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四五十年代
美國亞裔各族雖具體處境有所不同，但文化選擇趨向與華裔大體壹致，基本上是義無反顧地認同美國。到了六七十年代，情況發生了逆轉，即亞裔中的大多數，通過審視自己在美國的社會地位與身份屬性，進而主張放棄對美國主流文化的追求，確立亞裔美國文化在美國社會的真正地位。這種轉變具有裏程碑意義，它反映了美國泛亞裔族群意識的深度覺醒，是所有亞裔美國人在特定歷史時段取得的豐碩精神成果。本文將著重分析泛亞裔族群意識形成的內外動因，探討“亞裔美國人”稱謂的文化含義。泛亞裔族群意識的形成，有著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
20世紀六七十年代
國際政治力量發生了重大改組，壹大批新獨立的國家從帝國主義的殖民體系中分離出來，進而形成了“第三世界”。這種新的組合，不僅打擊了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囂張氣焰，還使種族平等成為壹項國際公認的準則，從而在世界歷史上開始了壹場新的革命。國際上這壹新的現象，極大地鼓舞了具有批判現實傳統的美國知識分子，在國內發動了聲勢浩大的“新左派運動”，“反傳統文化運動”以及黑人民權運動，矛頭直指美國的內外政策和社會問題。其中倍受關註的兩大主題，壹是要求種族平等，壹是反對越戰。這些運動所形成的強勁的社會思潮，給美國現行體制以前所未有的沖擊。
在激烈的社會動蕩中，美國學術界的研究理念也發生了變化。少數族裔，這個壹度受到忽視或被“邊緣化”了的社會群體成為史學研究的重要內容，“黑人史，亞裔史，土著美國人史，西班牙裔史，婦女史，同性戀史等領域呈現十分繁盛的景象。”由此，少數族裔在美國歷史中的地位得到空前的強調。在此期間，美國政府頒布實施新的(移民法》(1965年)，廢除舊有的民族來源制，實行限額條件下的優先原則。隨著法案的實施，亞洲移民數量激增，使得美國亞裔隊伍不斷擴充；移民素質有較大提高，使得亞裔的社會經濟地位明顯加強；移民中女性明顯增多，使得亞裔的性別比例更趨平衡。這對美國亞裔反對種族歧視，爭取社會平等權利，無疑是壹個有利的時機。在上述背景下，作為曾經被主流社會“消音”的美國亞裔，盡管步子邁得遲緩壹點，但仍以積極的姿態和獨特的方式，加入到這場質疑美國社會，文化和根本價值觀的運動中。
反越戰運動
美國侵略越南的行徑，引起了全美各族人民的廣泛憤怒。許多亞裔人認為，這場戰爭的性質是美國對亞洲人進行的種族歧視與種族侵略。而且，“縱觀種族主義者在世界範圍內悠意橫行的歷史，當前白人殖民掠奪性的戰爭和亞洲人民的流血事件不會很快停止，它將會無止境地拖延下去。”鑒於美軍在越南的暴行，越來越多的美國亞裔大學生及高中生震驚地意識到：“美國士兵瞄準和射殺的敵人是和他們長著壹樣面孔的亞洲人。”所以，當他們群情激奮，走上街頭的時候，並不像白人抗議者那樣高喊“我們要和平”或“把軍隊撤回來”等口號，而是從自身的角度出發，高舉“停止屠殺亞洲兄弟姐妹”，“拒絕種族戰爭”等標語牌，齊聲高喊同樣的口號參加反戰遊行。顯然，他們把這場戰爭與自己遭受種族壓迫聯系起來，並開始相信，無論自己做何種努力，主流社會把亞裔視為亞洲人，外來者這壹事實，不會有任何改變。這樣壹種全新的認識，有利於泛亞裔族群意識的形成。
黑人民權運動
美國亞裔之所以積極投身於黑人爭取民權的運動，就是因為他們切實感到自己的身份，地位與黑人有許多***同之處。這個運動，“給我們帶來了種族自豪感和種族自尊；同時領悟到：“政治鬥爭和壹個全新的認同之間有著重要的聯系，……對於作為亞裔美國人的意義有r新的理解”；“爭取獲得經濟，政治和文化獨立的第三世界國家與爭取自主權的美國少數民族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第三世界人民的民族解放鬥爭與美國國內少數民族要求平等權利的鬥爭是並行不悖的。”另外，黑豹黨關於黑人自衛，重建平等的宗旨，對亞裔學生也有很大影響。因此，民權運動對於泛亞裔族群意識的促進作用是不可忽視的。
校園運動
60年代，加州大學伯克利校區和舊金山州立大學的亞裔學生還在校園內開展了爭取自己平等權利的運動。事情源於校方對亞裔學生有關改革歷史課設置的正當要求不加理睬，因而導致亞裔學生集體罷課。在美國的高等學校中，壹般都實行以歐美為中心的教育體制，根本不考慮少數民族社區的需要，這也是壹種典型的種族歧視。在這種體制下，許多亞裔學生對自己族裔歷史了解甚微，甚至作為華裔，連他們怎樣被迫生活在唐人街的事實都不清楚。為此，學生們經常自行舉行報告會，如伯克利校區舉行的“黃種人身份”大會(Yellow Identity Conference)，分別講述了有關華裔，日裔身份的歷史，美國對亞洲的政策，唐人街的社會結構與風俗習慣等，壹位聽過這類報告的學生後來回憶說：“在聽報告的全過程中，我頻頻點頭，對演講者的話表示贊同。壹瞬間我突然意識到自己經歷的壹切就是種族歧視。就在那次會議上，我為長久以來積壓在心頭的感覺找到了壹個準確的表達詞語。所以，亞裔學生急切盼望歷史課程得到改革。在受到校方冷落之後，學生們開始懷疑學校教育的真實目的，有人尖銳地問道：“伯克利的學位對於亞裔究竟意味著什麽 我叔叔曾在30年代獲得伯克利的工程學位，可是他最終卻只是唐人街壹家雜貨店的店主。
當關於成立“第三世界學院”的要求再遭擱置時，亞裔學生終於被激怒了，紛紛加入了激進的“第三世界解放陣線”，與學校當局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1968年秋舊金山州立大學學生的罷課示威活動(The San Francisco State Strike)，把亞裔學生校園運動推向高潮。經過五個多月罷課，1969年春，舊金山州立大學創立全美第壹個亞裔美國學系；不久，加州大學伯克利校區也設立了少數民族研究課程；到70年代初，加州的巧所大學以及東海岸的壹些大學，也相繼開設有關亞裔歷史，社會與文化方面的課程。
以校園運動為核心的亞裔學潮，是泛亞裔族群意識形成的重要標誌之壹，對美國社會和亞裔集團的影響不可低估。首先，它改變了教育界和學術界對亞裔的態度，使亞裔研究和少數民族研究在美國大學教育體系中開始占有壹席之地。亞裔研究這壹新的學科成為體面的，受尊重的領域，並對美國種族研究起到了提高，創新和繁榮的作用。其次，亞裔學潮改變了輿論環境，使亞裔由原來的被消音(silenced)，滅跡(erased)，到60年代後期被主流社會聽到(heard)和看到(emerged)。盡管仍處於社會邊緣，但是跨種族的聯合使他們的力量壯大，社會輿論不能再無視他們的存在，政府決策部門對亞裔美國人的了解與關註也有了相對的改進。再次，它是真正意義上的亞裔美國文化，歷史，文學的第壹代亞裔美國學者與作家的搖籃。1960年，由加州大學伯克利校區激進亞裔知識精英創建，連結全美各地的”亞裔美國人政治聯盟“(Asian American Political Alliance)，是相當活躍的壹個群眾性組織。當時，把”亞裔美國人“這個概念正式提出，並把它作為壹個政治組織的行為主體，在美國歷史上還是首次，其重大意義是顯而易見的。它至少從以下方面反映了亞裔族群意識的覺醒：
首先，承認自己是”亞裔美國人“而非”純正美國人“，表明亞裔在文化認同觀念上，不再追隨美國白人的價值標準。
五十年代羅絲李提出的“融合論”，在當時條件下，對廣大亞裔確實有著極大的誘惑力，並致使他們像著魔壹樣，瘋狂地追求並實踐著自己的美國夢。(1)但是，正如聯盟成員瑪莉Uyematsu所指出：在美國化的進程中，亞裔人已經盡力使自己在生理和心理上轉換成美國人。……他們放棄了自己的語言，習俗，歷史和文化價值觀等，以適應白人的文化。然而經過這些努力後，卻發現自己並沒有被主流社會所接納，受歧視的狀態依然如故。所以他們“對於白種人投來的蔑視眼光”做出的反應，只能是壹種“近乎絕望的自卑與永遠的迷茫”。聯盟創始人Yuji Ichioka說得更為透徹：盡管亞裔扮作白人的模樣，模仿他們的行動，說話，幾乎在所有方面都力求同他們壹樣，但“這只是壹種自我欺騙般的夢想，反而加重了自己的認同危機。”
經過這樣的反思，廣大亞裔深刻意識到：白人的意識和文化，對於自己可望而不可及；必須放棄這種不切實際的美國認同，而應確立壹個更加適合自己的特點的新方向。這種認識上的轉變，是泛亞裔族群意識形成的關鍵。其次，徹底否定了“東方人”等帶有竣視韻味的蔑稱，表明廣大亞裔種族平等意識的空前增強。
自亞洲人第壹次登上北美大陸起，就有了“東方人”的“雅號”。以後世代相傳，並愈發帶有歧視意味。這個稱謂，幾乎使亞裔生活在充滿偏見和限制的“囚籠”中，對他們在美國立足和發展造成巨大障礙。1965年以後，盡管亞洲移民數量不斷增大，素質得到提高，經濟有所改善，但主流社會對其排斥與歧視卻絲毫不減。據1970年調查結果顯示：曾被贊譽為“模範少數族裔”的華裔，有巧%的大學畢業生在飯館，禮品店或食雜店工作，另有許多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成為典型的“不完全就業者”(underemployed)；在擁有大學本科學歷的男性中，個人收入達到1萬美元的只有13。39%，而在同等學歷的白人男性中，個人收入達到1萬美元的竟占27。7%。至於華裔女性，不完全就業是個普遍現象；即使能夠就業，大多也從事文職工作，諸如會計，收銀員，秘書，打字員，檔案管理員等。據統計，超過40%的華裔女秘書具有大學學歷，而大多數從事這種職業的白人女性，往往只有高中學歷。在加利福尼亞，華裔女性雇員中的36%從事文書或打字員的職業。
在這種情況下，廣大亞裔對“東方人”的稱謂深惡痛絕。但長期以來，壹直苦於沒有解決辦法，只能忍氣吞聲。“亞裔美國人”作為壹個新的概念，強調“亞裔也是美國人”這個主流社會也不得不承認的理念，進而否定了“東方人”等壹系列帶有明顯貶損之意的稱謂。圍繞稱謂問題展開的這場鬥爭，實質在於對現存種族歧視的維護或反對，反映了廣大亞裔種族平等意識的新覺醒。再次，將亞裔不同種族視為壹個整體，且有“美國本土第三世界”的認知，是對單壹族裔意識的超越。
長期以來，亞裔各族之間缺少必要的聯系，反歧視鬥爭總是單兵作戰。印年代末以來，這種情況發生了根本改觀。縱觀聯盟的諸多言論，無論作者來自哪個特定裔族，其基本立場都是壹致的，即都把自己看作亞裔族群的壹員，並從此點出發討論問題。1970年出版的論文集(根：壹個亞裔美國讀本》(Roots： An Asian American Reader)，由聯盟核心人物富蘭克林沃多，瑪莉 Uyematsu，肯 漢納達，佩琦 李以及瑪麗亞程合作撰寫，而他們則分別來自日本，印度，中國等不同裔族。書中表達出他們***同的心聲：“我們以艱苦的勞動和繳納的稅款，終飽了美國富人的私囊，得到的回報卻是沒有平等權利，受盡限制與歧視的生活。如同殖民地人民壹樣，這種生活竟被認為是合理的，不存異議的，可以壹成不變的。問題很明顯，美國對待亞洲人與其對待境內的亞裔人之間存在著許多相似之處”；DH (P24)“許多困擾第三世界的問題，也同樣困擾著美國本土的第三世界。”[III (P225)可以說，相同的經歷，社會地位以及爭取亞裔人平等權利的***同追求，將泛亞裔族群意識推上了亞裔美國史的舞臺。“亞裔美國人”這壹稱謂將所有亞裔美國人跨民族聯合在壹起，為他們的身份與屬性貼上“獨特”的標簽，使他們站在壹個全新的角度認識自己，界定自己，探尋作為壹個亞裔美國人的真正意義。
60年代末70年代初，壹批優秀的亞裔作家開始湧現，他們的作品無壹不是在探討與他們息息相關的種族身份和文化認同問題。華裔美國作家趙健秀(Frank Chin)，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壹個。他經過歷史的和文化的過濾，比較精確地概括“亞裔美國人”文化內涵：“亞裔美國人並不是壹個族裔，而是由華裔，日裔和菲律賓裔等幾個族裔群體組成。華裔和日裔已經同中國和日本在地理位置，社會文化以及歷史諸方面各自分離了七代和四代。他們在美國這塊土地上已經演化出了十分獨特的文化與情感，它們既不同於中國和日本的特點，也有別於美國白人的特點。就連目前在美國仍然由亞裔族群使用的亞洲各種族的語言，也已經被調整和發展成為表達他們全新經歷體驗的獨特語言。”
“亞裔美國人”這壹稱謂，把所有在美國出生的亞洲後裔集結在這個帶有強烈政治色彩的命名之下，以空前廣泛的亞裔族群集體意識將分散的美國亞裔個體凝聚在壹起。它猶如壹枚榮譽徽章，壹個精美的戰利品壹樣掛在了所有美國出生的亞裔人胸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