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之後，經濟體正處於壹個更先進更高級的經濟階段——數字經濟。通過數字、信息技術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傳統產業正不斷向數字化、智能化水平發展。因此本文對國內外相關文獻進行梳理總結,為深入研究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的發展提供理論參考。
關鍵詞： 數字經濟；實體經濟；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產業轉型升級
壹、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涵義
（壹）數字經濟的涵義
什麽是數字經濟？最早提出“數字經濟”概念的是DonTapscott，DonTapscott（1996）在《數字經濟：網絡智能時代的希望和危險》中指出，數字經濟是“利用比特而非原子”的經濟。[1]隨著數字技術的日新月異，數字經濟涉及的範圍越來越廣，各國對數字經濟的理解及發展重點也大相徑庭。
在中國，壹般以2016年杭州峰會《G20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的表述為準，提出“數字經濟是指以使用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生產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作為重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的有效使用作為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化的重要推動力的壹系列經濟活動”。[2]同中國壹樣，韓國和俄羅斯也認為數字經濟是壹種經濟活動，但是韓國對其的定義更為廣泛，認為“數字經濟是基於互聯網在內的所有信息通訊產業為基礎的所有經濟活動”；俄羅斯認為這種經濟活動是用來保障國家利益的。[3]反觀美國、法國，對數字經濟的理解是基於數字經濟的測算，美國對於數字經濟的測算包括電子商務和數字服務兩部分[4]，法國則是從行業的角度來進行測算的。英國研究委員會（2010）對數字經濟的理解著眼於產出角度，認為其是通過人、過程和技術發生復雜關系而創造社會經濟效益。[5]澳大利亞則認為數字經濟是壹種通過互聯網、移動電話和傳感器網絡等信息和通訊技術，實現經濟和社會的全球性網絡化的社會進程。[6]
（二）實體經濟的涵義
次貸危機之後，各業界頻繁使用“實體經濟”，美聯儲從行業市場區分的角度將實體經濟定義為除去房地產市場和金融市場之外的部分。劉駿民（2003）卻不主張這種做法，他認為實體經濟是以成本和技術支撐的價格體系。[7]而成思危（2003）從物質生產角度對實體經濟進行定義，他認為實體經濟就是與具體的產品生產及為增加產品價值的經濟活動。[8]
但對於服務業是否屬於實體經濟，學者們的爭議不斷。金碚（2012）認為實體經濟應該包括壹、二、三產業中直接服務業和工業化服務業[9]，所以金碚認為部分服務業也隸屬於實體經濟。同時，金融時報詞典（Financial Times Lexicon）和經濟術語（Economic Glossary）中都認為實體經濟是壹種可以通過使用各種資源生產商品和服務壹滿足人們的生活需求的經濟活動。吳秀生和林左鳴（2006）對此持相反的意見，他們認為實體經濟僅僅包括物質生產活動，[10]服務業不屬於實體經濟，應隸屬於廣義虛擬經濟。劉曉欣（2011）則根據馬克思的“物質生產與非物質生產分類”來定義實體經濟，她認為狹義的實體經濟包括工業、農業、建築業和商業以及相關的物質生產但不包括服務業，但廣義的實體經濟包括第壹、二產業，還有部分第三產業，如虛擬經濟、高端服務業。[11]
二、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的基本理論
（壹）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的內涵
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是近幾年才提出來，因此學者們對這個概念研究的不多，同時融合涉及不同方面、層次、內容，是壹個極為抽象、寬泛的概念。其中於樂和潘新興（2012）認為：狹義的是指數字信息技術與工業、農業、建築業和商業以及相關的物質生產相結合的過程；廣義的是指工業化的社會進程和數字化的社會進程相結合的進程。[12]
（二）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互動關系
1、實體經濟是數字經濟的基礎
學界對於數字經濟是融入而不是取代實體經濟這壹觀點達成***識。十九大報告指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必須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這無疑奠定了實體經濟的基礎性地位，我國全面小康的目標不能片面的強調數字化，而應從整體全面的角度出發，將數字經濟融入農業、工業、服務業，整體推進我國工業化、現代化目標的實現。（於樂，潘新興，2012）離開了實體經濟，數字經濟就會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數字化和工業化是經濟發展的兩面，兩者缺壹不可。
國內學者普遍認為數字經濟是融合性經濟。閆德利（2018）認為，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的產物就是“數字化的實體經濟”，它是數字經濟主要的組成部分，其主體屬於實體經濟[13]；鄔賀銓（2016）基於數字經濟就是數字化的工業經濟、數字化的農業經濟的理解，認為數字經濟就是實體經濟[14]。馬雲（2018）也指出數字經濟本身就是實體經濟，它們既非各自獨立存在，更非相互對立地存在，因為只有擁抱了數字技術的實體經濟，包括制造業、服務業、流通業，才是真正健康、有前景的實體經濟。
2、數字經濟是實體經濟的動力源泉
國內外學者對數字經濟的認識基本呈壹致觀點，他們認為數字經濟能夠驅動實體經濟發展，是實體經濟的動力與源泉。其中Brookes, Martin和Zaki Wahhaj（2000）通過觀測電子商務對日本和美國宏觀經濟的影響，認為電子商務作為信息技術應用的典範，將成為經濟增長的新生力量。[15]另外，Georgion（2009）測算電子商務對英國、德國等13個西歐國家經濟的影響，結果發現電子商務通過提升公司市場表現進壹步促進經濟增長。[16]
王亞男（2011）基於中國制造業的發展現狀，結合制造業的優勢和不足，提出了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不僅能改變制造業原有的增長模式提升制造業的競爭力，更能通過發展生產性服務業尋找制造業新的增長點。[17]劉吉超和龐洋（2013）認為基於信息技術的制造數字化革命和分布式能源互聯網的普及應用，將帶來分布式、社會化、網絡化的大規模定制的生產方式，形成分散、開放、合作的社會商業架構和商業模式，以信息化改造生產制造和經營管理全流程、通過服務化將經營重心向產業價值鏈的兩端延伸、推動制造業向綠色化方向發展，是制造業提升競爭力的主要路徑。[18]馬化騰（2017）認為，“互聯網+”是數字經濟發展的手段，目前“互聯網+”帶來的各行業的改變只是開始，但在不久的將來，數字經濟的發展將會重塑各個行業的核心競爭力。[19]陳養才（2018）發現煤炭行業在兩化融合的推動下，轉型升級效果顯著，具體體現在產業結構發生調整、產業技術得到升級、實現產業化發展、煤炭清潔高效利用水平提高，煤炭綠色發展落到實處以及煤機裝備制造水平提升。[20]
三、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的國內外研究綜述
（壹）國外研究進展
由於西方發達國家是在工業化進程完成之後才開始信息化發展，所以國外學者直接探討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融合問題比較少，多數是研究信息技術與產業轉型、企業發展之間的關聯。KevinM.Stolarick（1999）認為將信息技術嫁接到傳統產業、產品和工藝方面，會提高相關企業的生產率。正如Salvador和Ikeda所說，互聯網可以通過信息透明化釋放巨大的價值，大數據時代會產生新的產業形態和組織間管理規則。
然而，Michael等（2001）認為，信息化技術的應用並不壹定能夠直接增強制造業企業的競爭優勢，對競爭優勢的潛在貢獻則是通過其對獨特組織能力的開發和利用的影響。[21]
Anna Giunta和Francesco Trivieri（2007）通過對約1.7萬家公司進行了抽樣調查，並使用IT采用指數作為因變量，對這些公司進行了有序的probit分析，研究結果顯示，企業規模、地理位置、員工的職能構成、研發活動、分包、出口和企業之間的合作都是意大利中小型制造企業采用信息技術的重要決定因素。[22]。
Moosa（2011）通過研究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和制造業企業之間的關系，發現融合中的企業能夠利用信息化網絡來構建拓展生產模式，從而實現網絡化、集約化制造，能夠顯著提升制造業和客戶之間的聯系，進而利用更加人性化的生產組織來降低經營風險。[23]
Concetta Castiglione（2012）使用translog和Cobb-Douglas生產函數來估計1995年至2003年期間意大利制造公司的信息通訊技術（ICT）對技術效率(TE)的影響，結果信息通訊技術（ICT）投資對企業的技術效率（TE）有顯著的正向影響。[24]
（二）國內研究進展
國內學者在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的實證研究主要是對企業效益或產業轉型升級的影響上進行研究。實證研究結果均表明，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會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對企業效益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同時由於各地區融合水平各有差異，導致融合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效果存在較大差異。
何帆和劉紅霞（2019）利用A股2012～2017年數據考察實體企業數字化變革的業績提升效應，實證結果顯示數字化變革顯著提升了實體企業經濟效益，而且發現通過數字技術的應用降低成本費用、提高資產使用效率以及增強創新能力，可以有效實現企業數字化變革的經濟效益提升。[25]李曉鐘和黃蓉（2018）為研究分析了實體經濟（紡織產業）與數字經濟（電子信息產業）融合發展及其驅動紡織產業競爭力提升的機理,基於產業融合理論，通過構建兩大產業融合評價模型，實證結果顯示數字經濟發展程度與兩大產業耦合協調度和產業融合水平呈正相關，同時發現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對紡織產業創新能力、出口規模及出口質量等起到顯著的促進作用。[26]楊德明和劉泳文（2018）為探討“互聯網+”對傳統企業業績的影響，采用2013—2015年中國上市公司相關數據，並構建反映傳統企業實施“互聯網+”的指標，實證研究發現傳統企業與互聯網的融合顯著提升了公司業績[27]。倪萍（2013）基於重慶市數據對高新技術產業與現代服務業的關聯性分析，結果表明，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推動信息化建設，會顯著加快重慶市服務業的發展和產業結構轉型，且後續作用會互相產生積極發展的影響，[28]
在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提出之前，被稱作兩化融合，即信息化與工業化融合。由於兩化融合提出較早，國內學者對其研究較為豐富。主要研究工業化和信息化融合水平對制造業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效果、作用機理與區域差異。
張亞斌等（2014）利用協調發展系數法和SBM-Luenberger指數法分別測度了區域兩化融合質量和工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實證結果表明，重化工業化趨勢不利於工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改善，而區域兩化融合質量的提升可以有效改善，提高區域工業環境質量績效，進而促使工業向綠色發展轉型。[29]谷唐敏（2016）通過對全樣本面板數據的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采用系統廣義矩估計進行回歸分析我國30個省市2010－2014年考察兩化融合對我國制造業轉型升級發展的影響效果與區域差異。結果顯示：兩化融合影響制造業轉型升級呈現顯著區域差異性，其中東部地區的影響程度最大，但東、中兩部地區的促進作用卻逐步減弱。[30]焦勇和楊蕙馨（2017）研究表明，兩化融合耦合程度和增值能力、政府幹預顯著促進產業結構向合理化與高級化發展，同時發現不同區域融合對產業結構高級化具有顯著的異質性影響，而對產業結構合理化呈現出正向影響。[31]劉桂林（2017）以基礎環境、工業應用和應用效益三個測度兩化融合水平的分指標探討了兩化融合對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和作用機理。研究表明，基礎環境和應用效益對產業結構合理化的影響相對顯著，其作用機理主要是通過提升應用效益推動產業結構高級化。[32]馬歡歡（2018）分析了工業化和信息化融合水平對制造業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機理，結果表明，兩化融合水平對制造業產業結構升級有著顯著的正向效果，且作用最強；且不同區域的工業化和信息化融合水平不同，其作用也存在明顯的差異，對東部地區具有促進作用，而對中西部地區起到壹定的抑制作用。[33]
四、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中面臨的主要問題
我國數字經濟發展仍處於初級階段，在網絡信息技術與實體經濟融合的過程中，同樣會出現諸多問題。而我們只有充分了解認識融合發展中問題，並及時解決，才能夠持續推進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健康發展。
（壹）產業結構發展失衡
網絡信息技術與實體經濟加速融合應用，促進了壹二三產業轉型升級，但發現存在三次產業數字經濟發展不均衡問題，第三產業數字經濟發展遠超壹、二產業；而且，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極不不均衡；同時，數字經濟生產領域技術、資源投入不如消費領域多，在創新、設計、生產制造等核心環節變革上遠低於發達國家。（魯春從，孫克，2017[34]；孫克，2017[35]）
（二）傳統產業轉型壓力大
數字時代的到來，給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提供了很好的契機，但是由於許多傳統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實力普遍不足，存在著資金、技術和融合性人才缺乏，而導致缺乏創新，數字技術運用水平低下，以及涉及數字技術的領域其從投入應用到產生收益周期較長，亟需完善傳統產業軟硬件的基礎發展。（嚴震，2018[36]；康偉，姜寶，2018[37]；方曉紅，2019）同時，由於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加速融合，使得實體經濟逐漸出現企業退出、不良資產積累等問題，對實體經濟造成不小的沖擊，反過來因為融合後主體、行為、環節更為復雜，聯系更為緊密，從而導致無論哪個環節出現問題便極可能波及整個經濟。（孫克，2017）
（三）新舊動能轉換支撐不足
數字經濟驅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但多數傳統產業存在著高轉換成本、搞試錯成本和風險、大信息化投入、強資產專用性、長投資周期、等運用數字信息技術的動力不足問題；傳統產業存在著較強的固化思維，使得數字信息技術子在實體經濟中應用難度大，並且由於新興產業剛進入，行業標準不夠完善甚至缺乏，嚴重制約了企業前進的腳步；由於傳統企業內部大多信息化基礎較差，應用數字技術的能力不足，使得企業內部基礎無法與外部服務體系相協調。（方曉紅，2019）同時，由於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會使得企業原因的生產方式、生產模式發展變革，會對傳統產業相關部門造成不小的沖擊，因此這些組織部門需要進行調整以適應變化，但據研究表明，這個適應性調整的時間，即從數字信息技術投入到產生收益所需時間為3-10年。（孫克，2017）
（四）高層次人才缺乏
數字經濟產業在我國屬於戰略性新興產業，精通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專業知識的人才本來就缺乏，而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便要求復合型人才，這遠不能滿足融合發展的現實需求。特別地，對於依稀中小制造企業來說，由於缺乏高素質復合型人才，無法實現互聯網等數字技術與生產制造產業完美的進行融合，從而嚴重制約了其發展。（方曉紅，2019）同時，普通高校培養方向重理論、輕實操，課程設置跟不上企業實際需求。（康偉，姜寶，2018）
（五）自主創新能力差
近年來，雖然我國數字經濟發展迅猛，但是，從技術方面來看，我國數字經濟只是在電子商務、移動支付、***享經濟等應用領域的技術創新能力較強，而在生產領域的核心技術創新能力仍然較弱。（方曉紅，2019）從制造業的技術創新能力來看，我國的技術創新力水平低下，其中關鍵技術、核心技術主要來源於國外。從目前來看，我國本土制造業企業並沒有沒有形成技術擴散後的吸收和自主創新的良性循環，反而大多數企業基於眼前的利益，往往在引進核心技術後便進行模仿，以至於制造業產品仍處於產業鏈低端的狀態。（王亞男，2011）
五、總結性評述
（壹）評述
綜上所述，學者對於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的研究，對我國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可以發現西方學者直接研究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影響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文章較少，大多是研究信息技術與企業發展之間的關系；國內學者對兩化融合研究相對較為豐富，然而對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的實證研究仍舊太少。但實證分析側重於研究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即基於整個國家或區域的視角研究產業間的轉型升級，沒有具體到某個省市、某個產業內的轉型升級。由於我國各省份產業發展狀況存在明顯的地域差異，各地區的主導產業不同，研究產業結構升級對具體產業的發展不具有針對性，相關建議適用性不強。
從目前文獻來看，對於數字經濟的研究大多基於“數字”或信息技術視角，從經濟視角的較少，並且由於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是2016年才提出來的，因此這方面的研究咨詢機構、互聯網企業等相比學者來說進行了較多的研究，其中具體的細分領域入手進行的實證和案例研究較多，系統性的理論分析較少。
（二）展望
數字經濟發展歷史並不長，且仍處於初級階段，未來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容融合發展還有很大的研究空間，需要加強相關理論與實證的研究。理論方面，今後的研究應該更加註重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的本質與內涵，來挖掘數字經濟的價值對傳統產業的作用機理，為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指出明確的道路；實證方面，今後的研究可以具體到省市的具體產業為研究對象，分析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水平對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具體作用，以彌補目前研究領域的空白。
同時，現今的研究對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測定的研究相對較為豐富，但是缺乏系統的關於數字經濟與數字經濟融合測度的指標，因此今後應註重融合的測度及評價。因為科學系統的評價體系是推動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發展的必要條件，不僅可以準確把握數字經濟的特點，還充分考慮到實體經濟的結構特征。此外，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正是為了反映兩者融合的成熟度，從而可以指標幫助企業及政府有效找出融合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因此，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是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今後研究中的壹大重點，應該分別構建壹套完備、系統、權威的總體評價指標模型和反映區域、各行業的評價指標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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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寫於2019年6月，僅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