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荷蘭—粵樂小組首赴海外
“中國音樂研究歐洲基金會——《馨》”在荷蘭成立於1990年，基金會從事中國音樂的國際性推廣活動，內容包括：每年召開國際研討會，出版定期刊物《馨》，以及安排中國音樂的各種活動等。2005年基金會與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的艾河之畔音樂廳聯合舉辦“中國音樂的對照與反差”系列音樂會。2007年下旬，由筆者組建的 “余樂夫及南亭會粵樂小組”（高胡—余樂夫、揚琴—吳迪、蕭笛—李誌成、秦琴 阮—童紹民、椰胡—郎平）得到了舉辦方的邀請，於2008年1月18日在艾之畔音樂廳舉行了壹場“傳統粵樂音樂會”。
荷蘭之行是小組首次踏足海外的演藝活動,小組壹方面積極地進行準備，另壹方面因為是舉行專場演出,許多細節問題不由地在我腦海產生:由於是五架頭形式的組合,在曲目上也是以傳統為主。 雖說傳統作品對我們來說是如此優秀與熱愛,但難免有所顧慮：萬裏之外的歐洲文明,會從什麽角度來欣賞東方文明?整場下來的小組奏廣東音樂是否會令觀眾覺得乏味?是否增加壹些主流國樂作品來潤飾?我們的傳統音律他們會否覺得不協調?令人驚喜的是,這些問題在與荷蘭邀請方代表施聶女士的壹次通話中得到了意料外的答案。電話中的她提及到大會最近已經聽過了我們的專輯並進行了分析,有幾個問題他們很感興趣；壹是關於這種傳統粵樂的演奏是否采用背譜方式?二、是否采用了特定的音律?三、是否整場音樂會都演奏這種風格的曲目?當時我還不能確定她這些問題的立場,但已經明顯地感覺到壹種追求高水準的學術氣場。我便回答肯定了前兩個問題,並試探地問：“您看我們需要在音樂會上加演壹些其他風格的中國作品?”令我意外的是,她非常肯定地回答：“噢,千萬不要,我們要得就是原汁原味的妳門特長的風格!”這句話不但徹底地令我拋開了之前的顧慮,更令我發自內心地對歐洲人的文化欣賞能力以及開闊的藝術視野產生崇敬。之後她還談到歐洲的民間音樂也有特殊音律,即興演奏等特點,也流露出他們對世界各地不同種族的民間音樂的濃厚興趣與保護意識等等。把這個消息跟小組隊員們傳達後,大家對這次即將到來的荷蘭之行更充滿了信心與期待。
踏足荷蘭後,經過兩天的休息,演出當天下午我們來到了艾河之畔音樂廳進行走臺。音樂廳中等規模,大概可容納八百人左右,據介紹是為演奏室內樂而設計,演奏廳頂部可作升降以控制不同人數與音樂風格的混響，以求精益求精。在這種環境演奏,當然是幸福的事情。我們經過壹個多小時的走臺試音,在短暫的休息與晚餐中,我們與又施聶女士談論音樂。身為荷蘭貴族的她,雖是白份百洋血統,卻是壹個徹徹底底的中國迷, 年輕時在中國上大學,能說壹口流利的中文,甚至言行舉止,也少了幾分洋氣,多了幾分中國女性的雅慧。她說：“我的家族幾代都是貴族,過了我這壹代,資金也用得七七八八了,我打算把現在擁有的錢,基本上都用在對中國文化的傳播上面,這也是我的人生追求。”不知道是否由於對中國文化的溺愛,她還說到：“現在許多歐洲聽眾已經對歐洲音樂缺乏新鮮感了,反而對外族文化發掘很有興趣,特別是不受歐洲音樂影響的原生態藝術,當然這也是請妳們來的原因。”這類問題雖然我也經常與知音朋友談論,也跟她頗有***鳴,但當壹個洋人在我面前這樣提及,頓時內心還是不勝感慨.在守護傳統藝術方面,也更肯定了自己內心的壹些想法。演出前的半小時,舉辦方在演奏廳旁的演講室安排了壹個簡短的介紹儀式,我們通過翻譯介紹了粵樂五架頭的形式特點,各種樂器,並各自演奏片段,示範了音律的特點,讓觀眾有壹個結構上的初步認識。許多觀眾也提早前來參與,場內氣氛輕松活躍,觀眾多是流露出好奇的目光與微笑,主持人說了最後壹句引來全場笑聲與掌聲的話,後來我才得知內容是: “今晚聽完這場音樂會後,大家就會發現我們經常聽的貝多芬的作品，原來音是‘不準’的.”….
演出進行了壹小時二十分鐘左右,曲目有《雨打芭蕉》《雙聲恨》《連環扣》《平湖秋月》《思念》等。這裏包括了軟弓、硬弓組合、五架頭 、三架頭與獨奏形式,雖以傳統曲目為主,也演奏了少量創作曲目,也有意識地突出了每件樂器的特點，如椰胡與洞簫《禪院鐘聲》,揚琴、秦琴與椰胡《銀河會》等。音樂會始末,觀眾門都給予了熱情,返臺時演奏的《步步高》,更是達到氣氛的最高點。看來,他們還真的喜歡上這‘音不準’了!
事實上,近幾十我們中國的學院派音樂教育在以歐洲音樂理念為宗旨的規範意識確實在壹定程度上抹殺了中國民間藝術的風骨與精髓,單就音律的爭論確實有許多不同的觀點：有提倡以十二平均率“規範”民間音律的；有堅持各地民間傳統律制的；音律運用的概念模糊也大有人在，等等….許多學者在肯定西方音樂理念原則的同時，懷疑甚至否定自身的傳統文化特性，這種以否定自我價值以示肯定他人的姿態，幾乎成了近代國人價值觀的習慣。細心思考壹下，難道不覺得有失偏頗？東西南北水土不壹，西瓜南果各顯其精，藝術亦然。最低限度 ,所有世界各地的民間音樂的各種音律特性是可以並存的,它們需要並存!現在我們站在歐洲舞臺用我們的音樂語言說自己的生活,這也是歐洲人希望看到的,他們的熱情是真實的,發自內心的。演出完畢,我們跟壹些留下來的聽眾進行了交流,值得高興的是我們帶來的粵樂唱片也很受歡迎,這時,Snear幫我們清算了銷售數量後說“成績很不錯!剩下這幾張我都要了吧,還有明天荷蘭日報會有記者會來采訪妳們,我來做翻譯。”
我們在酒店大堂見了記者,經介紹他是專門從事藝術方面的采訪,在行內也頗具權威。他之後的提問確實證明了這壹點；他問到:“妳們是學院派的老師與學生,妳們是如何喜愛上傳統音樂的?在學院派院校發展傳統音樂困難嗎？妳們也會演奏現代音樂嗎?”這些問題顯然壹針見血，特別是關於學院派院校中傳統音樂的處境與現狀，這也引起了我們的強烈***鳴。由於中國的許多傳統音樂的醞釀、形成均來自民間，其偉大成就與民間藝人不可分割。而這種來自於民間蘊藏著深厚的東方藝術精髓的藝術形態，還不能在學院派院校的教學理念下很好地消化與分解，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了抵觸。例如：1、現行的視唱練耳教育大大地影響了中國傳統音樂的音律概念，線條的起伏與氣度。2、大量西方練習曲教材的運用扼殺了演奏中國傳統音樂的靈活性、人性與想象空間。3、學院派的“發展、創新”意識強勢，淡卻了許多人從事傳統音樂活動的熱情。4、戲曲藝術與音樂專業院校教學體系的脫節造成民樂學生缺乏傳統審美情懷。單就這幾點，已經足以對中國傳統音樂帶來重創！這裏引用壹句話“不要妄想只用壹個辦法解決所有問題”。面對這些現狀，我們也只能從自身做起，通過建立與粵樂小組並長期運行，不斷攝取前人的成就和深入民間團體、樂社等吸取養分，以至有所繼承及展望創新。整個采訪氣氛活躍，記者跟我們交換了許多意見，他對中國的藝術狀況都比較了解,印象比較深刻的是,他對中國音樂民族交響化不太認可,也許是了解不充分所至。我也馬上向他推薦了壹些自己較為欣賞的民族交響作品，希望他會有新的看法。第二天,我們的訪談就刊登在當日的荷蘭日報上。
荷蘭之行,獲益甚多,在技藝上得到鍛煉是必然,更多的是對藝術思想的啟發與收獲。雖不敢說是千裏遇知音,想必在藝術上的堅持,確實多了幾分肯定。因為在傳統音樂的領域,我們還太年輕,雖說有心，當然還需要更多的歷練與人生感悟。
二﹑英國——《牛弓》首演之傳統技法與現代觀念結合
英國之行首先要感謝壹直旅居英國的粵樂演奏家及作曲家廖桂雄先生。身為利物蒲市中國文化統籌的廖先生，早年壹曲《喜開鐮》而揚名中國，如今雖紮根於海外，卻壹直從事著中國音樂文化推廣及樂器研發。在他的促成下，於2009年元月，筆者得以與英國利物蒲皇家交響樂團合作，首演由英國著名作曲家Ian Stepen創作的胡琴（大胡）作品《牛弓》。這是樂團首次向中國邀請國樂演奏家進行合作。上述中的大胡，為廖先生畢生心血之作並不為過，數十年，廖先生為擴充中國胡琴制作領域，填補低音胡琴之空白地帶作出了巨大努力。《牛弓》的誕生，意味著胡琴家族又壹新成員在開創歷史。
對於外國作曲家寫的胡琴作品，當然引起我濃厚的興趣，在演出前的壹個月，總譜與音響小樣終於收到了，在此之前廖先生與我也描述過曲子的特點，可在我第壹次聽完小樣時，還是完全超乎我的想象；充滿著印象派風格的樂曲中富有著極其復雜的節奏變化與飄忽不定的旋律，使人有些摸不著頭緒。顯然，這是離我們相當遙遠的音樂語言與思路，即使這樣，音樂的總體效果仍然使我感受到強烈的畫面感與吸引力。
作者Ian通過電郵向我表達了他對作品的期望：“在演奏風格上，因合成器的局限，小樣只能體現獨奏與樂隊間的整體出入布局，而在獨奏部分，希望能夠發揮中國弦樂的特點，我對中國胡琴不夠了解，但當然不希望它的演繹最終會像提琴。”這個想法令我非常興奮而有***鳴！雖然從音樂結構與編制上，《牛弓》屬於典型的現代派作品，但是許多細節的處理，是完全可以與胡琴傳統技法有所結合的。而這也是筆者想提出的——“傳統技法與現代觀念之結合”之想法。這也與Ian不謀而合了。
近幾十年來，中國的胡琴新作品輩出，其中以借鑒西洋提琴技巧和曲式結構等手法的作品占較大比例。這也是當代我國的許多作曲家其創作理念及學習歷程，由於歷史等客觀因素，均以西方人的音理和西方人的藝術觀來審視自己祖國“母”音樂文化，甚者在不充分了解東方審美或對傳統藝術“知其壹不知其二”等狀況下往往得出“中國音樂落後” 等結論。這種意識形態，甚至成為中國近壹世紀所謂“發展中國音樂”的原動力。無奈，歷史已是如此寫成，現在中國音樂的局面可謂“不敢全盤西化，又不願意全盤中國化”。而胡琴類全盤趨向提琴化，也成為了現今客觀事實了。試問壹個放棄自己“根”的民族，它的存在意義又何在呢？當然在此也不能妄下成功或失敗的結論。而從事中國弦樂演奏與教育的我，深深感受到傳統意識淡薄，被邊緣化的現狀，為傳統藝術而惋惜。慶幸的是，我能在充滿傳統音樂氛圍的家庭成長，這種環境得使我對傳統藝術有著深厚感情與不同的價值觀。
音樂的表達手法不僅是壹種形式，它體現了壹個民族的宇宙觀和生命觀。例如我國的傳統音樂，均與其當地語言、生活習慣以及生存環境與條件緊密相連。“如果有壹天人類的歷史聚合為壹種單壹的文化和文明，那將預示著我們的滅亡”（波尼亞托夫斯基）。這句話深深地披露出每個種族對自身文化堅守與守護的重要性。如果在吸收外族文明的同時，最終得到扼殺自我的結果，這無疑是最大的悲哀。
為此，對於演奏許多新創作型作品時的自我要求，往往會盡量謀求它與傳統理念的合理駁接，以達到“雙贏”的效果。因為作品的規模、篇幅與編制已充分體現出其時代性，所以獨奏不應太受其西洋理念過於約束，盡可能地保留其特有的民族特性。正如Ian所期望的，《牛弓》的獨奏部分，在與樂隊配合工整的基礎上，散板或旋律線條等部分我都盡量發揮出中國弦樂的特性，努力尋找伸縮可能性與體現空間感，使用適度的滑音，裝飾音與重拍移位等，使之突出東方線條審美與氣度，刻畫出胡琴的不可代替性。事實上這種做法也已有不少先例，單就以本人所從事的高胡演奏專業範疇來說，壹些具有代表性的新創作曲目如：高胡與管弦樂《珠江之戀》（喬飛曲）、高胡協奏曲《琴詩》（李助昕、余其偉曲）、《粵魂》（李助昕曲）、高胡與樂隊《出海》（蔔燦榮曲）、《小鳥天堂》（蔔燦榮曲）、高胡協奏曲《萊村女》（房曉敏曲）、高胡與樂隊《花朝月夕》（房曉敏曲）等，其中包括了西洋交響與民族交響編制的作品。它們的獨奏部分，演奏者（余其偉、蔔燦榮、陳國產）都能合理地溶入傳統技法與曲目相結合，始終不離“粵味”。至於使用的分寸，也相當謹慎，既不會百分百地照搬，同時也照顧到不同樂曲或片段的需要 ，這非常考驗獨奏者對傳統根基的積澱程度與理解力。既要保住“根”又不乏大膽視野，是壹門相當綜合的學問。這種創作與演奏理念正是筆者所向往的。
在英國的排練安排在利物浦皇家交響音樂廳，它已有百多年歷史，我與廖先生到達後，《牛弓》作者Ian Stephen與此次演出的指揮美國人Clark Rundell已經在此等候，大家熱情地相互介紹後，我便來到休息室與指揮進行了壹次對譜，很順利，整曲下來並沒有間斷，這時大家都流露出輕松的笑容，我內心也終於松壹口氣。考慮到這是壹次實驗性的作品首演，樂團方面也在排練時間上作了彈性安排，除了第壹次排練以外，第二次或第三次排練是機動安排。令大家高興的是，在這第壹次排練中，各方面都比較順利，首先是樂隊的水平屬歐洲壹流，而我的獨奏部分除了達到了作者與指揮的要求外，許多處理也給他們帶來了驚喜。值得壹提的是，效果頗為理想，因此，原定的二、三次排練便順理成章能地取消了。
演出的當晚我進壹步得知，此音樂會是為中國新年而舉辦，作品《牛弓》也是為中國迎來牛年而得名。全場音樂會全部演奏中國作品，包括有譚盾的《距離》、陳其鋼的《道情》等。廖先生還說到，即使在歐洲，古典音樂會的票房也是日漸下降，此次以中國作品為專場，壹是中國的崛起使之文化日益倍受關註，二是樂團也在努力尋求突破點力求贏得高票房。果然，演出當晚座無虛席，其中有利物蒲市長與中國文化參贊等高級官員，而《牛弓》也是當晚的重頭節目。緊張與動力加興奮，使在臺上的我更加投入與高度集中，13分鐘的曲子就如壹瞬指間，當曲子壹完，觀眾熱情不止，作者Ian激動地跑上臺上與我擁抱，指揮Clark也在喊“great sound”…..
首演的成功，使我有了再次與利物浦皇家交響樂團合作的機會。在2010年中國上海舉辦的“世博”會上，代表英國音樂文化, 主題為“利物蒲之夜”音樂會於10月16日在上海世博演藝廳公演。音樂會除了交響樂團為主陣容外，另邀請了英國老牌電子組合OMD與The Scaffold樂隊等各種團體助陣。在他們前往上海之前，“利物浦之夜”音樂會率先於10月2日在利物浦亮相。而《牛弓》的選入,使我成為這次英國音樂文化盛事中唯壹邀請的”外國人”。此次，作者Ian對作品在編制上進行了擴充，樂隊陣容更為龐大，指揮換也成了英籍俄國人Vasili Petrenko。這兩場演出，作為華人的我能代表英方出席國際文化盛事，在人生藝術生涯中，確實有著特殊意義。通過演繹新作品，也大大豐富了自己的音樂視野，在此再向廖先生及作曲家Ian先生表示衷心感謝！
《牛弓》的上演，也進壹步印證了創新與傳統理念結合的可行性、必要性。如何站在世界舞臺看待中國藝術？中國音樂的發展前景與方向如何？這些問題在當代也爭論不休。時代在前進，世界在變局，壹切事物都要與時俱進，這是毋庸置疑的。而更加理性、客觀地看待自身、在接收外來文化增益自己的同時應該慎之又慎，這種態度，對我們新壹代音樂工作者來說尤甚重要。
三﹑比利時——粵樂亮相歐羅巴利亞國際藝術節
歐羅巴利亞藝術節是國際上知名藝術節之壹，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美術宮的倡議下，“歐羅巴利亞”國際協會於1969年成立，並在當年舉辦了首屆藝術節。2009年10月，圍繞著“古老的中國，當代的中國，多彩的中國，中國與世界”四大主題的第22屆歐羅巴利亞藝術節在比利時拉開帷幕。藝術節歷時4個月，總***舉行了50多場展覽，450多場文藝演出，以展示出中國古今各方面藝術成就。得到比利時方面的邀請，筆者有幸帶領“余樂夫及南亭會粵樂小組”赴往參演。
由中國文化部帶領出發，小組的四場音樂會分別安排在：洛克倫——Oudenbos教堂（2009.11.6）、布魯塞爾 De Pianotabriek文化中心(2009.11.7) 、迪爾比克敵制 Westrand 文化中心(2009.11.8)與Itferbeek 伊特比克(2009.11.9)。面對連續四場專場演出，我們在服裝，曲目以及樂器方面都作了相對調整。考慮到是國際性音樂節，為了使外國觀眾能在視聽覺上全面感受東方傳統文化，在服飾上我們由常用的中山裝改為傳統長衫，希望更能體現音樂與外觀上的統壹。在曲目上，除了演奏舞臺性及炫技性較強的《雙聲恨》、《雨打芭蕉》、《連環扣》等，有意識地增加壹些較少上舞臺而在民間卻非常受歡迎的曲目，如《落花天》、《岐山鳳》、《西江月》、《銀河會》等，目的在於突出更樸實的民間風俗情懷，展現真實的生活寫照與風土人情及真摯的人性和感情表達。說來，之前通過學習與演奏這些曲目，大家都有了很深的體會：因為對於我們這些沒有經歷鄉村生活，在大城市長大的年輕人來說，相對舞臺化且具表現張力的作品大家都比較容易理解和演繹；而像上述作品或屬鄉間情調濃郁，或情感平和而內在，就顯得難以下手了。後經反復磨合與學習研究，才慢慢地掌握了這種中庸兼內在的演奏狀態。有趣的是，大家漸漸地更喜歡演奏這類作品，它們似乎更貼近人性，遠離功利，近於生活，也更能體顯出廣府人的性格特質。在樂器上的使用我們也作了調整，這次演出我們首次使用了特別訂制的小型五排碼揚琴（較目前廣州五排碼揚琴寬度縮小約三分之壹，減除了上下兩端壹些演奏傳統作品時基本不用的音位），它的使用使小組的總體音色上有了明顯的改變，使之多了幾分溫雅、清麗，削減了現代揚琴帶來的剛強與火爆，這種音色似乎也更符合傳統音樂的審美。
每場演出後，許多觀眾留下來與我們進行交流，合照，他們對我們的樂器十分感興趣，也提出了不少問題。其中特別有意思的是，在他們所看到的這次藝術節中屬於傳統文化領域的展演的演員中，我們的年齡是最小的，居然都是二、三十歲的青年人，對於我們為什麽在傳統音樂如此專註的問題很感興趣。當時的作答雖由於語言障礙未能盡言，但確實引起了我們的思考。在這裏，我也對此問題作出壹些回應與看法：事實上，這個問題我們在之前的許多場合或訪問中都碰到過，基於在中國的現階段意識形態影響下，主流社會普遍彌漫著“發展，創新，改革”等主導思想，這樣使得許多傳統文化藝術的生存領域自然地受到冷落；特別是新壹代年輕人，傳統意識淡泊已是事實。而在人類的歷史進程中，繼承與創新本應是並肩進行的。由於本人自幼得益於家庭環境的熏陶，同時在大學期間又結識了幾位誌同道合的同學，小組建立至今，與其說是壹直堅持，倒不如說是樂在其中。多年的實踐，讓我們充分地領略到傳統音樂的魅力，演奏它們除了是必要的技術支持以外，更多的是友情的體現，生活體驗以及***同的人生態度等等。這顯然不是刀光劍影，飛沙走石的舞臺表演，但是，這種富於真切情感流露，廣闊表達空間的演奏狀態，讓我們更感受到藝術的情趣，找到真實的自我。
雖然我們如此溺愛於傳統音樂，但我們決不反對創新，我們生活在當代，衣食住行處處現代化，對新鮮事物處處關心，只是在對待新思維的介入時，多了幾分古今對照而已。就如我們在許多新作品的演繹上，總能找到利用傳統審美去潤飾的部分。在本人看來，這樣是十分健康合理的，現代作品引出了許多技法上的突破，學院派手法足以解決問題，而在表現人性與內心的部分，傳統意識的積澱往往能有更深刻的關照。值得壹提的是，在許多發達國家，復古文化早已盛行，這裏包括了各行各業，無論衣食住行，體現出現代人對昔日文化經典的回味與向往，透露出傳統文化在當今社會存在的必要性與不可代替性。
結語
歐洲之行之經歷固然不能對中國音樂狀況謂之全面對照與評價，但畢竟歐洲音樂歷史悠久，而在全球有其標誌性的影響，歐洲音樂人之文化沈澱、觸覺與眼光當然不容忽視。通過與歐洲三國的文化人或音樂人交流、合作與演出實踐，似乎找到了同壹種文化價值觀：“無論妳是身上流著哪個種族的血液，說的是哪種方言，妳們的音樂就是它的載體，都是世界文化中燦爛的壹員，它們都受到尊重，您們需要保衛它！”
我們所說的傳統審美，即所謂從古至今國人所積澱形成的獨特的審美情趣，代表著我們這個東方民族的世界觀、價值觀。它有著強烈的生命力與歷史延伸力。繼承中國傳統音樂既是學習中國音樂的必要根基，也為創作與發展深厚內涵的中國音樂不斷提供源泉與動力。
中華音樂，源遠流長，品種繁多，城鄉***響。我們必定要用嚴謹的態度審視視之，切勿采用“千篇壹律，文化***和”等輕蔑態度謀之“發展”，不受短暫的歷史背景或功利影響，這樣我們才能夠與“根”同在，隨“根”伸展，無愧於中華音樂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