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中父親的脾氣很急躁。小時候在院子裏玩土炮仗，他正巧路過，嚇了壹大跳，憤怒中撿起壹塊磚頭，就沖我奔來。我連滾帶爬才逃過壹劫。還有壹次，為件小事頂了父親幾句，他不由分說就重重給了我壹巴掌，這下母親生氣了，不準我們跟父親說話。幾天後，我玩耍時跌了壹跤，鼻血長淌，父親又正巧路過，便把我叫住，從口袋裏掏出壹張手帕遞給我。我心裏壹酸，原諒了父親，母親發起的杯葛自然也就停止了。
父親其實性格溫和，從來沒跟人紅過臉。用壹句古語說，他的壹生是“沈淪下僚”，在大山深處的小縣做壹個小官員。他也很知足，常常騎車下鄉，爬幾千米高的高山。我常想，要不是時代的因緣際會，他也許就是山西老家壹個鄉村教員，不會打老遠地跑到四川來，晚年也回不了故土。他能不知足嗎？文革時，我們家占全了，父親是“叛徒”，母親是“特務”。那時候，母親整夜睡不著覺，而父親每次被批鬥回來，倒頭便睡。他後來說他不怕遭難，可我總有點不信，我覺得父親是不能往深處想的人，這樣反而好，不受苦。
以後父母就提前退休了，遷到山外的都江堰。但父親還是常坐著車回黑水去，他想把自己的歷史問題解決好。記得有次他從外面回來，興沖沖地給我們看壹張紙，那是壹份州裏的文件，將他的黨籍恢復至1937年，還惠而不費地給了個副廳級。看到這些，我們兄妹都漠然以對，父親臉上有些尷尬，倒是母親生氣了，她說，雖然這沒有什麽意義，但畢竟是父親的壹個心願。那壹代人總是有許多心願，難以了結。差可慰藉的是，父親年輕時也喜歡寫點東西，還在1937年的《大公報》上發表過壹篇小說《欠債者》，壹看就是受五四新文學的影響。我翻遍圖書館，找到了這份報紙，讓父親高興了好壹陣子。
晚年的父親脾性越來越好，好微笑，好感傷，好流淚。家人聚在壹起，聊起社會上的腐敗，聊起某某事件，某某偉人去世，他總會禁不住老淚縱橫，這時我們就會笑他，笑得他不好意思起來。他覺得以前的社會很純潔，以後呢，還是有希望的。母親罵他心存幻想，跟不上時代，但卻不喜歡我們看不起父親，她可以兇父親，我們不行，她必須在子女面前維護父親的那壹點尊嚴。
家裏的事從來都是母親做主，父親倒成了可有可無的人。而且越到晚年，母親越表現出決斷的魄力，也比父親有見識得多。但母親畢竟也年紀大了，感情上越來越依賴子女。結果是許多事父親聽母親的，母親聽我們的。而我們呢，卻越來越少跟父母聊天，不是忙，是沒有話講。父親不可能理解我，我也難以深入他的內心。雖說我在外地工作，也偶爾會想念他，但總覺得在忽略什麽。在人與人的真正關系上，我們其實都是孤獨的。
父親開始喜歡壹個人散步，走到附近衛校的小樹林裏，對著下午的夕陽坐壹會兒，然後站起來往回走。他的腰越來越彎，走得越來越慢，如果看到我們去接他，便會露出淺淺的笑容。因此，當聽到父親的噩耗時，我壹時仍不能相信他就這樣走了，他沒什麽大病，他是燈殘油盡。據母親後來對我說，父親走的那壹瞬間，眼裏又流出了壹滴眼淚。他是舍不得妳們呀，她說。
我常常想，父親對我意味著什麽？他是壹座山，常擋住我的視線，為了自己方便和懶惰，我時常想繞行而過，等到這山塌了，我才突然明白，這座山擋住的是我們稱之為終點的那個東西，從此以後我的前面也就壹眼望到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