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在《示眾》中想表達的深刻寓意是,中國人經常經歷死亡,卻從來沒有真正關註過死亡。解析:幾乎壹無所有的悲劇——淺析作者陳轉載的魯迅小說《示眾》引起我的註意,是受和王德厚的啟發。他們認為:“表現大眾是魯迅對生活世界的客觀性。我很同意兩位先生所說的,但仔細想想,還是有很多疑問。壹、《示眾》收錄於魯迅小說集《流浪》,寫於3月1925。除了新故事,大部分關於“示眾”的小說都是在“示眾”之前寫的。那麽,魯迅為什麽要專門寫這部以“示眾”為唯壹內容而命名的小說?其次,無論是內容還是形式,給讀者的最初印象都是單薄平淡的。幾乎沒有劇情,也沒有主角。題材單壹,結構單調,手法簡單。所描寫的不過是“幾乎無事可做的悲劇”(2),甚至不是悲劇,而是幾乎無事可做的日常生活。那麽,魯迅為什麽如此重視這些日常生活中的瑣事呢?小說《示眾》在思想和藝術價值上給我們提供了什麽不同於魯迅其他作品的東西?再次,“示公”顯然是魯迅關註時間最長、研究最深的問題,是他最重要、最深刻的思想之壹。但僅僅是思想的深刻和重要,還不足以構成壹部具有重要地位和價值的小說。思想對藝術的傷害,恰恰是壹些批評家對魯迅作品的批判。那麽,這部小說除了思想深刻之外,還有藝術魅力嗎?魯迅先生用這種方式而不是其他小說的方式來處理“示公”這個主題,有什麽藝術上的考慮嗎?這種藝術上的考量最終會不會與思想的深刻性完美結合,從而使“示眾”這個主題本身變得與眾不同而不僅僅是“示眾”?換句話說,《秀大眾》的藝術獨特性是什麽?要回答這些問題,必須從幻燈片事件說起。雖然現在有些人無緣無故地懷疑“滑梯事件”的真實性,但從魯迅棄醫從文、畢生致力於批判國民性、對“示眾”形象的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到,“滑梯事件”——即“示眾”事件——不僅具有生活的真實性,也具有精神的真實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認為,童年創傷是壹切精神疾病的根本原因,“滑梯事件”是魯迅難以忘懷的早期精神創傷。這種創傷使他壹生致力於國民性和傳統文化的批判,國民性和傳統文化是各種民族劣根性的根源,而民族劣根性在各種“示眾”中又是最具體、最充分的;他對中國文化的主要貢獻是“立人”思想,這壹思想恰恰反對“示人”:不做看客才有可能成為新人,有了新人,民族才有希望。“示人”形象對魯迅壹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我們可以把小說《示眾》看作文學版的“滑梯事件”,兩者有著明顯的關聯,這也是魯迅批判國民性的壹個基本出發點。所以“向大眾展示”是魯迅前三部著名小說的中心意象也就不足為奇了。《狂人日記》裏,狂人被鄰居好奇地看著,連趙的狗也看著狂人的眼睛,連小孩子也“睜著奇怪的眼睛,好像怕我,想傷害我”;《孔乙己》裏的孔乙己是鹹亨酒店裏被嘲笑和圍觀的對象。他壹出現,“店裏裏外外都是歡樂的空氣”;當醫學革命家於霞被殺時,壹堆看客“把脖子伸得很長,仿佛許多鴨子被無形的手托著向上舉”,而華老栓父子的悲劇也不乏熱心的看客。魯迅壹生都沒有停止過對看客的描寫和批判。在他13年的創作時間裏,在他去世前不久完成的《故事新編》中,也有許多“示眾”場景的描寫:《治水》中的於霞、《補天》中的女媧、《奔月》中的後羿。魯迅把無時無刻不在、無處不在的看客稱為“無物之陣”。他們的力量強大,他們的目光足以“看”著不幸者死亡,驅散拓荒者的掙紮,他們也在“鐵屋子”裏垂死掙紮,以為世界是個大舞臺,有很多好戲可看。基於此,魯迅在他壹生的創作中,反復地將觀眾現象“重新展示”在讀者面前,以喚醒麻木的觀眾。但魯迅的畢生努力,甚至沒有阻止自己被“示眾”。魯迅在生命的最後壹刻寫下了《死》這篇雜文,其中有些話並不是壹份正式遺囑的遺言:“第三,不要做什麽紀念。第四,忘了我,管好自己的生活。——如果不是,那就是個糊塗蟲。"(3)魯迅討厭看客,討厭被看客。為了讓看客們沒什麽可看的,他故意不想被紀念,而是想讓人們忘記他。讓人感到滑稽和荒謬的是,對“示眾”現象厭惡和批判了壹輩子的魯迅,也無法避免被“示眾”的命運,這是悲劇的根源。雖然魯迅在很多小說裏潛心寫了很多“示眾”的場景,但那些場景都是有語境的,不是主要情節,所以“示眾”很容易被語境沖淡和遮蔽,甚至被讀者理解為悲劇的結果,而不是悲劇的原因。就像我們讀《阿q正傳》壹樣,傾向於認為辛亥革命的不徹底導致阿q白死,卻不知道魯迅想表達什麽。正是因為阿q的無知和麻木,除了看熱鬧的人,辛亥革命是無法完成的。就算發動了,革命也會走樣。沒有語境,暴露在大眾面前,把它從壹個有語境的場景,提升為壹個沒有語境的原型,成為壹切悲劇的起因。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公演是魯迅小說創作的輪廓、原型和象征,其他小說對公演的誕生和發展形成了“目的”,是公演原型和象征的具體化和形象化,是公演之樹的枝葉。沒有了“示眾”這壹崇高的符號,其他小說的萌芽和發展都是零散的、不起眼的,很難引起讀者的高度重視。吸引讀者眼球的欲望,證明了魯迅本人對這種民族頑疾的高度重視,這在中國可能是絕無僅有的,也是普遍存在的。我想這就是魯迅創作《示眾》的思想動因。為什麽魯迅先生多次把“示公”形象描述為最嚴重的民族病?從小說《秀大眾》來看,描述的無非是壹些日常生活場景:司機在路上默默奔跑,胖孩子無精打采地賣饅頭。突然來了巡警和犯人,引來壹群圍觀者,最後又恢復原狀。這充其量是“太陽底下無新事”的普通壹幕,“滑梯事件”裏連砍頭的鏡頭都沒有。為什麽魯迅稱之為悲情的“悲劇”?魯迅先生曾這樣定義悲劇:“悲劇把生活中有價值的東西毀掉給人看。”(4)展示大眾的看客,可能就是熱衷於看無數祥林嫂死去的人。在他們當看客的壹生中,看著很多人遭受不幸甚至死去,仍然像阿q壹樣喊著“殺了革命黨”,唉,真美,真美。“當我當眾遊行時,我會被斬首,但我仍然沒有醒來。還是喊出了經典臺詞“二十年後又是壹個”來滿足看客。在這場雙重悲劇中,被摧毀的“有價值”的東西,是“被暴露”和“被看見”的生命。革命黨於霞被專制君主無情鎮壓,其實只是表面的悲劇;看客們看著革命黨被狂熱而冷漠地扼殺,是更深層次的悲劇——後者其實是前者的必然結果。但這畢竟更有戲劇性,不可能天天上演。最深刻的普世悲劇在於,看客沒東西看的時候,還想盡辦法找素材看。就像秀給大眾看的結尾,熱鬧過去了,胖子看著樹蔭下迅速壹起倒下的狗肚子。這是壹種更加日常和常見的情況。魯迅因此絕望:“死於英雄特殊悲劇的人很少。“⑤其痛苦不亞於前者,因為有這樣國民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但是,看客自古有之,並不是今天才有的。魯迅筆下的首善之區西城路上的這壹幕不斷上演,但觀看的形式更多樣,方式也更多。足不出戶就能看到各種奇聞異事。這正是魯迅從現實生活中提煉出的我們生活的基本形式和內容:看見/被看見,即看見/被展示給大眾。在小說的藝術形式中,高度概括了阿q這樣的人物形象,我們稱之為典型人物,高度概括了人的生命而非個體的本質,大概可以稱之為原型。所以我認為《示眾》是壹部象征主義小說,它在思想內涵上揭示了生活的本質,在藝術上運用了象征,達到了完美的結合,在思想和藝術上都具有深刻性、豐富性和開放性,總的來說,可以稱之為原型的東西都是可以萌發和展開的,用來塑造原型的藝術方法只是象征。當然是整體的象征,不是象征手法,象征的具體方法有各種各樣。先說整體象征和象征手法的區別。《狂人日記》中中國歷史是“吃人”的說法,以及《長明燈》中狂人“他”要熄滅長明燈的描寫,都是象征手法。象征主義必須是局部的,而不是整體的。卡夫卡的《變形記》是壹個整體的象征,貫穿整部小說,象征也從壹個局部的藝術手法上升為壹個整體的思想。所以,象征是壹種修辭手法,而整體象征是壹種思維方式。說到向大眾展示,我們看不到“吃人”這種明顯的象征手法,整部小說基本都是寫實的,所以看不到《變形記》的整體象征。為什麽我稱之為象征小說?如前所述,象征整體的方式也是多種多樣的,可以和貝克特的戲劇《等待戈多》相比較。表面上看,《等待戈多》很像《示眾》,描述的是弗拉基米爾和埃斯特拉貢等待戈多的過程。但是戈多到底是什麽?弗拉迪米爾和埃斯特雷根為什麽要等戈多?他們終於來了嗎?劇本都沒交代。所以不是寫實,而是表現主義。劇本中人物的言行不像現實主義作品中那樣真實,而是具有象征意義,所以我們可以理解他們的所言所行,卻不知道其中的意義是什麽。《等待戈多》通過看似真實的生活細節來象征生活的荒誕,其文本本身就是荒誕的。而《示眾》采用現實主義手法,從現實生活中提煉出生活的荒誕,也達到了象征的目的,但其文字通俗易懂,不荒誕。那麽,兩者都是整體的象征性作品,為什麽會如此不同呢?眾所周知,象征有兩個層次:象征意象和象征意義。所有的象征性作品都只有象征性的形象,而沒有象征性的意義,因為象征性的作品就是要以壹個簡單的原型來達到最大限度輻射意義的目的。然而,象征性的形象可以以各種方式出現。比如《等待戈多》中的象征意象是誇張變形的,不像《變形記》中人變成甲蟲那樣直接明顯,所以讓人誤以為是寫實的。而“示眾”作為壹種不失真的現實出現,所以壹目了然,但也讓人誤以為不是符號。除了以上原因,我把它看作壹部象征小說還有三個原因。壹、現實主義現實主義必須要有故事,要有主要人物,要說明事情的起因、過程、結局,這些在這些“示眾”中都是沒有的。而象征現實主義,卻沒有曲折,只是提供了壹些元素細節和象征特征,比如《示眾》,沒有主角,沒有名字,而是有象征性的生理特征:胖、禿、老、厚、貓臉、鵝蛋臉等等;事情很簡單,無非就是“示眾”,即看見和被看見,“看見”是壹個元素性的細節。沒有戲劇沖突,只有簡單的動作“看”。魯迅用他卡通般的筆和深厚的素描功底,為我們畫出了壹切眾生及其心理。都有壹些抽象的人形,但沒有具體的血肉,沒有起源,沒有結局。因此,這些字符是高度抽象的。“示眾”這壹事件雖然描述的很詳細,細節也很充分,但是並沒有故事情節,只是壹個場景而已。另外,人面不清,事無因果,這往往是現代主義文學的寫作手法,很多現代主義作品只是象征性的作品。其次,從魯迅的其他小說中,我們往往可以讀到魯迅無法壓抑的悲憤,但從向大眾展示中,卻幾乎看不到作者的主觀情緒。如果說我們能感受到魯迅的主觀情感,那是因為我們通過其他作品充分了解了魯迅的思想傾向。魯迅這樣壹個性情剛烈,容易生氣,容易發怒的詩人,客觀地,不動聲色地描寫,實屬難得。安靜地敘述是壹部象征性作品的象征。再次,象征性作品的意義具有模糊性和開放性,其高度抽象的形象和細節可以在不同的文本和生活中得以體現。我們只從《等待戈多》的劇本中知道“等待”。什麽是等待?等什麽?為什麽要等?等待的結果是什麽?讀者可以自由聯想:人生的本質是等待嗎——等待升職,等待財富,等待愛情,等待奇跡,等待死亡?等壹下。示眾的曖昧主要體現在其各種故事和現實生活中:祥林嫂被看做玩物,革命家於霞被殺,阿q殺革命黨是示威,阿q斬首前的“示威”就是典型的示威。人類操縱動物使人們互相觀看,現代人從各種媒體觀看明星政治家。”示眾”本來是“遊街示眾”、“斬首示眾”的意思,是壹種懲罰,但魯迅把本義生了出來,讓各種無意義的看見和被看見成為“示眾”的內涵。所以小說《示眾》把現實主義作品所要求的豐富性和具體性都拿走了,只留下壹些元素性和象征性的形象輪廓和基本動作,不管是人物描寫(繪畫而不是塑造,因為塑造需要飽滿的血肉和僅有的幾條線)還是事件描寫。”向大眾展示”只是壹種生活現象,壹個生活片段,而這個片段,魯迅先生所描述的,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從古至今乃至未來,人們都生活在“無”的無聊中,以觀看“無”為人生樂趣。它的象征意義是《聖經·傳道書》中的壹句話:日光之下無新事。因為沒有什麽新鮮的東西,所以人們渴望尋找可以看的東西,於是“看與被看”就成了無聊者的生活本質。在這裏,魯迅原來對中國人幾千年封建專制後生活的悲憤,上升到了對人類生活本身的絕望。魯迅是個悲觀主義者,歷史和現實把他的悲觀變成了絕望,於是生出了這樣的感嘆:“我想在革命之前,我是個奴隸;“革命後不久,他們被奴隸欺騙,成為他們的奴隸。我認為有許多中華民國國民不是中華民國的敵人...改變所謂的國民性真的那麽難嗎?如果是,未來的命運大致可想而知,還是那句耳熟能詳的話:自古有之。”⑦魯迅發出這個感嘆的時候,距離他寫《示眾》還有兩個月,可以看作是魯迅先生“拼命掙紮”的表現。《示眾》描述的是人類歷史上的壹個普通瞬間,是我們生活中的壹個片段,但它覆蓋和輻射的是整個中國的歷史。它真實地揭示了中國日常生活的真實面貌,本質上的悲劇性和荒誕性。這就是整個符號的穿透力和輻射力——它讓我們逃跑,我們在劫難逃。就像哈姆雷特說的“生存還是毀滅”是每個人都必須面對的人生困境,“見與被見”也是這樣壹個關於人生和人生意義的人生困境和問題。我們誰都避免不了被看和被看,也避免不了被籠罩在“無”的日常生活中。《示眾》將這壹終極人生問題拋在讀者面前,無法回避。這就是展示給大眾的價值——超越時空的永恒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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