命壹樣的道具，從不離身。傅正華帶領著泰洪班最後壹次巡回演出是在1998年，之後十幾年光景，除了參加縣裏面的壹些應酬性演出之外，他很多時間也和大多數農民壹樣閑在家裏種田。
這年之前，通常戲班子都是按照前幾代班主敲打的路線去演戲，每年幾乎都是過年前幾天才能歸家，整年處於忙碌的演出中，可以說，那曾經是戲班的光輝歲月。傅正華還跟筆者介紹說，“頂了戲班的願我們才來唱戲，妳不頂願，要想我們來妳家唱戲，那要等到頂我們願的人家唱完了，才輪得到。”傅正華說，只要他們壹出門，壹般輪不到不頂願的人家，因為頂願的太多了。
貴州省社會科學院教授史昭樂認為，從人類文明的延續、繼承和多樣性的角度觀察，任何文化在進化的過程中，尤其是在市場經濟以來新興文化迅速崛起的特定歷史背景下，都會面臨被邊緣化乃至消失的尷尬，像石阡木偶戲這樣的鄉間娛樂形式更是如此。
史昭樂還介紹 ：“如果不采取壹些補救性措施對其進行新的發展和創新，木偶戲將會自生自滅，到那時想保護都來不及。這不僅僅是石阡木偶戲，現在很多非物質文化遺產都到了必須要繼承的時候。”
正是基於這樣的思考，2006年石阡木偶戲成為第壹批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後就開始著手傳承工作。
石阡旅遊局負責人介紹：當時經過縣裏各方位的考量，決定把把這壹任務交給有民族文化特色教育的縣民族中學。具體的操作是，把木偶戲老藝人傅正華、傅正貴、傅正文請到該中學，然後學校再選調壹批專業相近的教師來學習，老師學會了，再教學生，這在當時普遍認為是最合適的傳承模式。這種想法也在縣裏的支持下，當年三月就開始實施，但在2008年5月，由於這方面的工作在各地都處於探索階段，沒有現成的案例可以借鑒，加之木偶戲極具獨特的文化價值和傳承方式，傳承工作在進行兩年後因為資金和學習周期長難度大等多種因素不得不停滯，老藝人和校方不歡而散。
“是很坎坷，但不能停。”作為石阡旅遊與文化領域舉足輕重的決策者之壹，縣旅遊局局長用“很坎坷”三個字概括了兩年多來木偶戲傳承工作。他說，現在的老藝人年紀壹年比壹年高，傳承迫在眉睫。
隨著石阡縣民族中學特色教育的'計劃失敗，傳承的問題又回到了原點，傳還是不傳，又該怎麽傳，類似的問題又讓有關部門遇到了壹個短時間無法翻越的高山。如今石阡木偶戲現存的戲班子都面臨著同樣的問題，不是藝人老了，就是沒有觀眾，這些問題嚴重挑戰著它的生存。
而就在壹次探討會上，傅正華壹針見血的語言戳破了傳與不傳的隔膜“什麽人學都行，但不要國家幹部學，不要領財政工資的人學，他們學起來不專心，學好與學不好這些人不在乎，壹到月底，該領2000元還是3000元的工資壹分不會少他們。”傅正華猛地吞了壹口茶說，要傳下去，錢是關鍵，這是壹個講錢的社會。
在這裏，筆者認為，木偶戲傳承的問題，說到底其實就是經濟和生活的問題，它因為失去了原有的觀眾群體而讓傳承者們生活窘迫，也是同樣的原因讓現代年輕人不再願意去學習它。那麽如何才能將這些文化遺產，以及精湛的技藝和經濟社會聯系起來，讓它們接軌，解決了這壹矛盾，木偶戲的傳承與發展效益最大化的問題自然會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