鳥語花香作為大自然中美的對象，早在三代上古，詩人六義，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而繪事之妙，亦相繼寓興於此，與詩人相為表裏。據文獻記載，六朝時的顧景秀，劉胤祖皆精於蟬雀，筆跡謹細，賦彩新麗，形象微妙，是花鳥畫之蓓蕾初萌，至唐代薛稷的畫稿，馮紹正的畫雞，姜皎的畫鷹，均有名於時，大略以工筆設色的畫法寫生逼真，中唐以後，花鳥畫正式獨立成科，可以作為標誌的便是邊鸞，於錫，梁廣等壹大批花鳥畫家的湧現。其中的邊鸞的成就最高，他長於寫生，畫法工筆重彩，筆跡輕利，賦彩鮮明，形象生動逼真，中國花鳥畫的傳以及工草沒色的技法，到邊鸞已經達到相當水平了。
進入五代，以“黃徐異體”為旗幟，花鳥畫壹科臻於圓轉成熟。當時西蜀的畫壇，由習光胤，滕昌祐帶去了唐代的傳統技法，到了黃筌父子手裏獲得了進壹步發揚光大，作風艷麗豐滿，諺稱黃家富貴，南唐的畫壇，則以徐熙為代表，以落墨為格等江湖汀花野竹，水鳥淵魚，意境清淡雋秀，諺稱“徐熙野逸”，後世花鳥畫的發展，沒有超出這兩大基本的傳統技法之外的。
黃氏父子有“寫生珍禽圖”，“山鷓棘圖”，存世，其作風，技法，大體而言先用細淡的墨線勾出物象的輪廓，然後再根據對象的不同質感在相應的輪廓內渲染色彩，所以達到高度的真實性和生動性。然而，徐熙及南唐諸家的真跡卻無有流傳，對於“徐熙野逸”的作風和技法，無從考證。 北宋初年，由於二黃壟斷了宮廷畫院的權力，對徐熙的畫派竭力加以排斥，“黃家富貴”的畫體，遂得以成為畫院中評定優劣去取的標準。因此，約有壹百年的時間，院墻內外的不少畫家都以黃體為格，亦步亦趨，陳陳相因，以求得畫院中的壹席立足之地，甚至連徐熙的兒子徐崇嗣，也不得不放棄了家傳的落墨法，另創不用墨筆直以彩色圖之的沒骨法。
當然，這期間也有不為黃體所囿的畫家，如趙昌專攻寫，用沒骨法，雖仍屬工筆設色的畫體，但相比於黃家的富貴濃麗，則有輕清淡遠的韻致，當時人評其設色之妙，曠代無雙。又如易元吉，入萬守山百裏以窺獐猿動靜遊息之態、天性野逸之姿，作風稍粗放而摒去俗艷，論考推為徐熙後壹人而己。在文人士大夫之間，對徐熙畫派流連贊嘆者大有人在，並從北宋中期開始，壹股水墨寫意而以枯木、竹石、梅蘭為題材的文人畫湧起，後來又加上菊花合稱“四君子”，成為花鳥畫科中壹個特殊的門類，歷千百年而不衰。
與此同時，宮廷畫院的花鳥創作亦開始擺脫黃體的壹家眷屬。來自民間的崔白，崔愨兄弟，作為花鳥多在於水邊沙外之趣，畫風清淡疏通，放手鋪張，勢欲飛動，雖屬工筆設色範疇，但明顯已向粗放，清淡的格調傾斜，追求“孤標高致”，“野趣”，迎來了畫院花鳥創作的全面繁榮。 皇帝宋徽宗趙佶，對畫院的建設不遺余力，對花鳥畫的提倡尤其著意。概括其對繪畫藝術的要求，大體上可以歸結為兩點：壹是註重寫生追求客觀的真實性，二是通過命題考試追求的含蓄性。在其影響下當時畫院的花鳥畫創作呈現出形象逼真、意境生動的特色。比之二黃，有了長足的進步。 其畫風有兩種，壹種用濃郁的重彩畫成，源於黃體，另壹種用清淡的水墨畫成，源於徐熙。其作風又有兩種：壹種工筆細勾淡染，與院體無異，只是變色為墨而另壹種粗筆，連勾帶染，點垛兼施，但依然恪守形
象的真實性。南宋宮廷畫院的花鳥，在藝木思想上乃畫風形態上，無不受趙佶的直接或間接影響，其中不少著名的畫家如李安忠、李迪等，本來就是宣和畫院的畫師。
此外如林椿，吳炳等均為壹時高手從具體畫法而論，南宋畫院雖與宣和畫院壹脈相承，但宣和畫院多為大幅畫創作，至南宋初期的李迪猶然，而南宋畫院多為鬥方，團扇形制的小幅面創作。因此，就風意境而論，前者有輝煌壯麗之觀，後者清新腕約之致。除工筆設色的壹路之外，當時的禪林之中亦以花鳥畫畫壇化為頓悟的機緣，畫法用水墨大寫意，極其恣肆奔放，完全脫略形似以神韻為尚，其意境又在徐熙落墨法之外。先在畫院後又入禪林的梁楷所作多取遠景，牧溪則多寫近景；梁楷擅於用筆而性格較為剛斫，牧溪擅於用墨而性格稍趨柔和，這壹路畫風後來東傳日本，對日本畫壇影響至為深遠。文人士大夫中，除枯木，竹石，梅蘭外，如楊無咎，趙孟堅等，還兼能畫水墨水嫌體，雜卉畫法用工筆雙勾，而有別於其梅，蘭，竹的點垛，但氣韻的清高幽雋則是無有二致的。 元代花鳥，由於趙孟頫的竭力反對“近世”，認為“用筆纖細，賦色濃郁”的畫體，“古意既虧，百病橫生，豈可觀也”，所以工筆設色的作風，如水流花謝，春事都休。僅錢選所作，精工而不失土氣於趙昌，林椿之後別開生面，任仁發的畫整，便明顯板了壹些，遠不及宋人的精采生動。與此同時，梁楷，牧溪水墨粗放的壹路，同樣不合元人鑒賞的心目，被認為粗惡無古法，誠非能雅玩。他們所推崇的是趙孟堅工整清淡的墨花壹路，同時受水墨四君子畫的影響，開創出墨花雅玩禽的風氣，既對院體花鳥作了大跨度的改造，又擴大了文人畫在花鳥畫領域的表現題材，為明代以後文人花鳥的興起，起到了先聲的鋪墊作用。
元代墨花墨禽畫家中，陳琳，王淵為職業畫工，他們的畫法純出院體，嚴謹而又寫實，穩健的骨體和華美的鋪陳，反映出功力的精湛，但以墨易色的渲染，所引起的情調和意境，卻是淡雅而寧靜的，另壹位張中則為文人畫家，其畫風壹變院體的刻劃嚴謹，而以松秀，率意的筆致點染揮灑，兼工帶寫，更洋溢著生動瀟灑的野逸之趣，此外，還有邊魯，盛昌年等，畫法不出兩者之外。
進入明代以後，宮廷院體花鳥壹度復興，並由工筆粗筆轉化，如邊文進全學“黃家富貴”，雙勾填色，稍嫌板刻艷俗，林良長於水墨，雖用草粗勁，氣豪放而不失法度的森嚴，與文人有別，呂犯則有重彩的，也有水墨清淡的，凡重彩者，比之邊景昭較活潑，淡淡者比林良又較文靜，所以在宮中影響最大，學者甚眾。另有金門侍禦孫隆，常與宣宗朱瞻基壹起探討畫藝，兩人的作風有所相似，而以孫隆的成就為高。他的畫法不用筆線勾勒，而用顏色直接點染出來，充分利用不同色階的自然滲化和銜接，來表現對象水淋淋的質感，具有現代水彩畫的效果；其形象的刻劃，不求細節的真，往往以虛為實，筆簡意足，與院體迥異。後來文人花鳥畫的發展無疑是在此基礎上加以變色為墨的改造而成。 壹幅好的工筆花鳥畫，勾線要挺拔有力，設色要勻潤艷雅。古代流傳下來的工筆花鳥畫名作，其顏色歷經幹年而不變色，都是畫家對於繪畫工具和顏料進行極其嚴格選擇的緣故。 筆墨習性的這壹改變，標誌著水墨寫意的花鳥畫派真正進入了文人畫的審美範疇，八大山人和石濤代表著這壹畫派的最高成就。石濤花卉畫法雖也屬大寫意，但所抒發的情調卻無亡國後的悲涼索寞，豐腴俊爽的筆墨，清新奔放的才華，天真爛漫的氛圍，洋溢著對生活的向往和憧憬，與八大的幻心境，形成顯成的對照。另壹位遺民畫家壽平，則以工細清麗的筆調，開創了宋元明以來所不曾有的寫生風格，是陳洪之後又
壹濃於文人書卷氣息的工筆設色畫派，沒骨漬染逸氣橫溢，脫盡院體的富貴萎靡之習。
其特點有三：壹是以極端的形似逼真乃稱為花傳神；二是色彩的渲染淡雅纖麗，精妙絕倫，三是筆法的運用嫵媚剛勁，婀娜遒逸，評者譬為“天側化人”，壹時學者甚眾，並傳入宮廷畫院，如蔣廷錫，鄒壹桂等均傳其衣缽，世稱“寫生正派”。乾隆之際，宮廷花鳥除寫生正派的板刻艷俗之外，另有以郎世寧為代表的“中西合壁”，畫體系用西畫的觀念、方法，以中國畫的工具材料來作畫，形象刻劃幾同照像攝影，但神采全無，所以“雖不亦匠，不入畫品”。倒是宮外的揚州畫壇，花鳥畫創作盛極壹時，明顯壓倒了山水、人物的勢頭。晚清花鳥畫壇，海派的趙之謙、四任、虛谷、吳昌碩均稱巨擘，其***同的特點是講究金石書法的。用筆揮灑濃麗清新的色彩，描寫喜慶吉祥的題材，作為中國畫商品化的最佳形式，提供了傳統繪畫向近現代轉軌的成功契機。其中而又灝瀚，開啟了近現代花鳥畫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