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結構主義理論家羅蘭?在敘事學研究中,巴爾特嚴格參照語言學方法研究敘事文本,認為敘事作品的語言成分除了通常的“句子”之外,還包括“話語”。“話語在本質上類似於言語,是依賴於特定語境(小語境)和所涉及的社會生活背景(大語境)而存在的具體句子”。(註:戴旭:《小說敘事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第61頁。句子、話語或詞語形成的“敘事流”是全文的基礎。敘述者的敘述,隱含作者的控制,敘事結構的形成,文體的出現,都必須依靠語言作為中介和手段。記敘文通常由兩種形式組成,壹般稱為“敘事語言”和“報道語言”。後者由人物發出但由敘述者直接或間接引入文本,只需表現人物即可;另外,前者還需要連接故事,填補敘事空白,這壹點從文章中的描述和論述就可以看出來。
作為童話文本,“敘事語言”和“報告語言”在文本中所占比例的不同,直接影響著審美力度。因為這個發出與權威說話者(成人作者)不同聲音的“他者”多為兒童,甚至動物、植物或無生命物體(他們模仿兒童或成人的語言),其語言特征尤為不同。成年人可以通過敘事直接傳達思想,而兒童更容易通過人物的敘事進入文本,從而喚起他們作為年輕人的認同感。如何分配文本中記敘文和報告文學的比例,成為作者與讀者溝通的關鍵。哲學家馬修斯認為,兒童是天生的哲學家,哲學是壹種與生俱來的活動。(註:(美)馬修斯:《哲學與幼兒》,陳國榮譯,三聯書店,1998,第1頁。他們對世界和人生最原始、最執著的追問,產生了自己語言中的隱喻,而在作品中體現兒童語言隱喻特征的最佳方式就是對話。這種對話不僅體現在作品中的人物身上,也體現在成人作者與兒童讀者之間,作者與主人公之間。前蘇聯文學理論家巴赫金極力主張小說對話。他認為作者、主人公、讀者和敘述者在語言上具有同樣平等的對話關系,“敘述者通過自己反映作者的意圖”,“作者的思想滲透到別人的語言中,隱藏在其中;他和別人的思想不沖突,而是跟隨別人,保持別人思想的趨勢。”(註:(俄)巴赫金:《詩學與訪談》,白純人顧雅玲譯,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第256頁。否則,作者的思想通過敘述者完全控制了人物的思想語言,變成了獨白,扼殺了人物思想發展的可能性。巴赫金的對話理論揭示了童話語言的本質。在童話故事中,如果作者的“獨白”語言使敘事語言的比重過大,就會導致成人意識的強行灌輸,人物失去表現個性的可能,從而失去兒童讀者。所以,“對話”不僅僅是讓人物擁有自己自由獨立的思想和語言,更是成年作家為了與兒童平起平坐而采取的壹種姿態。這體現在童話語言的表層特征上,即重視“報告語言”,讓“他者”的聲音得以展現,讓兒童讀者也能認同自己在話語中的地位。
我們可以比較兩個例子。葉聖陶的《稻草人》誕生於20世紀20年代,敘事話語自然打上了時代的烙印。在這個童話裏,“報道語言”明顯少於“敘事語言”。除了幾段孩子和母親的簡短對話,跳河女子的自白,鯽魚的話,稻草人自己的心理對話,敘述者都是代表作者進行討論、描述和評判的。筆者曾在《壹個童話敘事模式的中西比較》(浙江學刊2000年第3期)中分析過《稻草人》的敘事話語特征,認為敘事語言占據了作品的大部分篇幅,導致對敘事主體的控制過多,作者自身的思想傾向也顯露出來,以至於只有少數人物語言沒有表現出童話的特征。作為擬人化的形象,稻草人的很多心理獨白也是如此。“請原諒我,我是壹個軟弱無能的人!我的心不僅願意救妳,也願意救那個逮捕妳的女人和她的孩子,還有除妳之外所有受苦的人,女人和孩子。..... "這些話讓整部作品透露出壹種悲觀絕望的氣氛。就像巴赫金分析的獨白作品,人物意識完全從屬於作者意識,整個“敘事流”只表現壹種聲音。而在這裏“別人的語言”也失去了原有的品格。代表作者觀點的敘述太多,導致敘述和報道的成人化,尤其是“他者”聲音的喪失,使得主人公“稻草人”被許多評論家分析為“弱小的小知識分子”的代表。它的“童趣”特征只表現在壹些擬人、比喻修辭的運用上,兒童讀者無法通過文字來認同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