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劇人生的救贖
尼采的第壹部著作《悲劇的誕生》可說是他的哲學的誕生地。在這部著作中，尼采用日神阿波羅和酒神狄俄尼索斯的象征來說明藝術的起源、本質和功用乃至人生的意義。弄清這兩個象征的確切含義，乃是理解尼采全部美學和哲學的前提。
希臘藝術歷來引起美學家們的極大興趣。在尼采之前，德國啟蒙運動的代表人物歌德、席勒、溫克爾曼均以人與自然、感性與理性的和諧來說明希臘藝術繁榮的原因。尼采壹反傳統，認為希臘藝術的繁榮不是緣於希臘人內心的和諧，反倒是緣於他們內心的痛苦和沖突，因為過於看清人生的悲劇性質，所以產生日神和酒神兩種藝術沖動，要用藝術來拯救人生。
日神是光明之神，它的光輝使萬物呈現美的外觀。在日神狀態中，藝術“作為驅向幻覺之迫力”支配著人，不管他是否願意。可見日神是美的外觀的象征，而在尼采看來，美的外觀本質上是人的壹種幻覺。夢是日常生活中的日神狀態。在藝術中，造型藝術是典型的日神藝術。日神沖動既為制造幻覺的強迫性沖動，就具有非理性性質。有人認為日神象征理性，乃是壹種誤解。
酒神象征情緒的放縱。尼采說，酒神狀態是“整個情緒系統激動亢奮”，是“情緒的總激發和總釋放”，在酒神狀態中，藝術“作為驅向放縱之迫力”支配著人。不過，酒神情緒並非壹般情緒，而是壹種具有形而上深度的悲劇性情緒。在藝術中，音樂是純粹的酒神藝術，悲劇和抒情詩求助日神的形式，但在本質上也是酒神藝術，是世界本體情緒的表露。
總之，日神和酒神都植根於人的至深本能，前者是個體的人借外觀的幻覺自我肯定的沖動，後者是個體的人自我否定而復歸世界本體的沖動。在壹定意義上，兩者的關系同弗洛伊德的生本能和死本能有相似之處，均屬非理性的領域。
日神精神沈溺於外觀的幻覺，反對追究本體，酒神精神卻要破除外觀的幻覺，與本體溝通融合。前者用美的面紗遮蓋人生的悲劇面目，後者揭開面紗，直視人生悲劇。前者教人不放棄人生的歡樂，後者教人不回避人生的痛苦。前者執著人生，後者超脫人生。前者迷戀瞬時，後者向往永恒。與日神精神相比，酒神精神更具形而上學性質，且有濃郁的悲劇色彩。外觀的幻覺壹旦破除，世界和人生便露出了可怕的真相，如何再肯定人生呢？這正是酒神精神要解決的問題。
尼采從分析悲劇藝術入手。悲劇把個體的痛苦和毀滅演給人看，卻使人生出快感，這快感從何而來？叔本華說，悲劇快感是認識到生命意誌的虛幻性而產生的聽天由命感。尼采提出“形而上的慰藉”說來解釋：悲劇“用壹種形而上的慰藉來解脫我們：不管現象如何變化，事物基礎中的生命乃是堅不可摧的和充滿歡樂的”。看悲劇時，“壹種形而上的慰藉使我們暫時逃脫世態變遷的紛擾。我們在短促的瞬間真的成為原始生靈本身，感覺到它的不可遏止的生存欲望和生存快樂。”也就是說，通過個體的毀滅，我們反而感覺到世界生命意誌的豐盈和不可毀滅，於是生出快感。從“聽天由命”說到“形而上的慰藉”說，作為本體的生命意誌的性質變了，由盲目掙紮的消極力量變成了生生不息的創造力量。
關於《悲劇的誕生》的主旨，是在於為人生創造壹種純粹審美的評價，審美價值是該書承認的唯壹價值。他還明確指出，人生的審美評價是與人生的宗教、道德評價以及科學評價根本對立的。尼采後來提出“重估壹切價值”，其實，“重估”的思想早已蘊涵在他早期的美學理論中了。“重估”的標準是廣義藝術，其實質是以審美的人生態度反對倫理的人生態度和功利的人生態度。重估壹切價值，重點在批判基督教道德，基督教對生命做倫理評價，視生命本能為罪惡，其結果是造成普遍的罪惡感和自我壓抑。審美的人生要求我們擺脫這種罪惡感，超於善惡之外，享受心靈的自由和生命的歡樂。
其次，審美的人生態度又是壹種非科學、非功利的人生態度。科學精神實質上是功利主義，它旨在人類物質利益的增值，浮在人生的表面，回避人生的根本問題。尼采認為，科學精神是壹種淺薄的樂觀主義，避而不看人生的悲劇面目因而與悲劇世界觀正相反對。科學精神惡性發展的後果，便是現代人喪失人生根基、靈魂空虛，無家可歸，惶惶不可終日。
尼采並不否認道德和科學在人類實際事務中的作用，他反對的是用它們來指導人生。人生本無形而上的根據，科學故意回避這壹點，道德企圖冒充這種根據而結果是否定人生。所以，如果壹定要替人生尋找形而上的根據，不如選擇藝術。
有壹個時期，尼采受實證主義影響，表現出揚科學抑藝術的傾向。事實上，在此前後，尼采對於藝術能否賦予人生以根本意義始終是心存懷疑的。他壹再談到藝術是“謊言”，詩人說謊太多，他厭倦了詩人。但是，問題在於：“倘若人不也是詩人，猜謎者，偶然的拯救讓我如何能忍受做人！”所以他不得不求諸藝術。日神精神的潛臺詞是：就算人生是個夢，我們要有滋有味地做這個夢，不要失掉了夢的情致和樂趣。酒神精神的潛臺詞是：就算人生是幕悲劇，我們要有聲有色地演這幕悲劇，不要失掉了悲劇的壯麗和快慰。這就是尼采所提倡的審美人生態度的真實含義。（周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