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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科舉好像也不比明清的八股文好到哪裏去

宋朝科舉考查範圍比較廣,對綜合素質要求較高,而清代八股文範圍太窄,容易使人思維僵化,可以說還是強於明清的!

似今天高考等公開考試,國家規定大綱、內容、時間和具體程式。除進士科之外,還有諸科,包括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禮、三傳、明經、明法、明字等科。所有舉子都是每年秋季參加鄉試,中鄉舉者冬末會集到京城,次年開春,由禮部主持國家級統壹會試。所謂“九經”,即唐朝定下的九部儒家經典,“五經”則是西漢時確定的五部儒家經典,“開元禮”是唐朝修纂的壹部大型禮書,也可以看成是實用“禮學”的專科考試,“三史”指《史記》、兩《漢書》和《三國誌》,可以理解為史科的專科考試,“三禮”指十三經當中的《周禮》、《儀禮》和《禮記》,可以看成是禮學理論的專科考試,“三傳”指《左傳》、《公羊傳》和《榖梁傳》,可以看成是經部史書的專門考試,“明經”指全部經書的統考,可以看成是傳統經學訓詁類的考試,“明法”是法學考試,“明字”是字學考試。

關於“進士”和“明經”,則需要多說幾句。從唐代以來,舉子們最看重的就這兩大科,兩大科中,又以進士科為最。原因很簡單:中進士者日後仕途非常樂觀,往往能爬到宰輔的高位,及第明經的前途要坎坷得多,最終能做到高官的人寥若晨星。其他各小科壹看就知道,即使考中,也不過終生是個小業務官,很難掌握到權力。

“制科”是由皇帝親自主持的小範圍考試,這種考試形態源於漢朝的射策,唐代已經非常普遍,到宋朝,逐漸形成了壹些“常科”性質的制科,也就是經常重復考試的制科題目。如太祖時設的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閑吏理達於教化三科;仁宗時設的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明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詳明吏理可使從政、識洞韜略運籌帷幄、軍謀宏遠材任邊寄六科,都是從唐朝承襲來的。制科考試的範圍雖然不大,應試者的資格卻放得很寬,不論是在任官員,還是山野小民,都可由宰相重臣舉薦參加考試。已經中過進士的人也可以參加制科考試。北宋名臣富弼,原本是想參加進士科考試的,偏巧那年他老丈人晏殊當大主考,需要回避,只得參加當年的制科考試;再如蘇軾、蘇轍兄弟,嘉祐二年(1057)已經中了進士,還不甘心,又雙雙參加了嘉祐六年(1061)的制科考試,入第三等。據宋人郎曄考證,蘇軾應的是“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這和蘇軾後來的自嘲甚相吻合——在經歷了多重磨難後,蘇軾不無感慨地嘆道:“當年應制科考試,成績甚優,於是飄飄然自以為真的可以‘直言極諫’了。殊不知諫壹回滅壹回,如今滅到黃州涼快來了。”

宋朝科考的題量相當大,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答壹張卷子就能獲取功名。以進士考為例,需要“試詩、賦、論各壹首,策五道,帖《論語》十帖,對《春秋》或《禮記》墨義十條”。這其中以詩、賦、論三項為最重。所謂“帖”,全稱為“帖經”,即默寫經典中的段落;所謂“墨義”,即筆答經義,規定為十條。默寫經書為什麽叫“帖”呢,因為這類考試是將經典原文的前、後句子裁去,只露出中間的某壹兩句或某壹兩行,讓舉子們把前、後補齊。除“帖經”、“墨義”外,還有回答“時務策”三條。這三項在進士試中屬於捎帶腳兒的,不很重要,而在明經科則很重要,幾乎是該科考試的全部,要不然為啥進士歷來看不起明經及第的呢,就因為考明經大多靠死記硬背,不像考進士那樣可以文采飛揚。因為考題量大,不論是鄉試還是會試,舉子們都要在考場裏呆上三四天,才能把所有內容答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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