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史載，早在唐代就有廣東商人到海外做生意。明清時期中國的資本主義尚處於萌芽階段，粵商就以其獨特的嶺南文化背景、與海外的密切聯系在中國商界獨樹壹幟。早期粵商的代表在廣府，其中以十三行最為突出，主要從事貿易和運輸。粵商伴隨著廣東商品流通的擴大、商品經濟的發展、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發跡於東南亞、香港和潮汕地區。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粵商雖然曾壹度沈寂，但在20世紀70年代再次崛起於中國南部、香港及東南亞等地。廣州是粵商興起、發展的發源地，千年商都的歷史文化造就了粵商獨有的商業精神。廣州素有“千年商都”之稱。廣州商都的歷史，源遠流長，基礎深厚，經久不衰。廣州城市發展的歷史，可以說是商貿發展的歷史。在2000多年的開放貿易中，“惟我獨尊，地位不可替代”，廣州是名副其實的歷史商都。今天，廣州得改革開放風氣之先，商貿再領風騷，廣州、廣貨壹度成為時髦的代名詞。廣州已成為真正的“購物天堂”。2009，這裏作為全國惟壹的進出口商品交易會所在地和內地第壹個進入“發達狀態”的城市，具有世界級商業輻射力和超強的消費購買力，歷來是海內外商家趨之若鶩爭相攻峙的商業重地。 粵商是最早走出國門、是對外貿易的先驅。廣東是中國重要的對外經濟貿易發源地之壹。自西漢時廣州就已成為南部中國珠璣、犀角、果品、布匹的集散之地，宋時的廣州已是“萬國衣冠、絡繹不絕”的著名對外貿易港了，到清代，這裏更是中國唯壹的對外通商之地。
因為這樣的商業傳統習氣，廣東人自能出海與海外人進行交易之時起，就沒有中斷過商業活動。從這個角度看，廣東人個個都是商人的後代。
1、秦漢時期至鴉片戰爭爆發 （約公元前200年-1840年）
這壹時期是廣東對外經濟貿易由起始走向昌盛時期。漢代著名的“海上絲綢之路”貫通了東南亞各地及印度洋彼岸。三國以後，廣州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中心之壹，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經魏晉、唐宋至明清，廣東對外經濟貿易開始由政府有意識地進行自主管理。外貿管理機構及有關政策法規也逐步走向完備，至鴉片戰爭爆發前夕，廣東外貿已經在國民經濟中占有了舉足輕重的地位。
2、秦漢時期
漢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冬，南粵分為九郡。南粵設郡後，漢武帝派遣直屬於宮廷的“驛長”率領應募者，帶著大量黃金和絲綢從徐聞、合浦到達印度半島東海岸的黃支國（今印度），在那裏交換“明珠、壁琉璃（寶石）、奇石、異物”等。這是史書記載的較早的壹次對外貿易。此後，異域的商船也繞過馬六甲海峽載貨到廣東進行貿易。
166年，大秦（羅馬帝國）王安敦遣使來漢朝，開始了兩國的海路交通。中國則通過天竺（今印度）同大秦開展海外貿易。
3、魏晉南北朝時期
三國孫吳期間，開辟了自廣州啟航，經海南島東面進入西沙群島海面的新航線，使廣東海運航線由沿海岸航行進入跨海航行的階段，廣州隨即成為嶺南對外貿易的中心。
226年，羅馬商人秦論到達交趾（今越南北部河內附近）以後，取道到建業拜見孫權，表示要與中國通商的願望，並介紹了海外情況。同年，孫權派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前往林邑國（今越南中部）、扶南國（今柬埔寨）和馬來半島等地訪問，加強了中國與東南亞等地的聯系。
西晉初年，大秦國來中國朝貢，經過廣州，帶來了無數的珍奇。
東晉末年，獅子國使臣經10年跋涉首航廣州向東晉王朝貢。
4、隋唐時期
隋煬帝時，在鴻臚寺下設置了集外交外貿於壹體的中央外事機構，即“四方館”。“四方館”是中國首次設立的外貿外事專職機構。
大業三年（607年），隋煬帝派遣常駿、王群政攜帶大量絲織品由廣州乘船出發，出使赤土國（今馬來半島吉達），受到當地歡迎。
唐代，廣州港已發展到可容大小海船近千艘的港口，官方首設市舶使（中國最早掌管海外貿易的官職）於廣州，並開辟了長達14000公裏的由廣州通向西方的航線，這是當時世界上最長的航線。在今天光塔路壹帶的“蕃坊”竟居住著12萬外國商人及其家屬，當年的廣州形成了壹個國際性的珠寶市場。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拓展時期。在這壹時期，廣州已成為計算海程的起點。通過廣州來中國經商的國家和地區大為增加，有15個之多。廣州成為當時商賈及朝廷命官發財致富之地，有“廣州剌史但經城門壹過，便得三千萬錢”壹說。
5、宋元時期
宋元時期，廣州“城外蕃漢數萬家”，“廣州富庶天下聞”。歷隋、唐、宋數代，廣州海上絲綢之路已發展到空前繁榮的階段。官方堅持實行開放政策，除了官方積極經營對外貿易外，又允許私人出海貿易。同時還大力鼓勵外國來中國進行貿易，並在廣州設立了市舶使專管外貿事務。當時中國與南洋和波斯灣地區有6條定期航線，這些航線都集中在廣州，其中最著名的壹條航線叫“廣州通海夷道”，廣州起航，越南海、印度洋、波斯灣、東非和歐洲，途經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全長***14000公裏，是當時世界上最長的國際航線。從此，廣州成為當時聞名全世界的中國對外貿易第壹大港，世界東方大港。
6、明清時期
明洪武三年（1370年）在廣州宋代市舶亭舊址，設置廣東市舶司，專通“占城、暹羅、西洋諸國”。洪武七年（1374年）市舶司被廢，永樂元年（1403年）重開。
正德三年（1508年），廣東市舶司決定對外國貢舶實行抽分制，征收實物十分之三作為入口稅（後來降為十分之二），並設置牙行，由官府指定的官牙當中介人，將余下貨物作為民間貿易。
嘉靖元年（1532年）浙閩兩市舶司被罷，獨留廣東市舶司，自此以後，廣東市舶司基本沿續至明末。
正德末年，由於葡萄牙殖民者在廣東沿海侵略搔亂，朝廷宣布實行海禁，廣東外貿受到影響。直至隆慶元年（1566年），海禁開放，民間貿易才被視為合法。
隆慶五年（1571年）廣東市舶司決定以丈抽制取代抽分制，即按船舶大小征收船稅。
清代，廣州設立“十三行”，專門從事對外貿易。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關閉漳州、寧波、雲臺山等三處通商口岸，只留廣州壹口對外貿易長達83年。廣州再次成為全國惟壹的對外貿易口岸，直到鴉片戰爭之時，廣州的外貿因而空前繁榮。有歷史學家這樣描述當時的廣州：廣州成為對內對外貿易的極盛之地。中華帝國與西方列國的全部貿易都聚匯於廣州。中國各地物產都運來此地，各省的商賈貨棧在此經營著賺錢的買賣。清末至民國時期，廣州大力引進華僑和外國資本開辦商業、洋行和銀行，商業和外貿的發展在全國處於領先地位。 粵商崛起於明清時期，並形成中國壹大商幫，絕不是偶然的，它與廣東的人文地理環境，發達的商品性農業，手工業，人多田少的矛盾，復雜的國際環境以及朝廷的海禁政策有著密切的關系。商人的活躍與否取決於整個社會的商業環境、商品意識、市場背景，也取決於政府的政策、社會生產的狀況、當地的自然條件等等因素。廣東商人在明清時期的崛起亦離不開這些因素的制約。明朝中後期，上述因素就形成了壹個明顯有利於商人發展與活躍的趨向，尤其是在珠江三角洲地區。因此，明清粵商的崛起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1、三山六水壹分田
廣東境內地形復雜，有山地、丘陵、平原、臺地等，而以山地和丘陵為主。平原地區很少，總體情況就是人多地少。明清時期，由於人多與田少的矛盾成為廣東、尤其是珠江三角洲的嚴重社會問題。廣東就有不少人想法設法另覓生計。他們或者在有限的土地上種植有較好經濟效益的經濟作物，或者實施新的耕作方式，采用“基塘”養蠶養魚；還有壹些人則轉而從事手工業生產，專門進行商品經營；還有壹些人則棄農經商。因此，人多田少的矛盾便成為廣東商人崛起於明清時期的壹個重要因素。
2、交通便利
廣東三面環海，境內河網密布，無論是通向海外、還是內地，交通都非常便利。廣東南臨南海，地當太平洋、印度洋、亞洲和澳洲之間海上航路的要沖，是世界上海洋航運繁忙的地區之壹，也是中國與世界交往的紐帶。交通的便利為廣東商人的崛起提供了有力的條件。
3、商品性農業的普遍發展
明清時期，廣東的農業生產有了較大發展，商品性農業異軍突起。桑基魚塘，種桑養魚，壹地二用，是廣東珠江三角洲土地利用的壹種特殊方式。甘蔗、水果、茶葉、花類經濟作物的廣泛種植，明清廣東部分地區農村商品經濟的迅速發展，還促進了廣州對外貿易的發展，而廣州對外貿易的發展，又反過來促進了廣東社會經濟的發展，也促進了廣東商人的崛起。
4、廣貨遠運
明清時期，伴隨著商品性農業的快速發展，廣東的手工業也在原有的基礎上有了新的發展，成為全國手工業發達地區之壹。其門類眾多、花色品種齊全、技術精巧，都是空前的。隨著商品性農業的興盛和手工業生產的迅速發展，廣東產品迅速崛起，數量多，質量好，走上國內國際貿易舞臺，並隨之形成“廣貨”的概念。廣東手工業的高度發展自然要求廣大的銷售市場，促使的廣東的商業繁榮，商人活躍，商業資本發達。
5、西人東來
明清時期，特別是16世紀以來，隨著“地理大發現”和新航路的開辟，西方殖民者紛紛東來進行掠奪性貿易，並進行殖民擴張。1573年，葡萄牙人強租澳門，壟斷了澳門的對外貿易，控制了澳門的東西方國際貿易。隨後，西班牙、荷蘭和英國接踵而至。清政府采取了“海禁”政策，這對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廣東商人尋求海外貿易有很大影響。由此形成大量的海商，這就是明清史籍的所謂“海盜”。隨著海商聯合，廣東商人在明朝嘉靖以後才真正崛起，而首先形成的是海商商幫集團。到粵海壹口通商之後，廣東海商的力量更是隨著廣州的獨口貿易的高度發展而日益壯大。
6、專業市場的興起
由於廣東地區商品性農業和手工業的迅速發展，壹些專賣農作物產品的市場隨著專門化的商品性農作物的種植而出現，並隨之擴大而增加。不分季節，四時都有貨源的，如牛、豬、布等專業交易場所，稱之為圩；有定期收獲的農產品，如水果、花生等專業交易場所，稱之為市。專業圩市的出現是為了適應農業的商業化，也滿足了由此而興起的手工加工業發展的需要。專業圩市不僅適應了珠江三角洲商品性農業生產發展的需要，而且也適應促進了廣東商人在明清時期的崛起。
7、商業傳統
廣州是壹個具有悠久的商業傳統的城市。《史記·貨殖列傳》中廣州（時稱番禺）即九大都會之壹還特別指出番禺是“珠璣、犀、玳瑁、果、布之湊，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廣州這種悠久的商業歷史和商業傳統，無疑對廣州城鄉居民有很大的耳濡目染的作用，在這種氛圍下，廣州以及廣東居民的商品意識自然較強。這對明清時期廣東商人的崛起有很大的影響。
8、外貿壟斷
明清時期，中國基本實行閉關政策，對外貿易被嚴格管制口貿易；第二類是本港行，專門暹羅貢舶貿易及南洋貿易；第三類是福潮行，專辦福建、潮州的國內貿易。清代始終把廣州視為對外聯系的中心和紐帶，也正由於廣州所處的重要地位，使它迅速發展和繁榮起來，也促使廣東商人空前的繁盛。明代，實行朝貢貿易與貢船貿易，清代則大體上實行壹口通商的對外貿易政策。廣州壹口通商後，商船日漸增多，稅課日旺，買賣頻繁。由此引起廣州的商行分出三類專業商行：第壹類是洋貨行（即十三行），專門辦理對外進出
粵商社會組織。
明清時期，廣東商人已經有了自己的社會組織。這些組織名目繁多，有行、幫、會館、公所等等。行，是指商人的行業組織；幫，則是商人的地域或業務性質的組合；會館，壹般而言是商人的地緣組織；公所，則是商人的業緣組織。雖然這些組織的內涵在明清時期相當程度上已演化的差不多了，但是它們的名稱卻依然存在。
9、商行
“行”是已知較早的商人組織。唐宋時期，“行”就已經出現。當然，當時的“行”和後來壹樣，不完全是商人組織，手工業者也包括在裏面。而且，它還是商人和手工業者所開設的店鋪的組織。明清時期的“牙行”實際就是“牙店”、“行家”、“行戶”的通稱。其職能主要是替客商收買、評估物品。當時之“行”最主要的含義是行業，每壹行業皆有自己的組織，此組織或曰堂，或曰公所，或曰會館。行雖不是組織本身，卻也和行業組織緊密聯系在壹起，而且，大多數行都有壹個“堂”，名稱雖不壹，但該“堂 ”畢竟為壹商人行業組織。故此，行在當時還是有特殊的意義。
10、商幫
“幫”，主要是由地域關系而形成的，當時也有壹些是因業務關系而組成的。在壹些商業繁榮的都市裏，商人們幾乎都有自己的“幫”，廣東商人的“幫”往往叫做“廣幫”。但“廣幫”其實只是壹個大的稱呼，“廣幫”之內還有地域關系而形成的順德幫、番禺幫、潮州幫之類。明清時期，廣東商人最有名的商幫是潮州幫。
11、會館
明清時期異藉同鄉人士在客地設立的壹種社會組織，它是適應社會的變遷而產生的，又不斷改變著自己的形態，在對內實行有效整合的同時，又不斷謀求與外部世界的整合。狹義的會館指同鄉所設點辦公的建築，廣義的會館指同鄉組織，由商人發起新建的會館，目的在於保護本地商人或本行業商人的商貿利益。
12、公所
早期公所主要是有地域關系的同行商人的組織，其參與者僅限於工商業者。公所往往是中小商人謀求發展的處所，更多的是註重實效。明清時期公所的不斷成立和增加，反映了工商業行業的拓展和工商業經營者的增長，這是社會分工發達的標誌。 明清時期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廣東商人，雖然由於其商業資本主要流向土地而不能從質的方面改變傳統經濟，但在量的方面，卻發揮著多方面的社會功能。這是因為，廣東商人的活動雖然屬於交換的範疇，就壹切要素來說，它是有社會生產決定的。但是，作為生產工程中壹個階段的交換，在壹定的條件下，也能對生產發生反作用，進而引起整個社會經濟、政治、思想和文化的某些變異。明清時期廣東商人的商業活動因而也就對當時廣東的經濟、政治、思想和文化產生了影響。
1、促進外向型手工業的興起和發展
世界經濟發展史證明，商業的擴張往往是先於工業發展的。明清時期廣東商人的商業活動，其實就是承當國內貿易中介人角色的商業活動，推動了廣東外向型手工業的興起和發展。為了適應市場，特別是供給市場的需要，廣東商人往往對外向型手工業作坊或工廠手工產品特別青睞，甚至投資於外向型手工業，從而促進外向型手工業的興起和發展。在廣東，廣州的制茶業、紡織業和佛山的棉織業、冶鐵業、制瓷業的發展最為典型。
2、促進貨幣經濟的發展
隨著廣東海商出海貿易的發展以及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明中葉開始外國銀元大量流入中國。明清時期，以絲、茶、瓷、和他其手工產品為主要出口商品的中國外貿壹直處於出超地位，外商不得不大量輸入銀元來交換中國的商品。清政府推行廣州壹口通商政策，外國商人的銀元於是經由廣東商人中的十三行行商之手源源不斷的輸入廣州，進而向全省乃至全國流散。廣東商人在銀元輸入的過程中充當了轉手人的角色。
3、促進城鎮經濟的發展
隨著廣東商人的日益發展，廣東的市鎮也像雨後春筍般興起和發展起來。首先是嶺南壹大都會的廣州城已成為“百貨之肆，五都之市”的中心，人口也發展很快，由於人口劇增，商業繁榮，廣州城進行了兩次擴建。顯然這是為了適應由於商業貿易而新發展起來的繁榮的商業區的需要。由於廣東商人的發展和活躍，商品生產與交換，逐步地破壞著周圍的自然經濟結構，使許多千年不變的鄉村卷人商品經濟發展的潮流，進而成為新的商業市鎮。
4、促進東南亞和美洲國家經濟的發展
16至18世紀，東南亞和美洲的許多國家正處於開發時期，社會經濟發展水平還遠遠低於中國。廣東商人中的海商和這些國家的商人通過商品交易往來大大改善了當地人民的生活。同時因貿易而在當地定居的廣東商人就成了華僑。廣東商人以及華工帶去的先進的鐵工具等，對東南亞各國人民從事礦藏的開發、荒地的開墾以及經濟作物種植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5、促進中外科學文化的交流
貿易的通道，同時也是文化交流的通道。廣東商人的大量出海貿易，不僅把中國的優秀文化帶到國外，而且也把外國的先進科學技術帶回中國來，從而促進了中外科學文化的交流。
中國科技文化的外傳：廣東商人的海商足跡踏遍了世界各地，他們不僅運去了各國人民所需要的先進的中國手工業制品和農產品，而且想這些國家傳播了中國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文化，對各國的經濟、文化發展做出了貢獻。
農作物新品種的引進：到國外經商的廣東海商不時把外國的壹些經濟作物或者糧食作物新品種帶回廣東種植，對廣東乃至全國都有產生極大的影響。
西方國家先進科學技術的傳入：隨著廣東海商對外商貿的發展，西方傳教士也紛紛來到廣東和內地傳教，並帶來了先進的科學技術，為明清時期停滯不前的科學技術註人了新的血液。
6、促進廣東社會重商心態的形成
廣東是壹個商業壹直比較發達的地方。在國際貿易的影響下，廣東社會的重商思想不斷得到加強，隨著明清廣東商人的形成和發展，廣東人經商意識日益普及化。明中葉以後，重商的社會心態便在廣東形成了。廣東社會的重商心態除了表現為經商的人多、經商的風氣盛以外，還在商業性農業的發展等方面反映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