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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民族為什麽沒有形成強大的宗教信仰?

在長達幾千年的歷史發展中,漢民族沒有形成統壹和強大的宗教信仰,可能與皇權專制和儒家文化傳統有關。漢興以後,統治階級崇尚黃老之道,無為而治。漢武帝之時,無為變成有為。當此之時,意識形態領域發生了壹件影響中國歷史的大事,儒生董仲舒向皇帝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將儒家學說推崇為正統意識形態。但是,儒學本身是不能變成宗教的。因為儒學本身提倡“入世”,儒生通曉儒家學說的目的不是為了使自己精神上信仰上獲得滿足,而是為了獲取壹個進身之階,從而影響當政者,達到內聖而外王的境界。孔子辦學的指導思想就是為政府輸送治國之才的,而不是為了精神上信仰上的追求,更不是為了探求什麽大自然的奧秘之類的目的。儒家的創始人孔丘,有人請他去做壹個小小的縣令,他都非常得意。個人修養也是壹種手段,是達到進入政府機構治國平天下的手段。政府從儒學者中取仕,當官的輝煌前途及俗世的幸福吸引力消解了儒生在精神領域的追求,儒學逐漸演變成了壹種政治意識形態——努力為統治階級服務,這是其壹。其二是儒家提倡祖先崇拜,並且規定了壹套宗法禮教,這壹套類似於原始宗教的東西受到皇權的支持,作為了宗教的替代品,在漢民族中築起了壹道抵禦其他宗教的防火墻。這裏附帶說說董仲舒。董仲舒善於逢迎,無限擡高皇帝的地位,盡量貶低臣子和百姓的地位。且聽他是怎麽說的:“受命之君,天命之所予也。”“君不名惡,臣不名善。善皆歸之君,惡皆歸於臣”(《陽尊陰卑》)。“民者,暝也。” 幹脆說人民是瞎子、愚昧之人。皇帝壹高興,封他為江都相。並且下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學者只準研究儒家經典,博士學位只設“五經博士”,做官只從通曉儒家經典的人中選擇。這樣壹來,當然大家“有識之士”誰都明白要有“前途”只能研究儒家學說,儒家學說就逐漸占據了統治地位。特別是隋朝開始的科舉取仕制度後,歷時壹千多年,儒家學說與專制皇權互相依靠,排除異己。其他意識形態就更難以占據統治地位了。皇權專制政府也曾經利用土生土長的道教。曹操、曹丕鑒於黃巾起義,害怕農民起義者利用宗教組織起來進行革命,便對早期道教采取了兩手政策,壹方面進行限制或鎮壓,另壹方面又進行利用和改造。曹操將在社會上有影響的壹些神仙方士,如左慈、甘始、郤儉等,召集到身邊,既可以謀求養生方術以延年,又可以防止他們鼓動老百姓造反。最後分化瓦解了當時的道教組織,使之陷於混亂。隋文帝對道教采取懷柔政策,修建道觀。隋煬帝崇道更甚,在位時於長安為道教修建了10座道觀。大業七年(611年),還親自召見茅山宗宗師王遠知,並以帝王之尊,“親執弟子之禮”,敕命於都城(長安)建玉清壇以處之。北宋歷代帝王承襲唐朝道儒釋兼容和對道教崇奉扶植政策,宋真宗稱趙氏始祖“九天司命保生天尊”趙玄郎下降於延恩殿。於是,加封為“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次年(1013年),虔誠加封老子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並行幸亳州太清宮,謁拜老子神像。明朝正壹道的政治地位居道教各派之首。早在1361年朱元璋攻占南昌時,正壹道第42代天師張正常就曾譴使拜謁,密告“符命”,與朱氏接上關系。明朝開國後,張正常於洪武元年(1368年)入朝禮賀,明太祖封他為正壹嗣教真人,賜銀印,秩視二品。洪武五年,又敕令張氏永掌天下道教事。從此正壹天師便上升為道教各派首領,其地位較元代正壹天師統領江南道教更高。道教處於歷史上的輝煌時期(資料來自《中國道教協會網》)。為什麽道教沒有成為漢民族統壹信仰的宗教呢?筆者認為道教的思想是把個人的健康長壽當成目的,講求個人清修對於激烈的社會競爭不是像儒家那樣去采取積極適應的態度,而是采取消極避讓的態度;其二是道教的思想非常玄,道教經典對於壹般老百姓也十分難懂,制約了它向中國廣大不識字的民眾傳播。再來說說佛教。東漢時,佛教傳入中國。為什麽沒有取得正統地位呢?這是因為儒家學說獲得皇權的青睞,占據了正統地位後,晚來的佛教壹時難以改變這個局面,只有慢慢地等待時機了。直到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的大壹統皇權專制沒有了,儒家正統地位也失去了依靠,中國四分五裂,佛教乘虛而入,從此在中國大地占穩了腳跟,並且主要還是先在北方那些非漢族政權那裏獲得成功,然後才突破長江進入南方。可是,壹旦中國在隋唐恢復了大壹統政權後,儒家正統地位很快獲得恢復,畢竟儒家學說才是皇權專制的同構體。從隋朝開始的科舉考試,仍然只考儒家經典。相信佛道,在政治上是沒有前途的,制約了佛道的傳播。只有那些政治上壹時失意的官僚和文人,才把佛道作為精神寄托的手段。1949年後,特別是文革時期,宗教隨其他傳統的東西壹起遭殃。當時全國各地大小寺廟被毀無數,全國性宗教組織禁止活動。改革開放後,國家撥亂反正,宗教組織開始恢復活動,各地寺廟恢復很快,信教群眾也逐漸增多。但是,根據我的觀察,漢人信教不像其他民族那樣純粹。壹會兒往佛教寺廟拜佛求簽,壹會兒去道觀請簽,哪裏有神就到哪裏去拜。遍及全國的鄉村的廟宇,也是三教大小諸神都供奉。壹方面表明漢人的信仰包容性強,另壹方面也表明漢人缺乏堅定的信仰,對於信仰抱著實用主義的目的,大多為現世牟利,解決眼前困難等物質上的追求。什麽都信仰,恰恰是什麽都不信仰。誰管事就求誰,誰起作用,就給誰進貢。就像他們對待政府官員那樣的態度來對待諸神,難道是有宗教信仰嗎?活脫脫的功利主義的寫照。老實說,這不是有信仰的表現。中國幾千年來的皇權專制破壞了漢人的宗教信仰。儒家文化傳統又消解了漢人的宗教信仰。沒有信仰,沒有對神靈的敬畏之心,沒有原則,沒有良心譴責,剩下的只是對專制政權的恐懼。壹切以眼前利益為行為準則,這樣的社會如何產生和諧?老實說,如果連儒家宗法禮教都被破除了,維系這個民族團結發展和抵禦外敵的紐帶就只剩專制政權了。其後果是不堪設想的。為什麽世界第壹大人口民族在外敵面前就像壹堆沙子那樣沒有力量,難道沒有原因嗎?中國在歷史上也不止壹次亡國,近現代也幾次幾乎成了幾個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地,難道還不令人深思嗎?所以,我附帶得出壹個結論:恢復儒家傳統文化中的宗法禮教也許對恢復這個民族的倫理道德準則有好處。當然,現代社會恢復和光大儒家傳統文化也不能禁止信仰自由。與我國同樣屬於儒家文化傳統的韓國可以作為壹個例子。儒家文化傳統在韓國保存得相當完好,並沒有被資本主義沖跨;同時,信仰基督教的也日漸增多,也並沒有說要亡國滅種了。相反,韓國的政治也民主化了,經濟也躋身發達國家水平了。所以,宗教信仰自由有利於經濟發展和政治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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