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體在社交平臺上就這個話題發起了投票，截至3月22日下午2點，有近3萬人投票。其中1.2萬人選擇了“有，壹請假就焦慮”，有7000多人選擇了“沒有，想休假會直接提”，另有近7000人選擇了“取決於領導態度和職場氛圍”。可見有“請假恥辱”的打工人，還是大多數。
其實，所謂“請假恥辱”，倒更像是壹種權利短板——不知道什麽時候可以請假，企業單位對請假事由也有相當的自由裁量權，打工人對請假後果難以預測，由此產生了焦慮情緒。
就像這兩天發生的壹件事，在武漢壹位36歲女子請假保胎被拒後遭辭退；而在去年，重慶也有壹女子請假做助孕手術而被開除。這些事例在前，人們又怎麽會沒有“請假恥辱”呢？請假確實有可能受到區別對待，就是有可能在職場上付出代價。
不論保胎、助孕手術這類相對個人化的請假事由，即便是白紙黑字寫在法規條文上的假期，壹些企業和單位的落實也不到位。比如據不完全統計，包括北京、安徽、浙江、湖北、江蘇、山東等在內多個省份在地方性規定中明確了女性勞動者有“月經假”。但從網上的反饋看，似乎真的休了月經假的勞動者並不多。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制度配套的不完善。關於請假事由的認定較為模糊，或是標準制定得過於嚴苛，都可能導致人們怯於請假、羞於請假。比如保胎、助孕手術，或是其他各種個人化的情況，這究竟符不符合病假標準，往往缺乏統壹規定。
而有的企業單位自然也樂於操弄這種模糊，或是不斷擡高請假門檻，索要各類證明材料。壹來二去之下，勞動者自然也疲憊不堪，索性放棄請假。
從另外壹個層面說，不少企業、單位的內部文化對請假的評價確實就不夠友好：表揚加班加點的多，認可正常作息的少。請假，往往被視為職場上純粹的“負資產”，在打工人遞交申請的時候就已經飽受挑剔。
企業當然不會希望員工隔三岔五不在崗，這可能會給工作帶來影響。但是在日益重視勞動者權益保護的當下，壹個更加科學、合理、柔性的請假制度也是必需的。而反過來，建立壹個合理的請假制度對於企業單位乃至社會整體來說也有正向意義。
就像那位以保胎為由請假的女員工，企業當然可以百般刁難、不予準假，但壹個時時擔心流產風險的高齡產婦，又怎麽可能安安心心地工作？企業制定的所謂剛性規矩，倒有可能被現實反噬，難以保證的工作質量就是代價，更不用說由之而起的勞資沖突。
所以，要打消人們的“請假恥辱”，絕不能只靠打工人自己的心理調適，關鍵還是法律保障的完善和企業文化的轉變，讓人們打心底覺得這根本不是什麽“恥辱”，而是再正常不過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