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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明,哪些不是漢族創造的?

中華文明起源  (壹)關於中國人及其文化的來源,長期存在外來說和本土說、壹元論與多元論的爭辯。以往由於受到當時政治背景和流行學說的局限,科學發現也不充分,因而很難得有說服力的認識。如關於中華文明的種種西方起源說,就帶有明顯的虛構、編撰和假想成分。而且,從18世紀法國人約瑟夫?6?1德?6?1古尼(甚至更早的17世紀)開始,止於20世紀初葉的安特生之前,所有西來說的立論都是站在西方文化中心論的立場之上(包括古埃及文明中心說和西亞古文明中心說等)。考古學發展起來以後,有的研究也不免有種種偏見和淺見。

當前,中國境內古人類學的材料已相當豐富和系統,舊、新石器時代(特別是萬年以來)的考古發現在中華大地上已是「遍地開花」。這些系統而又豐富的發現,文化性質明確,內涵清楚,相互關系也易於得到證明,用來與中國文獻記述的遠古神話傳說互相印證,已經充分證明了中華文明起源具有鮮明的本土特點和多元特點,以及新石器時代以來由多元向壹體發展的特點。

傳統史觀認為,中華民族是從黃河中下遊最先發端,而後擴散到邊疆各地,於是有了邊裔民族。司馬遷綜合春秋、戰國諸說,在《史記?6?1五帝本紀》中這樣表述:由於***工、歡兜、三苗、鯀有罪,「於是舜歸言於帝,請流***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歡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這種史觀影響甚大,直至近現代也還有壹些學者相信中華民族與中華文明起源於黃河中下遊。過去史家總是用「禮失求諸野」的觀點來推測區域間文化發展變化的關系,把當時的政治、經濟中心當作中華文明起源的中心。這就是本土起源說中的壹元說。 壹元說的論點已被半個多世紀以來的考古發現所推倒,中華文明不是從黃河中下遊單源擴散至四方,而是呈現多元區域性不平衡發展,又互相滲透,反覆匯聚與輻射,最終形成為中華文明。

(二)

1.黃河中下遊東西相對的兩個文化區

黃河中遊區,以渭、汾、洛諸黃河支流匯集的中原為中心,北達河套及長城沿線,南接鄂西北,東至豫東,西抵黃河上遊甘 半坡遺址出土的陶器青接壤地帶。南頭莊文化以下,有磁山(公元前6100─6100年)──裴李崗文化(前6200─前5500年)、大地灣(下層)文化(前5900─5300年),仰韶文化(半坡類型和廟底溝類型,前5000─前3000年),中原諸龍山文化(前2900─前2000年)繼之。

與這壹區域相對應的為炎帝和黃帝兩大部落集團,從中可以追溯氐羌與華夏起源,並且大致可以肯定繼中原龍山文化發展的是夏文化(晉南、豫西、豫中)、先商文化(豫北、冀南)和先周文化(關中)。炎黃集團起源之地比較接近,無論從文化還是從地理的因素分析,這兩大集團都是有***同起源和***同文化特點的親緣集團。炎、黃同出少典──有嶠氏部落,後世成為異姓的相互通婚的不同氏族與部落。在黃帝集團的發展中,陜北是極為重要的地區。相傳,黃帝死後葬於橋山。黃帝並非具體歷史人物的私名,其陵園所在就表明了陜北在黃帝集團發展中的重要性。黃帝集團另壹個最重要的活動地區是燕山地區。該集團從陜北向燕山地區遷徙的證據已得到了考古學的印證。以仰韶文化為代表的中原文化自渭水下遊越過黃河後,沿汾河和桑乾河北上,與燕山以北紅山文化在桑乾河及汾河發源的河北張家口地區交匯在壹起。兩種文化的碰撞與交流,促進了文明曙光的出現。

《國語?6?1晉語》說,黃帝有25子,因母不同而別為12姓(實則是11姓)。這11姓顯然不壹定出於同壹來源,而是不斷融合的結果。故傳說中的黃帝譜系有不同的稱號,如「軒轅氏」、「有熊氏」等,說明這些後加入的群體還有自己的圖騰,但均奉黃帝為***同祖神和天神。「黃帝」既是該集團***同奉祀的天帝,也是該集團大酋長所***享的名號。

炎帝又稱赤帝,是炎帝部落集團***同奉祀的天帝,也是該集團大酋長襲用的稱號。相傳,前後承襲炎帝名號者凡8氏,***530年,最後壹位為榆罔氏。炎帝集團起源之區當為陜西境內渭水上遊和秦嶺以南漢水上源壹帶。其後不斷遷移。炎帝的後裔有姜姓諸夏及姜姓之戎,還包括氐羌。後發展為***工、四嶽和氐羌三大支系。***工壹分為二,即***工和鯀(緩讀),說明炎帝集團又有進壹步的分化。***工發展於今豫東及冀南地區,徐旭生具體指出其為輝縣境內,範圍顯然過於偏小。鯀興於崇山(今嵩山),發達於豫晉接壤地區。故此,鯀被認為是黃帝集團的壹支系。四嶽,或寫作西嶽,又作太嶽。其後裔有申、呂、齊、許等國。申在今河南南陽;呂原在陜西,後遷南陽;齊在山東;許即今河南許昌;炎帝都陳(今河南淮陽)。大約四嶽壹支是炎帝的主流。氐羌則比較復雜,壹直處於西北農牧交錯地帶。傳說中,***工與鯀治水失敗後,被天帝殛死,鯀化為黃熊或黃龍;***工化為赤熊。這與黃帝集團以猛獸為圖騰有相通之處。可見,炎黃兩大集團分布的地區內,不僅新石器時代文化系列相同,文化特點亦有相當的相似處,差別只是地方類型和文化中心的差異。神話傳說上的***同性更加說明兩大部落集團的文化淵源相通。

今黃河下遊,以泰山為中心,南至淮,東至海,北至無棣,實際是先秦時期濟水及海岱地區。其文化淵源和承襲關系比較清楚,發展序列完整。後李文化(前6300─前5600年)〈24〉,青蓮崗?6?1北辛文化(前5600─前4300年),大汶口文化(前4300─前2500年),龍山文化(前2500─前2000年)和嶽石文化(前1900─前1500年),諸文化前後互繼。海岱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與神話傳說的太昊、少昊部落集團相對應,其中壹部分與炎黃集團融合,成為夏人、商人的來源之壹,大部分則為夏商周時期的東夷先民。整體上,海岱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應是三代時的東夷文化。

太昊,分布偏北,時代稍早於少昊,它是東方的帝,又是風姓的祖神。少昊分布與太昊交錯重合而稍偏南,以鳥為圖騰,《左傳》昭公十五年列舉有15個以鳥為氏的部落或氏族。傳說中,少昊的後裔有後益、陶、蚩尤和羿等,今莒縣是其核心區。

2.長江中下遊東西相對的兩個文化區 河姆渡遺址發掘的文物

隨著長江中下遊考古發現的增多,我們對於這壹地區的考古文化面貌和結構關系有了更清楚的認識。

長江中遊,以江漢平原為中心,南包括洞庭湖,西盡三峽、川東(今渝東),北達豫南與黃河中遊的考古學文化相同分布,是壹個自成體系的考古學文化區。關於長江流域(特別是長江中上遊地區)新石器時代以來的考古學文化譜系關系,由於兩湖和四川、重慶等考古工作者的工作,也由於三峽庫區1995年以來的搶救性發掘,有了更新的認識。如青年學者孟華平寫的《長江中遊史前文化的結構》壹書,對中遊地區的考古學文化作了很好的歸納,也落實了我原來的壹些設想:時代越晚,考古學文化的分布範圍越廣,其文化內涵的包容性也因之越豐富。他說:「長江中遊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主要表現為以二元為主體的譜系結構……,即以兩湖平原西南側為中心的南方系統和以漢水東側為中心的北方系統的譜系結構。南方系統分為南北兩支,南支由彭頭文化、皂市下層文化和湯家崗文化構成,北支由城背溪文化和大溪文化構成,他們的絕對年代約在距今8500─5100年之間。北方系統的考古學文化由邊畈文化、油子嶺文化、屈家嶺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構成,他們的絕對年代約在距今6900─4200年之間。在發展的構成中,南北兩系統的考古學文化有著不同程度的交往和影響。約在距今5100年前後,這種以二元為主體的譜系結構被打破,即北方系統的油子嶺文化逐步向西南擴展,到屈家嶺文化時期基本取代了南方系統,實現了空前的統壹和繁榮。盡管如此,南方系統的文化出土仍有部分保留,成為北方系統的不同地方類型。石家河文化之後,來自中原的考古學文化逐漸向長江中遊地區滲透,形成了後石家河文化,從根本上改變了長江中遊地區的傳統文化譜系結構,向中華民族多元壹體化進程邁出了重要的壹步。」

傳說中,這個區域有三苗集團。按照《國語?6?1楚語》下及高誘註,三苗是九黎的後裔。九黎的分布,文獻記載不明。三苗則戰國初吳起指出其地望:「昔者三苗所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戰國策?6?1魏策》)。《史記?6?1五帝本紀》載:「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為亂。」徐旭生和錢穆均作過考證,所說即鄱陽湖、洞庭湖壹帶。俞偉超首先從考古學的角度把三苗與長江中遊的史前文化聯系起來,認為長江中遊「以屈家嶺文化為中心的原始文化」屬於三苗文化遺存。屈家嶺文化最盛時「向北影響丹江和漢水中遊,直抵伏牛山麓,使得那裏的原始文化從以原始因素為主,轉化為以屈家嶺因素為主。在洞庭、鄱陽兩湖間江西修水壹帶的南部類型,因自身序列不清,不知始於何時,但至遲到屈家嶺階段,長江中遊的原始文化因素已達到那裏,並同嶺南的石峽文化結合在壹起。在前3000紀中葉以後,這個文化系統發達到新階段,文化面貌發生急速變化,可能進入銅石並用時期,並同黃河中下遊龍山文化階段諸文化發生更多的接觸。」考古學文化的這種發展與三苗集團的範圍與勢力消長大致吻合。從長江中遊史前文化的譜系分析來看,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有明確的北方因素,故有學者把它們當作「北方系統的考古學文化」。越來越多的證據說明它們的起源與面向海洋的「鼎文化」傳統有內在的聯系。如,石家河文化中的陶規受泰沂地區的文化傳統的影響。石家河文化的玉器也有明顯的大汶口──龍山文化風格(如玉鳳等)。

綜上,長江中遊地區,屈家嶺文化時期大致出現了「壹統」的局面,相對穩定壹段時間後進入石家河文化時期,此時整個長江中遊的文化面貌有較大的變化。「後石家河文化」與石家河文化之間已經發生文化的斷裂現象,似乎說明了堯舜禹時期中原對「三苗」的征伐。

另外,有學者指出,黃帝集團在較早的時期有壹支發展到長江中遊的宜昌地區,與西陵峽壹帶的土著通婚,衍生出「昌意族」,並從考古學上予以證明,即「仰韶文化南下對大溪文化中心區的影響,也許就有著黃帝與嫘祖傳說的歷史背景」。長江以北地區,無論大溪文化,還是油子嶺文化都明顯可見仰韶文化(半坡文化和廟底溝文化)的影響因素,而且呈由北向南逐漸減弱之勢,至江南則基本不見其蹤跡了。

長江下遊,以太湖平原為中心,南到杭州灣地區,北以寧鎮地區為中心(包括蘇皖接壤地區),是自有淵源、新石器時代的考古學文化序列完整的文化區系。自河姆渡文化(前5000─前3400年)──馬家文化(前5000─前4000年)以下,有松澤文化(前4000─前3200年)、良渚文化(前3200─前2200年)。

這個地區分為三個明顯的中心,即杭州灣寧紹地區,太湖周圍和蘇杭地區,以及以南京為中心的蘇皖接壤地區。其文化面貌有自己特點,如稻作農業、幹闌式建築等。特別是,良渚文化出現的成套的禮玉、高壇建築土築(「金字塔」)和規劃嚴整的聚落等等,成為中華文明的重要內容,說明其開始進入等級禮制社會。令人驚訝的是,良渚文化的發展突然中斷。其新石器時代的文化與後來的青銅文化看不出直接的聯系。

良渚文化明顯地影響到南北各地。魯南──蘇北壹帶的大汶口──龍山文化就包含有頗多的良渚文化因素,反過來,良渚文化也受到了大汶口──龍山文化的影響,兩種文化的陶器和石器常有互借現象。近年來,關於良渚玉器符號和大汶口文化符號的探討,已表明了兩種文化區系間的密切往來。發掘不久的江蘇新沂花廳遺址,就是兩大集團文化相碰撞的最好證明。在這處屬於大汶口文化的遺址中,所出土的玉器基本是良渚文化的風格。嚴文明認這是兩種文化「沖擊」與「碰撞」的結果。

良渚文化的重要性,考古學和歷史學家都已作了充分的估計,或稱其達到「酋幫制」階段,或認為處於「軍事民主制古國」時期。我們清楚地知道,良渚文化的諸多因素為夏商周所吸納,如禮玉制度,鼎的使用,甚至商周時期的「饕餮紋」也是直接來自良渚玉器上的紋飾。但是,整個三代,長江下遊的文化和文明發展都表現出中斷和回歸的特點,直到春秋中晚葉才重新起步,興起了吳越文明。也許,正因此之故,在先秦文獻及漢晉以來流傳的神話傳說中,不見遠古時期客觀存在於這壹帶的部落與部落集團。相當時期內,對其認識壹直是壹片空白。如,前舉蒙文通的「三系說」和徐旭生的「三集團說」都將長江下遊視作洪荒無人的空白之區。

3.燕遼文化區及黃河上遊文化區

燕遼文化區,相當於蘇秉琦所說「以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為重心的」北方文化區。包括遼東、遼西和燕山南北地帶的新石器文化。遼西,進入1980年代以來有壹系列的重大考古發現,凸顯了遼西作為文明起源中心的地位。特別是圍繞「壇──廟──冢」及「古文化──古城──古國」的討論,將牛河梁、紅山咀等的重要發現提高到文明起源的認識水平,進而中華文明的北方源頭已見端倪。不久,又發現更早的查海文化和興隆窪文化。查海遺址位於遼寧阜新,興隆窪遺址位於內蒙古敖漢旗。兩種文化的最早年代均超過前6000年〈40〉。查海出土十數件真玉制品,包括工具和裝飾品,還發現了最早的龍紋圖像,被譽為「中華第壹村」。興隆窪遺址是目前中國北方已知年代最早的環壕聚落遺址,已發掘的房屋有120多座,排列有序,居於中心的房子面積達140平方米,可知當時的社會結構組織已相當系統和發達。興隆窪文化的發現,揭開了北方新石器考古研究的新篇章。查海文化和興隆窪文化的玉器是已知最早的中國玉器作品。屬於新石器時代早期的文化還有趙家溝文化(距今7200─6800年) 。繼之為紅山文化(距今6000─5500年)和富河文化(距今約5200年)。前述之牛河梁和紅山咀均為紅山文化,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遼東及旅大地區,為新樂文化(距今7300─6800年)和小珠山(下層)文化(距今6500─4500年)。小珠山為代表的遼東半島的新石器文化,明顯受到了大汶口──龍山文化的影響。山東長島大汶口文化遺址的系統發掘,從壹個側面證實了山東半島和遼東半島之間文化聯系的密切性。新樂文化基本是壹支獨立的文化系統,與紅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都有壹定的關系,如彩陶和「之」字紋的普遍使用等。

由上可知,該區的考古學文化系統比較完整,且自成體系。文化面貌也有自己的特點,如常見細石器,石砌建築和陶塑像發達,玉器自成系統,等等。這些內涵,都昭示了這是壹個獨立的古文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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