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學，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壹個約定俗成的稱謂，其實就是“中國經濟理論”。王亞南曾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為研究對象，分析了舊中國政治經濟的概況、主要矛盾和發展方向。只有把全中國——全歷史、全文化——作為研究對象，才能創立“中國政治經濟學”。劉永義做好傳承研究，著有專著:《中國官方文化批判》(2000)、《中國經濟矛盾:中國政治經濟學論綱》(2004)、《中國政治經濟學——主體、主義、主題與命題》(2010)、《中國政治經濟學方法論探索》。
專著也不少，如胡繼創《中國經濟思想史》(1963)，程恩富《重建中國經濟學》(2015)。這些研究都強調經濟學的國家歷史本位和現代創新原則，都考慮到了最新的學術發展趨勢。可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重視傳統，服務現代，走古今結合、中西發展之路是其基本方向。有鑒於此，我們應該以“馬雪”為體，“西學”為用，“國學”為根，重建中國的主流經濟學。
中國正處於“後王亞南”理論建設時代，需要實現真正的研究飛躍；
第壹，在熊彼特的基礎上，真的更進壹步，超越了熊彼特的“實踐二分法”，在歷史方法與範疇方法相結合的領域，將歷史、理論、統計融為壹體；二是在王亞南的基礎上，真正向前邁進，超越了“中國經濟理論”的狹隘理解域，進入了中國經濟建設領域的綜合意義；第三，我們將最終在馬克思的基礎上向前邁出真正的壹步，在中國系統的、實踐的歷史域中深入研究中國“有限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闡述個體資本轉化和具體化為“社會總資本”的實踐邏輯及其局限性。盧卡奇在理論上尖銳地界定了上述不同的關系:“前資本主義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的區別，主要是正在興起並為其在社會中的作用而鬥爭的資本主義與已經統治社會的資本主義的區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從現實的方向極大地推動了這壹結論，並為其提供了理解的可能性。
中國的經濟建設也肩負著中國和“中國夢”的歷史使命。中國經濟建設命題在王亞南原著的基礎上，吸引了兩代馬克思主義研究群體和眾多學者的參與，經歷了從“價值取向研究”到“實踐取向研究”的演變。由此，被提升為“以歷史和實踐為復合取向的研究”的全面創新發展之旅。其中，有價值的研究線索包括:(1)以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體系建設為中心，形成中國經濟理論體系的新概括；如中國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中國的經濟制度理論等。(2)以社會主義現實經濟學的實踐生成為基礎，形成各種新理論；如社會主義轉型經濟學、發展經濟學和轉型經濟學，以及中國的發展模式理論和進化社會理論。(3)基於理論經濟學的“中國應用”，形成系統的研究總結和思想認識體系；比如中國經濟運行論，中國經濟學派等等。但是，客觀上也存在很多研究不足。主要體現在以下理論觀點:(1)消極無為的“悲觀主義”觀點；(2)模糊的“自主創新”理念；(3)絕對的“超驗主義”觀點；(4)盲目的“範式論”觀點；(5)“單壹建構論”的觀點；(6)庸俗的“辯證工作原理”觀；(7)極端的“去階級化”觀點；以及(8)“親科學主義”或“泛科學主義”的觀點，等等。
歸根結底，既然《資本論》的邏輯和方法論規定了“創世紀”——唯物主義創世紀和歷史唯物主義創世紀，我們就應該認識到，“回到馬克思”的口號其實是假的，因為真正與馬克思相遇的方式是通過歷史和實踐，而不是文本本身。政治經濟學實踐之路，旨在突破資產階級科學主義思維的牢籠，可以永遠躺在最終釋放解釋學語言的牢籠裏。說明研究問題應該從歷史分析入手。想高了，我們不得不承認:到目前為止，人類對自身歷史結構的內在認識是由《資本論》奠定的。壹次又壹次的理論與實踐的結合，讓中國人逐漸明白了壹個道理:“壹個鼓吹歐美資本主義制度作為理想移植的國家，當然不可能。”
名不正言不順。這就決定了經濟學的語言不可能全部由數學產生。如果把經濟學看成是屬於科學或者自然科學意義上的硬科學，那就做不到，也做不正確。建構中國經濟學，必須認真消化《資本論》，立足於王亞南的工作基礎，更進壹步，徹底消除“四分法”和“三位壹體公式模式”的痼疾和沈重影響，開創壹條全新的理論發展道路。這是壹個長期的過程，捍衛資本論，建設中國經濟學，任重道遠。
但是，如果我們對此持悲觀態度，對《資本論》的發展說些什麽，那就是壹個盲點，看不到人們對《資本論》的“逃離”的實質。壹味的“讀”和“守”，讓《資本論》精神失去了色彩，只剩下壹張科學的皮。壹個不了解《道德經》、《史記》、《紅樓夢》的中國人，被說成是“熟讀資本論”。如果他不具體參考以英國為代表的16-19世紀對歐洲歷史的認識，特別是西歐的發展史，那就必須充分暴露他的工作統壹性和歷史著作與科學著作相結合的方式。因為對他來說，《資本論》從來都是壹篇死文。在這裏，我們不妨插壹句題外話:《資本論》的正確閱讀方法是什麽？模仿蔡元培在《紅樓夢研究》裏說的:“發散最有價值，我們不以為然。”對《資本論》發表不同意見是極有價值的，但我們也要牢記，對歷史真理的指示最終只有壹個。
中國的統壹是歷史、思維、語言、文化培養出來的統壹國家。《資本論》在中國的到來，確實是與東方經濟學不斷深化的歷史步伐同步的。此後，中國人壹直試圖在中國語境中理解和利用這部偉大的作品，尤其是正確地欣賞其中所埋藏的深刻語言。坦率地說，這是壹次伴隨著思想直接沖擊的歷史閱讀，是壹次波瀾壯闊而有力的思維對接。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理論的實踐是近作。通過善讀善用，實現中國體制內資本的“創造性轉化”！在這個歷史制高點和思想制高點下，問題不是資本為什麽要守，而是守什麽，怎麽守。簡而言之，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建構，就是以中國人的資格，以中國人的閱讀和語言為習慣，對“經濟學”的繼承、改造和發展。中國經濟學(China economics)，是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簡稱，並不僅僅意味著經濟學或政治經濟學“在中國”，也不意味著經濟學的壹個甚至各個分支、流派“在中國”。本質上是壹種脫離中國歷史文化的經濟理論和工作體系。為此，我們必須“尋根”原法，找到民族內涵和工作邏輯。總之，要“回家，回到歷史，回到中國”，尋找本土的語言智慧和思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