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絳
壹 錢鐘書寫《圍城》
錢鐘書在《圍城》的序裏說，這本書是他“錙銖積累”寫成的。我是“錙銖積累”讀完的。每天晚上，他把寫成的稿子給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樣反應。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時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對大笑，因為笑的不僅是書上的事，還有書外的事。我不用說明笑什麽，反正彼此心照不宣。然後他就告訴我下壹段打算寫什麽，我就急切地等著看他怎麽寫。他平均每天寫五百字左右。他給我看的是定稿，不再改動。後來他對這部小說以及其它“少作”都不滿意，恨不得大改特改，不過這是後話了。
鐘書選註宋詩，我曾自告奮勇，願充白居易的“老嫗”——也就是最低標準；如果我讀不懂，他得補充註釋。可是在《圍城》的讀者裏，我卻成了最高標準。好比學士通人熟悉古詩文裏詞句的來歷，我熟悉故事裏人物和情節的來歷。除了作者本人，最有資格為《圍城》做註釋的，該是我了。
看小說何需註釋呢？可是很多讀者每對壹本小說發生興趣，就對作者也發生興趣，並把小說裏的人物和情節當作真人實事。有的幹脆把小說的主角視為作者本人。高明的讀者承認作者不能和書中人物等同，不過他們說，作者創造的人物和故事，離不開他個人的經驗和思想感情。這話當然很對。可是我曾在壹篇文章裏指出：創作的壹個重要成分是想象，經驗好比黑暗裏點上的火，想象是這個火所發的光；沒有火就沒有光，但光照所及，遠遠超過火點兒的大小①。創造的故事往往從多方面超越作者本人的經驗。要從創造的故事裏返求作者的經驗是顛倒的。作者的思想情感經過創造，就好比發過酵而釀成了酒；從酒裏辯認釀酒的原料，也不容易。我有機緣知道作者的經歷，也知道釀成的酒是什麽原料，很願意讓讀者看看真人實事和虛構的人物情節有多少聯系，而且是怎樣的聯系。因為許多所謂寫實的小說，其實是改頭換面地敘寫自己的經歷，提升或滿足自己的感情。這種自傳體的小說或小說體的自傳，實在是浪漫的紀實，不是寫實的虛構。而《圍城》只是壹部虛構的小說，盡管讀來好像真有其事，實有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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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參看《事實—故事—真實》（《文學評論》壹九八○年第三期十七頁）。
《圍城》裏寫方鴻漸本鄉出名的行業是打鐵、磨豆腐，名產是泥娃娃。有人讀到這裏，不禁得意地大哼壹聲說：“這不是無錫嗎？錢鐘書不是無錫人嗎？他不也留過洋嗎？不也在上海住過嗎？不也在內地教過書嗎？”有壹位專愛考據的先生，竟推斷出錢鐘書的學位也靠不住，方鴻漸就是錢鐘書的結論更可以成立了。
錢鐘書是無錫人，壹九三三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在上海光華大學教了兩年英語，壹九三五年考取英庚款到英國牛津留學，壹九三七年得副博士（B．Litt．）學位，然後到法國，入巴黎大學進修。他本想讀學位，後來打消了原意。壹九三八年，清華大學聘他為教授，據那時候清華的文學院長馮友蘭先生來函說，這是破例的事，因為按清華舊例，初回國教書只當講師，由講師升副教授，然後升為教授。鐘書九、十月間回國，在香港上岸，轉昆明到清華任教。那時清華已並入西南聯大。他父親原是國立浙江大學教授，應老友廖茂如先生懇請，到湖南藍田幫他創建國立師範學院；他母親弟妹等隨叔父壹家逃難住上海。壹九三九年秋，鐘書自昆明回上海探親後，他父親來信來電，說自己老病，要鐘書也去湖南照料。師範學院院長廖先生來上海，反復勸說他去當英文系主任，以便伺候父親，公私兼顧。這樣，他就未回昆明而到湖南去了。壹九四○年暑假，他和壹位同事結伴回上海探親，道路不通，半途折回。壹九四壹年暑假，他由廣西到海防搭海輪到上海，準備小住幾月再回內地。西南聯大外語系主任陳福田先生到了上海特來相訪，約他再回聯大。值珍珠港事變，他就淪陷在上海出不去了。他寫過壹首七律《古意》，內有壹聯說：“槎通碧漢無多路，夢入紅樓第幾層”，另壹首《古意》又說：“心如紅杏專春鬧，眼似黃梅詐雨晴”，都是寄托當時羈居淪陷區的悵望情緒。《圍城》是淪陷在上海的時期寫的。
鐘書和我壹九三二年春在清華初識，壹九三三年訂婚，壹九三五年結婚，同船到英國（我是自費留學），壹九三七年秋同到法國，壹九三八年秋同船回國。我母親壹年前去世，我蘇州的家已被日寇搶劫壹空，父親避難上海，寄居我姐夫家。我急要省視老父，鐘書在香港下船到昆明，我乘原船直接到上海。當時我中學母校的校長留我在“孤島”的上海建立“分校”。二年後上海淪陷，“分校”停辦，我暫當家庭教師，又在小學代課，業余創作話劇。鐘書陷落上海沒有工作，我父親把自己在震旦女子文理學院授課的鐘點讓給他，我們就在上海艱苦度日。
有壹次，我們同看我編寫的話劇上演，回家後他說：“我想寫壹部長篇小說！”我非常高興，催他快寫。那時他正偷空寫短篇小說，怕沒有時間寫長篇。我說不要緊，他可以減少授課的時間，我們的生活很省儉，還可以更省儉。恰好我們的女傭因家鄉生活好轉要回去。我不勉強她，也不另覓女傭，只把她的工作自己兼任了。劈柴生火燒飯洗衣等等我是外行，經常給煤煙染成花臉，或熏得滿眼是淚，或給滾油燙出泡來，或切破手指。可是我急切要看鐘書寫《圍城》（他已把題目和主要內容和我講過），做竈下婢也心甘情願。
《圍城》是壹九四四年動筆，壹九四六年完成的。他就像原《序》所說：“兩年裏憂世傷生”，有壹種惶急的情緒，又忙著寫《談藝錄》；他三十五歲生日詩裏有壹聯：“書癖鉆窗蜂未出，詩情繞樹鵲難安”，正是寫這種兼顧不來的心境。那時候我們住在錢家上海避難的大家庭裏，包括鐘書父親壹家和叔父壹家。兩家同住分炊，鐘書的父親壹直在外地，鐘書的弟弟妹妹弟媳和侄兒女等已先後離開上海，只剩他母親沒走，還有壹個弟弟單身留在上海；所謂大家庭也只像個小家庭了。
以上我略敘鐘書的經歷、家庭背景和他撰寫《圍城》時的處境，為作者寫個簡介。下面就要為《圍城》做些註解。
鐘書從他熟悉的時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會階層取材。但組成故事的人物和情節全屬虛構。盡管某幾個角色稍有真人的影於，事情都子虛烏有；某些情節略具真實，人物卻全是捏造的。
方鴻漸取材於兩個親戚：壹個誌大才疏，常滿腹牢騷；壹個狂妄自大，愛自吹自唱。兩人都讀過《圍城》，但是誰也沒自認為方鴻漸，因為他們從未有方鴻漸的經歷。鐘書把方鴻漸作為故事的中心，常從他的眼裏看事，從他的心裏感受。不經意的讀者會對他由了解而同情，由同情而關切，甚至把自己和他合而為壹。許多讀者以為他就是作者本人。法國十九世紀小說《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婁拜曾說：“包法利夫人，就是我。”那麽，錢鐘書照樣可說：“方鴻漸，就是我。”不過還有許多男女角色都可說是錢鐘書，不光是方鴻漸壹個。方鴻漸和錢鐘書不過都是無錫人罷了，他們的經歷遠不相同。
我們乘法國郵船阿多士Ⅱ（Athos Ⅱ）回國，甲板上的情景和《圍城》裏寫的很像，包括法國警官和猶太女人調情，以及中國留學生打麻將等等。鮑小姐卻純是虛構。我們出國時同船有壹個富有曲線的南洋姑娘，船上的外國人對她大有興趣，把她看作東方美人。我們在牛津認識壹個由未婚夫資助留學的女學生，聽說很風流。牛津有個研究英國語文的埃及女學生，皮膚黑黑的，我們兩人都覺得她很美。鮑小姐是綜合了東方美人、風流未婚妻和埃及美人而摶捏出來的。鐘書曾聽到中國留學生在郵船上偷情的故事，小說裏的方鴻漸就受了鮑小姐的引誘。鮑魚之肆是臭的，所以那位小姐姓鮑。
蘇小姐也是個復合體。她的相貌是經過美化的壹個同學。她的心眼和感情屬於另壹個；這人可壹點不美。走單幫販私貨的又另是壹人。蘇小姐做的那首詩是鐘書央我翻譯的，他囑我不要翻得好，壹般就行。蘇小姐的丈夫是另壹個同學，小說裏亂點了鴛鴦譜。結婚穿黑色禮服，白硬領圈給汗水浸得又黃又軟的那位新郎，不是別人，正是鐘書自己。因為我們結婚的黃道吉日是壹年裏最熱的日子。我們的結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籃的女孩子、提紗的男孩子，壹個個都像剛被警察拿獲的扒手。
趙辛媚是由我們喜歡的壹個五六歲的男孩子變大的，鐘書為他加上了二十多歲年紀。這孩子至今沒有長成趙辛媚，當然也不可能有趙辛媚的經歷。如果作者說：“方鴻漸，就是我，”他準也會說：“趙辛媚，就是我。”
有兩個不甚重要的人物有真人的影子，作者信手拈來，未加融化，因此那兩位相識都“對號入座”了。壹位滿不在乎，另壹位聽說很生氣。鐘書誇張了董斜川的壹個方面，未及其他。但董斜川的談吐和詩句，並沒有壹言半語抄襲了現成，全都是捏造的。褚慎明和他的影子並不對號。那個影子的真身比褚慎明更誇張些呢。有壹次我和他同乘火車從巴黎郊外進城，他忽從口袋裏掏出壹張紙，上面開列了少女選擇丈夫的種種條件，如相貌、年齡、學問、品性、家世等等***十七八項，逼我壹壹批分數，並排列先後。我知道他的用意，也知道他的對象，所以小小翼翼地應付過去。他接著氣呼呼地對我說：“她們說他（指鐘書）‘年少翩翩’，妳倒說說，他‘翩翩’不‘翩翩’。”我應該厚道些，老實告訴他，我初識鐘書的時候，他穿壹件青布大褂，壹雙毛布底鞋，戴壹副老式大眼鏡，壹點也不‘翩翩’。可是我瞧他認為我該和他站在同壹立場，就忍不住淘氣說：“我當然最覺得他‘翩翩’。”他聽了怫然，半天不言語。後來我稱贊他西裝筆挺，他驚喜說：“真的嗎？我總覺得自己的衣服不挺，每星期洗熨壹次也不如別人的挺。”我肯定他衣服確實筆挺，他才高興。其實，褚慎明也是個復合體，小說裏的那杯牛奶是另壹人喝的。那人也是我們在巴黎時的同伴，他尚未結婚，曾對我們講：他愛“天仙的美”，不愛“妖精的美”。他的壹個朋友卻欣賞“妖精的美”，對壹個牽狗的妓女大有興趣，想“叫壹個局”，把那妓女請來同喝點什麽談談話。有壹晚，我們壹群人同坐咖啡館，看見那個牽狗的妓女進另壹家咖啡館去了。“天仙美”的愛慕者對“妖精美”的愛慕者自告奮勇說：“我給妳去把她找來。”他去了好久不見回來，鐘書說：“別給蜘蛛精網在盤絲洞裏了，我去救他吧。”鐘書跑進那家咖啡館，只見“天仙美”的愛慕者獨坐壹桌，正在喝壹杯很燙的牛奶，四圍都是妓女，在竊竊笑他。鐘書“救”了他回來。從此，大家常取笑那杯牛奶，說如果叫妓女，至少也該喝杯啤酒，不該喝牛奶。準是那杯牛奶作崇，使鐘書把褚慎明拉到飯館去喝奶；那大堆的藥品準也是即景生情，由那杯牛奶生發出來的。
方遯翁也是個復合體。讀者因為他是方鴻漸的父親，就確定他是鐘書的父親，其實方遯翁和他父親只有幾分相像。我和鐘書訂婚前後，鐘書的父親擅自拆看了我給鐘書的信，大為贊賞，直接給我寫了壹封信，鄭重把鐘書托付給我。這來很像方遯翁的作風。我們淪陷在上海時，他來信說我“安貧樂道”，這也很像方遯翁的語氣。可是，如說方遯翁有二三分像他父親，那麽，更有四五分是像他叔父，還有幾分是捏造，因為親友間常見到這類的封建家長。鐘書的父親和叔父都讀過《圍城》。他父親莞爾而笑；他叔父的表情我們沒看見。我們夫婦常私下捉摸，他們倆是否覺得方遯翁和自己有相似之處。
唐曉芙顯然是作者偏愛的人物，不願意把她嫁給方鴻漸。其實，作者如果讓他們成為眷屬，由眷屬再吵架鬧翻，那麽，結婚如身陷圍城的意義就闡發得更透徹了。方鴻漸失戀後，說趙辛楣如果娶了蘇小姐也不過爾爾，又說結婚後會發現娶的總不是意中人。這些話都很對。可是他究竟沒有娶到意中人，他那些話也就可釋為聊以自慰的話。
至於點金銀行的行長，“我妳他”小姐的父母等等，都是上海常見的無錫商人，我不再壹壹註釋。
我愛讀方鴻漸壹行五人由上海到三閭大學旅途上的壹段。我沒和鐘書同到湖南去，可是他同行的五人我全認識，沒壹人和小說裏的五人相似，連壹絲影兒都沒有。王美玉的臥房我倒見過：床上大紅綢面的被子，疊在床裏邊；桌上大圓鏡子，壹個女人脫了鞋坐在床邊上，旁邊煎著大半臉盆的鴉片。那是我在上海尋找住房時看見的，向鐘書形容過。我在清華做學生的時期，春假結伴旅遊，夜宿荒村，睡在鋪幹草的泥地上，入夜夢魘，身下壹個小娃娃直對我嚷：“壓住了我的紅棉襖”，壹面用手推我，卻推不動。那番夢魘，我曾和鐘書講過。蛆叫“肉芽”，我也曾當作新鮮事告訴鐘書。鐘書到湖南去，壹路上都有詩寄我。他和旅伴遊雪竇山，有紀遊詩五古四首，我很喜歡第二第三首，我不妨抄下，作為真人實事和小說的對照。
天風吹海水，屹立作山勢；浪頭飛碎白，積雪疑幾世。我常觀乎山，起伏有水致；蜿蜒若沒骨，皺具波濤意。乃知水與山，思各出其位，譬如豪傑人，異量美能備。固哉魯中叟，祗解別位智。
山容太古靜，而中藏瀑布，不舍晝夜流，得雨勢更怒。辛酸亦有淚，貯胸敢傾吐；略似此山然，外勿改其度。相契默無言，遠役喜壹晤。微恨多遊蹤，藏焉未為固。衷曲莫浪陳，悠悠彼行路。
小說裏只提到遊雪竇山，壹字未及遊山的情景。遊山的自是遊山的人，方鴻漸、李梅亭等正忙著和王美玉打交道呢。足見可捏造的事豐富得很，實事盡可拋開，而且實事也擠不進這個捏造的世界。
李梅亭途遇寡婦也有些影子。鐘書有壹位朋友是忠厚長者，旅途上碰到壹個自稱落難的寡婦；那位朋友資助了她，後來知道是上當。我有個同學綽號“風流寡婦”，我曾向鐘書形容她臨睡洗去脂粉，臉上眉眼口鼻都沒有了。大約這兩件不相幹的事湊出來壹個蘇州寡婦，再碰上李梅亭，就生出“倷是好人”等等妙語奇文。
證處厚的夫人使我記起我們在上海壹個郵局裏看見的女職員。她頭發枯黃，臉色蒼白，眼睛斜撇向上，穿壹件淺紫色麻紗旗袍。我曾和鐘書講究，如果她皮膚白膩而頭發細軟烏黑，淺紫的麻紗旗袍換成線條柔軟的深紫色綢旗袍，可以變成壹個美人。汪太太正是這樣壹位美人，我見了似曾相識。
範小姐、劉小姐之流想必是大家熟悉的，不必再介紹。孫柔嘉雖然跟著方鴻漸同到湖南又同回上海，我卻從未見過。相識的女人中間（包括我自己），沒壹個和她相貌相似，但和她稍多接觸，就發現她原來是我們這個圈子裏最尋常可見的。她受過高等教育，沒什麽特長，可也不笨；不是美人，可也不醜；沒什麽興趣，卻有自己的主張。方鴻漸“興趣很廣，毫無心得”；她是毫無興趣而很有打算。她的天地極小，只局限在“圍城”內外。她所享的自由也有限，能從城外擠入城裏，又從城裏擠出城外。她最大的成功是嫁了壹個方鴻漸，最大的失敗也是嫁了壹個方鴻漸。她和方鴻漸是蕓蕓知識分子間很典型的大婦。孫柔嘉聰明可喜的壹點是能畫出汪太太的“扼要”：十點紅指甲，壹張紅嘴唇。壹個年輕女子對自己又羨又妒又瞧不起的女人，會有這種尖刻。但這點聰明還是鐘書賦與她的。鐘書慣會抓住這類“扼要”，例如他能抓住每個人聲音裏的“扼要”，由聲音辨別說話的人，盡管是從未識面的人。
也許我正像堂吉訶德那樣，揮劍搗毀了木偶戲臺，把《圍城》裏的人物斫得七零八落，滿地都是硬紙做成的斷肢殘骸。可是，我逐段閱讀這部小說的時候，使我放下稿子大笑的，並不是發現了真人實事，卻是看到真人實事的壹鱗半爪，經過拼湊點化，創出了從未相識的人，捏造了從未想到的事。我大笑，是驚喜之余，不自禁地表示“我能拆穿妳的西洋鏡”。鐘書陪我大笑，是了解我的笑，承認我笑得不錯，也帶著幾分得意。
可能我和堂吉訶德壹樣，做了非常掃興的事。不過，我相信，這來可以說明《圍城》和真人實事的關系。
二 寫《圍城》的錢鐘書
要認識作者，還是得認識他本人，最好從小時候起。
鐘書壹出世就由他伯父抱去撫養，因為伯父沒有兒子。據錢家的“墳上風文”，不旺長房旺小房；長房往往沒有子息，便有，也沒出息，伯父就是“沒出息”的長子。他比鐘書的父親大十四歲，二伯父早亡，他父親行二，叔父行四，兩人是同胞雙生，鐘書是長孫，出嗣給長房。伯父為鐘書連夜冒雨到鄉間物色得壹個壯健的農婦；她是寡婦，遺腹子下地就死了，是現成的好奶媽（鐘書稱為“姆媽”）。姆媽壹輩於幫在錢家，中年以後，每年要呆呆的發壹陣子呆，家裏人背後稱為“癡姆媽”。她在鐘書結婚前特地買了壹只翡翠鑲金戒指，準備送我做見面禮。有人哄她那是假貨，把戒指騙去，姆媽氣得大發瘋，不久就去世了，我始終沒見到她。
鐘書自小在大家庭長大，和堂兄弟的感情不輸親兄弟。親兄弟、堂兄弟***十人，鐘書居長。眾兄弟間，他比較稚鈍，孜孜讀書的時候，對什麽都沒個計較，放下書本，又全沒正經，好像有大量多余的興致沒處寄放，專愛胡說亂道。錢家人愛說他吃了癡姆媽的奶，有“癡氣”。我們無錫人所謂“癡”，包括很多意義：瘋、傻、憨、稚氣、呆氣、淘氣等等。他父母有時說他“癡顛不拉”、“癡舞作法”、“嘸著嘸落”（“著三不著兩”的意思——我不知正確的文字，只按鄉音寫）。他確也不像他母親那樣沈默寡言、嚴肅謹慎，也不像他父親那樣壹本正經。他母親常抱怨他父親“憨”。也許鐘書的“癡氣”和他父親的憨厚正是壹脈相承的。我曾看過他們家的舊照片。他的弟弟都精精壯壯，唯他瘦弱，善眉善眼的壹副忠厚可憐相。想來那時候的“癡氣”只是稚氣、呆氣，還不會淘氣呢。
鐘書周歲“抓周”，抓了壹本書，因此取名“鐘書”。他出世那天，恰有人送來壹部《常州先哲叢書》，伯父已為他取名“仰先”，字“哲良”。可是周歲有了“鐘書”這個學名，“仰先”就成為小名，叫作“阿先”。但“先兒”、“先哥”好像“亡兒”、“亡兄”，“先”字又改為“宣”，他父親仍叫他“阿先”。（他父親把鐘書寫的家信壹張張帖在本子上，有厚厚許多本，親手帖上題簽“先兒家書（壹）（二）（三）……”；我還看到過那些本子和上面貼的信。）伯父去世後，他父親因鐘書愛胡說亂道，為他改字“默存”，叫他少說話的意思。鐘書對我說：“其實我喜歡‘哲良’，又哲又良——我閉上眼睛，還能看到伯伯給我寫在練習簿上的‘哲良’。”這也許因為他思念伯父的緣故。我覺得他確是又哲又良，不過他“癡氣”盎然的胡說亂道，常使他不哲不良——假如淘氣也可算不良。“默存”這個號顯然沒有起克制作用。
伯父“沒出息”，不得父母歡心，原因壹半也在伯母。伯母娘家是江陰富戶，做顏料商發財的，有七八只運貨的大船。鐘書的祖母娘家是石塘灣孫家，官僚地主，壹方之霸。婆媳彼此看不起，也影響了父子的感情。伯父中了秀才回家，進門就挨他父親壹頓打，說是“殺殺他的勢氣”；因為鐘書的祖父雖然有兩個中舉的哥哥，他自己也不過是個秀才。鐘書不到壹歲，祖母就去世了。祖父始終不喜歡大兒子，鐘書也是不得寵的孫子。
鐘書四歲（我紀年都用虛歲，因為鐘書只記得虛歲，而鐘書是陽歷十壹月下旬生的，所以周歲當減壹歲或二歲）由伯父教他識字。伯父是慈母壹般，鐘書成天跟著他。伯父上茶館，聽說書，鐘書都跟去。他父親不便幹涉，又怕慣壞了孩子，只好建議及早把孩子送入小學。鐘書六歲入秦氏小學。現在他看到人家大講“比較文學”，就記起小學裏造句：“狗比貓大，牛比羊大”；有個同學比來比去，只是“狗比狗大，狗比狗小”，挨了老師壹頓罵。他上學不到半年，生了壹場病，伯父舍不得他上學，借此讓他停學在家。他七歲，和比他小半歲的常弟鐘韓同在親戚家的私塾附學，他念《毛詩》，鐘韓念《爾雅》。但附學不便，壹年後他和鐘韓都在家由伯父教。伯父對鐘書的父親和叔父說：“妳們兩兄弟都是我啟蒙的，我還教不了他們？”父親和叔父當然不敢反對。
其實鐘書的父親是由壹位族兄啟蒙的。祖父認為鐘書的父親笨，叔父聰明，而伯父的文筆不頂好。叔父反正聰明，由伯父教也無妨；父親笨，得請壹位文理較好的族兄來教。那位族兄嚴厲得很，鐘書的父親挨了不知多少頓痛打。伯父心疼自己的弟弟，求了祖父，讓兩個弟弟都由他教。鐘書的父親挨了族兄的痛打壹點不抱怨，卻別有領會。他告訴鐘書：“不知怎麽的，有壹天忽然給打得豁然開通了。”
鐘書和鐘韓跟伯父讀書，只在下午上課。他父親和叔父都有職業，家務由伯父經管。每天早上，伯父上茶館喝茶，料理雜務，或和熟人聊天。鐘書總跟著去。伯父化壹個銅板給他買壹個大酥餅吃（據鐘書比給我看，那個酥餅有飯碗口大小，不知是真有那麽大，還是小兒心目中的餅大）；又化兩個銅板，向小書鋪子或書攤租壹本小說給他看。家裏的小說只有《西遊記》、《水滸》、《三國演義》等正經小說。鐘書在家裏已開始囫圇吞棗地閱讀這類小說，把“同呆 子”讀如“豈子”，也不知《西遊記》裏的“呆子”就是豬八戒。書攤上租來的《說唐》、《濟公傳》、《七俠五義》之類是不登大雅的，家裏不藏。鐘書吃了酥餅就孜孜看書，直到伯父叫他回家。回家後便手舞足蹈向兩個弟弟演說他剛看的小說：李元霸或裴元慶或楊林（我記不清）壹錘子把對手的槍打得彎彎曲曲等等。他納悶兒的是，壹條好漢只能在壹本書裏稱雄。關公若進了《說唐》，他的青龍堰月刀只有八十斤重，怎敵得李元霸的那壹對八百斤重的錘頭子；李元霸若進了《西遊記》，怎敵得過孫行者的壹萬三千斤的金箍（我們在牛津時，他和我講哪條好漢使哪種兵器，重多少斤，歷歷如數家珍）。妙的是他能把各件兵器的斤兩記得爛熟，卻連阿拉伯數字的1、2、3都不認識。鐘韓下學回家有自己的父親教，伯父和鐘書卻是“老鼠哥哥同年伴兒”。伯父用繩子從高處掛下壹團棉花，教鐘書上、下、左、右打那四棉花，說是打“棉花拳”，可以練軟功。伯父愛喝兩口酒。他手裏沒多少錢，只能買些便宜的熟食如醬豬舌之類下酒，哄鐘書那是“龍肝鳳髓”，鐘書覺得其味無窮。至今他喜歡用這類名稱，譬如洋火腿在我家總稱為“老虎肉”。他父親不敢得罪哥哥，只好伺機把鐘書抓去教他數學；教不會，發狠要打又怕哥哥聽見，只好擰肉，不許鐘書哭。鐘書身上壹塊青、壹塊紫，晚上脫掉衣服，伯父發現了不免心疼氣惱。鐘書和我講起舊事，對父親的著急不勝同情，對伯父的氣惱也不勝同情，對自己的忍痛不敢哭當然也同情，但回憶中只覺得滑稽又可憐。我笑說：痛打也許能打得“豁然開通”，擰，大約是把竅門擰塞了。鐘書考大學，數學只考得十五分。
鐘書小時候最樂的事是跟伯母回江陰的娘家去；伯父也同去（堂姊已出嫁）。他們往往壹住壹兩個月。伯母家有個大莊園，鐘書成天跟著莊客四處田野裏閑逛。他常和我講田野的景色。壹次大雷雨後，河邊樹上掛下壹條大綠蛇，據說是天雷打死的。伯母娘家全家老少都抽大煙，後來伯父也抽上了。鐘書往往半夜醒來，跟著伯父伯母吃半夜餐。當時快樂得很，回無錫的時候，吃足玩夠，還穿著外婆家給做的新衣。可是壹回家他就擔憂，知道父親要盤問功課，少不了挨打。父親不敢當著哥哥管教鐘書，可是抓到機會，就著實管教，因為鐘書不但荒了功課，還養成不少壞習氣，如晚起晚睡、貪吃貪玩等。
壹九壹九年秋天，我家由北京回無錫。我父母不想住老家，要另找房子。親友介紹了壹處，我父母去看房子，帶了我同去。鐘書家當時正租居那所房子。那是我第壹次上他們錢家的門，只是那時兩家並不相識。我記得母親說，住在那房子裏的壹位女眷告訴她，搬進以後，沒離開過藥罐兒。那所房子我家沒看中；錢家雖然嫌房子陰暗，也沒有搬出。他們五年後才搬入七尺場他們家自建的新屋。我記不起那次看見了什麽樣的房子、或遇見了什麽人，只記得門口下車的地方很空曠，有兩棵大樹；很高的白粉墻，粉墻高處有壹個個砌著鏤空花的方窗洞。鐘書說我記憶不錯，還補充說，門前有個大照墻，照墻後有壹條河從門前流過。他說，和我母親說話的大約是嬸母，因為叔父嬸母住在最外壹進房子裏，伯父伯母和他住中間壹進，他父母親伺奉祖父住最後壹進。
我女兒取笑說：“爸爸那時候不知在哪兒淘氣呢。假如那時候爸爸看見媽媽那樣的女孩子，準摳些鼻牛來彈她。”鐘書因此記起舊事說，有個女裁縫常帶著個女兒到他家去做活；女兒名寶寶，長得不錯，比他大兩三歲。他和鐘韓壹次抓住寶寶，把她按在大廳隔扇上，鐘韓拿壹把削鉛筆的小腳刀作勢刺她。寶寶大哭大叫，由大人救援得免。兄弟倆覺得這番勝利當立碑紀念，就在隔肩上刻了“刺寶寶處”四個字。鐘韓手巧，能刻字，但那四個字未經簡化，刻來煞是費事。這大概是頑童剛開始“知慕少艾”的典型表現。後來房子退租的時候，房主提出賠償損失，其中壹項就是隔扇上刻的那四個不成形的字，另壹項是鐘書壹人幹的壞事，他在後園“挖人參”，把壹棵玉蘭樹的根刨傷，那棵樹半枯了。
鐘書十壹歲，和鐘韓同考取東林小學壹年級，那是四年制的高等小學。就在那年秋天，伯父去世。鐘書還未放學，經家人召回，壹路哭著趕回家去，哭叫“伯伯”，伯父已不省人事。這是他生平第壹次遭受的傷心事。
伯父去世後，伯母除掉長房應有的月錢以外，其它費用就全由鐘書父親負擔了。伯母娘家敗得很快，兄弟先後去世，家裏的大貨船逐漸賣光。鐘書的學費、書費當然有他父親負擔，可是學期中間往往添買新課本，鐘書沒錢買，就沒有書；再加他小時候貪看書攤上伯父為他租的小字書，看壞了眼睛，坐在教室後排，看不見老師黑板上寫的字，所以課常上老師講什麽，他茫無所知。練習簿買不起，他就用伯父生前親手用毛邊紙、紙撚子為他釘成的本子，老師看了直皺眉。練習英文書法用鋼筆。他在開學的時候有壹支筆桿、壹個鋼筆尖，可是不久筆尖撅斷了頭。同學都有許多筆尖，他只有壹個，斷了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