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藏族、蒙古族、土族等民族***同傳承的“格薩（斯）爾史詩傳統”，是關於古代英雄格薩爾神聖業績的宏大敘事，以韻散兼行的方式講述了格薩爾王為救護生靈而投身下界，率領嶺國人民降伏妖魔、抑強扶弱、完成人間使命後返回天國的英雄故事。憑借壹代代藝人傑出的口頭藝術才華，史詩在中國西部高原的廣大牧區和農村傳承千年，全面反映了藏族及相關族群的歷史、社會、宗教、風俗、道德和文化，至今仍是民眾歷史記憶和文化認同的重要依據，也是中國族群文化多樣性和人類文化創造力的生動見證。
格薩（斯）爾史詩傳統
格薩（斯）爾史詩以其獨特的串珠結構，融匯了眾多神話、傳說、故事、歌謠、諺語等，形成了氣勢恢宏、篇幅浩繁的“超級故事”。史詩說唱傳統在壹定意義上是地方性知識的匯總——宗教信仰、本土知識、民間智慧、族群記憶、母語表達等，都有全面的承載，史詩說唱傳統還是唐卡、藏戲、彈唱等傳統民間藝術創作的靈感源泉，同時也是現代藝術形式的源頭活水，不斷強化著人們尤其是年輕壹代的文化認同與歷史連續感，因而格薩（斯）爾史詩傳統堪稱民族文化的“百科全書”。2009年9月，“格薩（斯）爾史詩傳統”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格薩爾史詩是世界上最長的史詩，堪稱人類偉大的口頭表達藝術生動鮮活的樣本。
史詩是壹種歷史悠久的藝術，在世界各地文明傳統中多有流布。古希臘著名的荷馬史詩和神話，被公認是西方文學的濫觴。古巴比倫的《吉爾伽美什》、古印度的《摩訶婆羅多》、古英語的《貝奧武甫》、古日耳曼的《尼貝龍人之歌》、古法蘭西的《羅蘭之歌》、非洲的馬裏史詩《松迪亞塔》等，都曾經廣為傳唱，影響久遠。古希臘的亞裏士多德曾仔細討論過史詩的內涵和特性，並給予這個藝術樣式很高的評價，開啟了人類認識和評述史詩的先河。地球各個角落的人們，依照各自的自然環境和文化傳統，發展出形態各異、風格繁復的史詩演述傳統。眾多的史詩，已經成為人類口頭演述文化的座座豐碑。
主要在藏族和蒙古族等民族中所傳唱的大型史詩《格薩（斯）爾》（藏族叫“格薩爾”，蒙古族叫“格斯爾”，後文統稱“格薩爾”），堪稱人類偉大的口頭表達藝術的壹個生動鮮活的樣本。它所具有的諸多特性，令人嘆為觀止。
“格薩爾”故事“多如牛毛”，不可勝數，是世界上最長的史詩。在“格薩爾”為世人所知前，西方的工具書說世界上最長的史詩是古印度的《摩訶婆羅多》，有10萬“頌”，就是20萬詩行。而“格薩爾”的長度，迄今沒有很準確的統計，但我們可以大略地知道，藏族的史詩文本，已經記錄下來的相互不重復的“部”，保守計算也超過100種，僅僅是韻文部分就超過100萬詩行。
以這樣的規模，大概沒有那個歌手能夠完整地掌握它。現年80多歲的藏族歌手桑珠能說唱65部《格薩爾》，他所唱格薩爾故事的大約三分之二，在陸續謄寫和刊印中，計劃中的規模是46卷，平均每卷400頁,藏文散體排印，這是數倍於《紅樓夢》的篇幅！他是目前公認能說唱格薩爾故事最多的藝人。因為格薩爾史詩傳統仍處於發展變化過程中，我們很難確定其究竟有多少“部”，大約多少“字數”。對藏族內部而言，格薩爾還是他們唯壹的史詩，這在世界上就很少見了，多數產生史詩演述傳統的民族，都有豐厚的史詩群落，並不“壹枝獨秀”。藏族中的這個現象，與《格薩爾》的結構特點有關。它屬於串珠式結構，具有很強的開放性，不斷包容和吸納新的故事內容，而且把藏族的許多敘事文類——如神話、傳說、故事、民歌、諺語等，吸納到史詩中，形成壯觀的敘事畫卷。在人類口頭演述藝術的歷史上，這也堪稱奇跡。
格薩爾是流傳久遠和廣泛的史詩，其傳播地域廣闊、涉及語言眾多在世界上少見。
格薩爾的演述歌手類型很多，僅以藏族歌手而論，按照說唱技藝的習得和傳承方式的不同，主要分為神授藝人、聞知藝人、掘藏藝人、吟誦藝人、圓光藝人等幾種類型。在上述五種藝人中，神授藝人是最為特別的藝人群體。他們大多自稱有過奇異的經歷，故事和講述故事的能力來自“神授”。這些藝人大多生活在祖傳藝人家庭或《格薩爾》廣泛流傳地區，有著較特殊的生活經歷。他們記憶力超群，雖然絕大多數不識字，但他們卻表現出驚人的口頭創造活力，藝人們通常能說唱至少壹二十部。
《格薩爾》還有抄本、刻本的書面傳播形式，由此產生了抄本世家，世代以抄寫為生。青海玉樹的布特尕家，就是這樣的家族。現存最早的抄本，時間上可以回溯到14世紀（藏於西藏博物館）。現存最早的刻印版本是1716年的北京木刻版《十方聖主格斯爾可汗傳》。
《格薩爾》史詩還滲透到不同的藝術門類中，以格薩爾英雄為題材的藝術形式，包括唐卡（藏族卷軸畫）、塑像、壁畫、藏戲、彈唱等，從另壹個側面說明了格薩爾的普及程度和受到民眾喜愛的程度。到了當代，格薩爾故事還進入影視、廣播、小說等現代藝術形式中。在藏區，種種繪有格薩爾王形象的唐卡和工藝品以及史詩抄本和印本，則被當地民眾敬奉為能夠驅邪除穢的吉祥物。
《格薩爾》的藝術魅力，還體現在它非凡的傳播力上。《格薩爾》濫觴於青藏高原，那裏蒙古人和藏人長期比鄰而居。《格薩爾》很可能首先在這兩個民族中先後紮根，並隨後在周邊的民族中廣為傳播，在土族、裕固族、納西族、普米族、白族等地區都有傳唱，地域上跨越了西藏、青海、四川、甘肅、雲南、內蒙古、新疆等多個省區。在境外，不丹、尼泊爾、錫金、印度、巴基斯坦、蒙古、俄羅斯等國也都有流傳。傳播地域如此廣闊，涉及語言如此眾多的語言演述藝術，在世界上還不多見。
傳統生活方式變遷，史詩說唱傳統賴以依存的文化生態發生巨變，史詩說唱傳統面臨挑戰。
今天，《格薩爾》研究受到國際國內學者的重視，學術成果累累。國外學者從上個世紀初開始系統地研究《格薩爾》，其中，法國學者大衛·妮爾和石泰安對藏族格薩爾的研究，成果卓著，影響深遠。1839年，施密特院士首次以德文翻譯出版了北京七章本，把蒙古族的《格斯爾》介紹到國外。國內學者最早開始介紹格薩爾的，是任乃強先生，他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撰寫了若幹文章在報刊發布。
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我國在史詩的搜集、整理、出版和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壹大批優秀的民間藝人得以確認和立檔，其中的佼佼者進入了省級和國家級名錄。各種抄本、刻本、謄寫本、整理本和翻譯本等，蔚為大觀。各地積累的聲音文檔和視頻資料，數量巨大。用藏文、蒙古文和漢文等出版的各種版本的《格薩爾》超過100種，部分章節或故事梗概已被翻譯成了英、俄、德、法、日、芬蘭等國的文字出版。國內的《格薩爾》研究成果，已經出版專著約20部；研究集刊、集成、論文集等15部；發表於國內外學術刊物上的論文數量可觀；在中國召開了五屆《格薩爾》史詩國際學術研討會，這些年來的國際藏學研討會上，均設有關於史詩《格薩爾王傳》的專題論壇。“格薩爾學”已成為國際藏學研究和國際史詩學研究中的壹個重要分支。
不過，《格薩爾》說唱傳統也面臨新的挑戰——傳統生活方式的變遷，導致史詩說唱傳統賴以依存的文化生態發生巨大變化。這些年來，壹批老藝人相繼辭世，職業化的藝人群開始萎縮；操持母語者數量下降，聽眾群體正在迅速縮小。為積極應對以上狀況，在本土社會和民間文化的土壤上探討史詩的傳承規律和保護策略，作為格薩爾史詩傳統的牽頭保護單位，中國社科院民族文學所開辟了“口頭傳統田野研究基地”項目，推進壹系列保護和振興措施，為《格薩爾》史詩的存續和發展，摸索行之有效的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