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人口增長的趨勢，19世紀以後，中國的土地已經人滿為患，儒家制度根本管不了，大限已到。1855年，清代學者王士鐸在《乙丙日記》中痛苦地記載:人多，山頂已種粟，河中已種洲田，河中已開老林，深耕苗洞，不足養，天地之力窮。王士鐸道出了“裂縫”:到處都是莊稼，不夠老百姓吃，到處都在挨餓。此時，覬覦已久的西方豪強破門而入，瘋狂掠奪，加劇了古典儒家體系崩潰的悲劇進程，就像壹群饑餓的獅子撲向壹只老羚羊，加劇了中國人民的死亡和苦難。壹系列不平等條約和數十億金銀賠款掏空了中國社會的財富，極大地阻礙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清代洪的《洪集》也記載了人口過剩的歷史細節。過度擁擠正在逼近，耕地緊缺，下層民眾無法在宗族村落中生活。無奈之下，他們只好遠走他鄉，尋求生機。於是，定居生活所支撐的社會模式——宗族、宗法、規矩、習俗——開始瓦解，儒家體系逐漸被拋棄。
事實上，直到1800，中國人才開始流亡生活。早在1500年，福建、安徽等省的人口就開始周遊世界，經商、勞動、當海盜、去南亞...往前走，不是1500之後，中國人才知道怎麽做移民。從商周開始，中國就出現了壹些商人，他們是中國移民的先驅。除了商人，更多的遊俠，旅行者，煉金術士，修行者，劇團...從壹個地方遷徙到另壹個地方，朝代絡繹不絕。戰爭爆發時，有綠林、颯颯馬、大胡子、土匪和秘密結社...這些人都為中國後來的移民社會模式，也就是江湖，做出了“貢獻”。這種自發的遷徙模式逐漸演變成了中國的江湖社會。但在1500之前，流動人口占社會總人口的比例極低，如果不算戰時流散人口，正常年份不到10%。這些人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極小，他們動搖不了儒家文化體系，不時受到統治者的打壓。
1500以後，耕地接近飽和，由於當地人口過多，遊民比例開始上升。到1800年，全國人口接近飽和，流民如洪水般四散，為生存而逃亡，遍布全國，往往占總人口的壹半以上，嚴重動搖了儒家的政治秩序和意識形態。在1800之後的整個19世紀，儒家體系逐漸走向破產。從此中國不可能再回到固定農耕文明的老路。我們必須考慮用壹種新的模式來解決人口增長的迫切問題，重組社會組織體系，提高資源配置水平，從而提高生產率。此時，中國的古典主義已經走到了盡頭。然而，現代性還沒有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