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元、明以後，因印章材質的變化而發展為文人都能涉足的領域。文人因而對於印章的興趣表現得更為濃厚，他們將印章用於書畫鑒賞，並將印章創作推向壹種精巧、細致的模式。如趙孟\的“松雪齋”、“天水郡圖書印”、“趙孟\印”、“趙氏子昂”、“水晶宮道人”等印。明代收藏家項元汴的收藏印多達二百余方，常見的有“項元汴氏審定真跡”、“項子京家珍藏”、“子京父印”、“墨林”、“天籟閣”、“項墨林父秘笈之印”、“項墨林鑒賞章”、“項叔子”、“香巖居士”等等，洵可謂極盡考究之能事。清代著名書畫收藏家梁清標所鑒賞的作品上有“蕉林居士”、“蕉林書屋”、“蒼巖子梁清標玉立氏印章”、“河北棠村”、“河北梁清標鑒定印”等印記。同時代的高江村鑒別雖不精湛，然所收多劇跡，其印記有“士奇私印”、“簡靜齋”、“高士奇圖書記”、“高氏江村草堂珍藏書畫之印”等。另壹位大收藏家安岐“精鑒賞，凡d李項氏、河南卞氏、真定梁氏所蓄古跡，均傾貲收藏。圖書名繪，甲於三輔。”其常用的鑒藏印有“安儀周家珍藏”、“安岐之印”、“麓村”、“儀周珍藏”、“儀周鑒賞”、“安儀周書畫之章”等，均是我們所熟悉的。另外，明、清時期的壹些收藏家如朱h、沐U、華夏、文征明和文彭、文嘉父子，耿昭忠、耿嘉祚父子，以及陳定、孫承澤、曹溶、宋巍⑩親王胤祥、繆日藻、謝希曾、吳榮光、畢瀧、畢沅等，他們的印章鈐在書畫上亦較多。這些收藏家大多眼力較高，對於用印較為講究，鈐蓋的位置也較為妥當，所以，作品經他們之手加鈐印章之後，壹般都能為作品錦上添花，亦可以作為鑒定的憑證。如《上虞帖》就是南唐的二方“內合同”印、“集賢院禦書印”、宋徽宗的金題朱印、“晉國奎章”、“晉府書畫之印”等五印，“韓逢禧”等兩印及“梁清標”等騎縫印，表明其流傳有緒，確定其歷史地位和價值的。(見謝稚柳《鑒余雜稿》)故現代學者潘景鄭先生雲：“舉凡法書名畫，得藏家寓目審定者，加蓋印記，留珍襲之證信於後世，故印之為用更不可廢矣。”中國篆刻網(I1b-dX5d)r'}fy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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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註意的是，收藏鑒賞印在鈐用時，應從各方面加以註意，如形制、內容、位置、印泥、手法等均須用心揣磨，癉盡心力，務求精到。每見古代珍貴的字畫，被壹些自命風雅、好古而不識古者胡亂題跋、亂鈐印章，使原作或局促窒息，或喧賓奪主而不堪入目。乾隆皇帝弘歷與南宋權相韓麟欣嗨疲同屬好事者流，其於書畫的興趣相當濃厚，占有欲亦特別強烈。在他統治的六十年裏，全國傳世的名跡基本上都進入內庫，並進行鑒別整理。乾隆的收藏印也非常之多，達幾十方，常用的有三璽、五璽、七璽。遜位後，又喜歡在書畫上添鈐“太上皇帝”、“古稀天子之寶”、“八徵耄耋之寶”等大璽。由於考據輕率，鑒別未精，往往真偽顛倒而貽笑大方。據傳：“乾隆得了壹卷仿得很不像樣的黃子久《富春山居圖》，作了許多詩、題了若幹次，後來得到真本，不好轉還了，便命梁詩正在真本上題說它是偽本。”(見啟功《書畫鑒定三議》)上博《晉唐宋元書畫國寶展》中的元錢選《浮玉山居圖》卷，所鈐收藏、鑒賞印多達三百余方，其中引首、隔水及跋尾處達二百六十多方，而乾隆在該畫身跋詩外，還鈐上“古稀天子”、“乾隆禦覽之寶”、“石渠寶笈”、“三稀堂精鑒璽”、“宜子孫”、“乾隆宸翰”等十方印，其興之所至，壹味地鈐蓋，且所鈐位置多有失當之處，以至嚴重地破壞了畫面的整體效果。古今法書名畫，經他的題跋鈐印，實屬壹劫。由此可見，題跋鈐印是壹門嚴謹且高深的學問，須十分地審慎，而不宜草率，致汙損文物。誠如徐建融先生所指出的：“庸手是無法措手其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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