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中父親的脾氣很急躁。小時候在院子裏玩土炮仗,他正巧路過,嚇了壹大跳,憤怒中撿起壹塊磚頭,就沖我奔來。我連滾帶爬才逃過壹劫。還有壹次,為件小事頂了父親幾句,他不由分說就重重給了我壹巴掌,這下母親生氣了,不準我們跟父親說話。幾天後,我玩耍時跌了壹跤,鼻血長淌,父親又正巧路過,便把我叫住,從口袋裏掏出壹張手帕遞給我。我心裏壹酸,原諒了父親,母親發起的杯葛自然也就停止了。
父親其實性格溫和,從來沒跟人紅過臉。用壹句古語說,他的壹生是“沈淪下僚”,在大山深處的小縣做壹個小官員。他也很知足,常常騎車下鄉,爬幾千米高的高山。我常想,要不是時代的因緣際會,他也許就是山西老家壹個鄉村教員,不會打老遠地跑到四川來,晚年也回不了故土。他能不知足嗎?文革時,我們家占全了,父親是“叛徒”,母親是“特務”。那時候,母親整夜睡不著覺,而父親每次被批鬥回來,倒頭便睡。他後來說他不怕遭難,可我總有點不信,我覺得父親是不能往深處想的人,這樣反而好,不受苦。
以後父母就提前退休了,遷到山外的都江堰。但父親還是常坐著車回黑水去,他想把自己的歷史問題解決好。記得有次他從外面回來,興沖沖地給我們看壹張紙,那是壹份州裏的文件,將他的黨籍恢復至1937年,還惠而不費地給了個副廳級。看到這些,我們兄妹都漠然以對,父親臉上有些尷尬,倒是母親生氣了,她說,雖然這沒有什麽意義,但畢竟是父親的壹個心願。那壹代人總是有許多心願,難以了結。差可慰藉的是,父親年輕時也喜歡寫點東西,還在1937年的《大公報》上發表過壹篇小說《欠債者》,壹看就是受五四新文學的影響。我翻遍圖書館,找到了這份報紙,讓父親高興了好壹陣子。
晚年的父親脾性越來越好,好微笑,好感傷,好流淚。家人聚在壹起,聊起社會上的腐敗,聊起某某事件,某某偉人去世,他總會禁不住老淚縱橫,這時我們就會笑他,笑得他不好意思起來。他覺得以前的社會很純潔,以後呢,還是有希望的。母親罵他心存幻想,跟不上時代,但卻不喜歡我們看不起父親,她可以兇父親,我們不行,她必須在子女面前維護父親的那壹點尊嚴。
家裏的事從來都是母親做主,父親倒成了可有可無的人。而且越到晚年,母親越表現出決斷的魄力,也比父親有見識得多。但母親畢竟也年紀大了,感情上越來越依賴子女。結果是許多事父親聽母親的,母親聽我們的。而我們呢,卻越來越少跟父母聊天,不是忙,是沒有話講。父親不可能理解我,我也難以深入他的內心。雖說我在外地工作,也偶爾會想念他,但總覺得在忽略什麽。在人與人的真正關系上,我們其實都是孤獨的。
父親開始喜歡壹個人散步,走到附近衛校的小樹林裏,對著下午的夕陽坐壹會兒,然後站起來往回走。他的腰越來越彎,走得越來越慢,如果看到我們去接他,便會露出淺淺的笑容。因此,當聽到父親的噩耗時,我壹時仍不能相信他就這樣走了,他沒什麽大病,他是燈殘油盡。據母親後來對我說,父親走的那壹瞬間,眼裏又流出了壹滴眼淚。他是舍不得妳們呀,她說。
我常常想,父親對我意味著什麽?他是壹座山,常擋住我的視線,為了自己方便和懶惰,我時常想繞行而過,等到這山塌了,我才突然明白,這座山擋住的是我們稱之為終點的那個東西,從此以後我的前面也就壹眼望到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