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今天高考等公開考試，國家規定大綱、內容、時間和具體程式。除進士科之外，還有諸科，包括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禮、三傳、明經、明法、明字等科。所有舉子都是每年秋季參加鄉試，中鄉舉者冬末會集到京城，次年開春，由禮部主持國家級統壹會試。所謂“九經”，即唐朝定下的九部儒家經典，“五經”則是西漢時確定的五部儒家經典，“開元禮”是唐朝修纂的壹部大型禮書，也可以看成是實用“禮學”的專科考試，“三史”指《史記》、兩《漢書》和《三國誌》，可以理解為史科的專科考試，“三禮”指十三經當中的《周禮》、《儀禮》和《禮記》，可以看成是禮學理論的專科考試，“三傳”指《左傳》、《公羊傳》和《榖梁傳》，可以看成是經部史書的專門考試，“明經”指全部經書的統考，可以看成是傳統經學訓詁類的考試，“明法”是法學考試，“明字”是字學考試。
關於“進士”和“明經”，則需要多說幾句。從唐代以來，舉子們最看重的就這兩大科，兩大科中，又以進士科為最。原因很簡單：中進士者日後仕途非常樂觀，往往能爬到宰輔的高位，及第明經的前途要坎坷得多，最終能做到高官的人寥若晨星。其他各小科壹看就知道，即使考中，也不過終生是個小業務官，很難掌握到權力。
“制科”是由皇帝親自主持的小範圍考試，這種考試形態源於漢朝的射策，唐代已經非常普遍，到宋朝，逐漸形成了壹些“常科”性質的制科，也就是經常重復考試的制科題目。如太祖時設的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閑吏理達於教化三科；仁宗時設的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明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詳明吏理可使從政、識洞韜略運籌帷幄、軍謀宏遠材任邊寄六科，都是從唐朝承襲來的。制科考試的範圍雖然不大，應試者的資格卻放得很寬，不論是在任官員，還是山野小民，都可由宰相重臣舉薦參加考試。已經中過進士的人也可以參加制科考試。北宋名臣富弼，原本是想參加進士科考試的，偏巧那年他老丈人晏殊當大主考，需要回避，只得參加當年的制科考試；再如蘇軾、蘇轍兄弟，嘉祐二年(1057)已經中了進士，還不甘心，又雙雙參加了嘉祐六年(1061)的制科考試，入第三等。據宋人郎曄考證，蘇軾應的是“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這和蘇軾後來的自嘲甚相吻合——在經歷了多重磨難後，蘇軾不無感慨地嘆道：“當年應制科考試，成績甚優，於是飄飄然自以為真的可以‘直言極諫’了。殊不知諫壹回滅壹回，如今滅到黃州涼快來了。”
宋朝科考的題量相當大，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答壹張卷子就能獲取功名。以進士考為例，需要“試詩、賦、論各壹首，策五道，帖《論語》十帖，對《春秋》或《禮記》墨義十條”。這其中以詩、賦、論三項為最重。所謂“帖”，全稱為“帖經”，即默寫經典中的段落；所謂“墨義”，即筆答經義，規定為十條。默寫經書為什麽叫“帖”呢，因為這類考試是將經典原文的前、後句子裁去，只露出中間的某壹兩句或某壹兩行，讓舉子們把前、後補齊。除“帖經”、“墨義”外，還有回答“時務策”三條。這三項在進士試中屬於捎帶腳兒的，不很重要，而在明經科則很重要，幾乎是該科考試的全部，要不然為啥進士歷來看不起明經及第的呢，就因為考明經大多靠死記硬背，不像考進士那樣可以文采飛揚。因為考題量大，不論是鄉試還是會試，舉子們都要在考場裏呆上三四天，才能把所有內容答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