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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文化中有哪些對組織行為的影響

文化壹直是影響國家外交的重要因素,會對壹國的外交目標、手段、方式和風格產生直接影響。具有不同文化傳統的國家,其外交民族特色也存在差異。中***十八大以來,中國更多具備了體現自身文化傳統的戰略空間與條件,中國外交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明顯增強。與此同時,中國也面臨構建和完善外交話語體系的任務。在崛起過程中,人們通常用西方理論來解讀中國的諸多外交戰略和外交政策,導致很多誤解和誤讀。而本文認為,從中國的傳統文化入手,對中國的道路觀、國家觀、秩序觀、交往觀和價值觀進行系統梳理,詮釋它們與中國外交實踐之間的必然聯系和邏輯關聯,是完善中國外交話語體系的重要路徑,也是把中國知識拓展為世界知識的必然選擇。

關鍵詞:傳統文化、中國外交、話語、十八大、文化自覺、人類命運***同體、義利觀

文化是壹個民族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積澱而成,最終體現為該民族獨特的話語、思維和實踐。任何壹個國家民族能夠綿延繁衍,也必有壹套文化傳統來維系和推動。①而壹個國家的外交政策壹方面受文化傳統的影響,另壹方面也體現其文化特性。文化傳統不僅在確定壹國外交目標中起著重要作用,對外交手段、方式和風格也產生直接影響。因此,具有不同文化傳統的國家,其外交的民族特色也存在差異,如美國外交壹直強調自由民主,而中國外交強調和平、和諧、合作、***贏。自十八大以來,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和世界影響力的提升,中國外交客觀上有了更多在以前並不具備的、體現自身文化傳統的戰略空間與條件。而在主觀層面上,中國已成為世界大國,正努力踐行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明顯增強。中國外交在理論與實踐方面不斷創新,凸顯了中國文化傳統的內涵與哲學根基,體現出中國傳統文化與中國外交理念和政策之間的邏輯關聯,彰顯了中國文化對中國外交的深刻影響。與此同時,中國正面臨完善外交話語體系的任務。長期以來,在國際關系學界,非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和外交理論幾乎不存在,在以中國為代表的非西方國家崛起的過程中,很多戰略和政策問題都被套用西方理論來解讀,西方理論、西方思維、西方話語被簡單地用來解釋非西方內容,因此很難切合實際,對於中國外交來說,這方面更是如此。因此,完善外交話語體系,可以更好地解釋中國外交,使世界更好地理解和接受中國的外交理念與實踐,對中國提升國際話語權、改善話語地位也具有重要意義。基於文化對外交的影響,本文認為從中國的傳統文化入手,系統詮釋其與中國外交實踐之間的必然聯系,是完善中國外交話語體系的重要路徑,同時也是把中國傳統文化資源更好地轉化為理論與實踐軟實力的必然選擇。而重新思考中國,重新思考中國傳統文化,也是重新思考世界,②這種努力也可以進壹步顯示理論是多元的,外交話語同樣也是多元的。

壹、文化、外交與中國外交哲學

文化與外交壹直相互影響,中國文化塑造了獨特的中國外交哲學,影響中國外交的方方面面。

(壹)文化與外交

文化與外交壹直具有不可分割的聯系。文化是壹個民族在其發展過程中所創造和積累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包括知識傳統、世界觀、生活方式、思維方式等。不同學者對文化的定義不盡相同。國內有學者認為文化的核心是人的行為模式和價值觀。③泰勒把文化看作是壹個復雜的整體,包括知識、藝術、道德、信仰、法律和風俗等以及作為社會成員的人所獲得的習慣和能力。④而克利福德·格爾茲則認為,人們的思想、價值、行動甚至感情,就像其神經系統自身壹樣,都是文化的產物。⑤由此可見,壹個國家的文化體現為壹系列傳統,是壹個國家行事的背景知識,不僅塑造思維和觀念,同時也決定行為規範和習慣。每個國家的外交必然體現本國的文化特色,文化對其外交目標、手段、方式和風格都會產生影響。

首先,壹個國家的文化直接影響其世界觀、行為方式和行為習慣。文化作為壹種背景知識會直接對人的價值觀、行為方式和習慣產生影響,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人實際上處於壹個獨特的文化***同體之中。而處於不同文化***同體中的人,其社會實踐和互動方式也會有差異。按照西方理性主義的觀點,人們在選擇行為時會遵從理性邏輯,經過成本與收益的核算後,選擇使自己收益最大化的行為。而按照適當性邏輯,國家會選擇符合其身份和社會規範的行為方式。在實踐中,行為體的行為經常是壹種慣習,主要受社會文化環境的影響,這種環境成為行為體行為選擇的背景知識。具有相同背景知識的人,其思維和行為方式更易趨同,行動更易協調壹致。按照約翰·塞爾對背景知識的研究,很多時候人們在無意識地做壹些事情,他們盡管是在遵守壹些規則,但是對於這些規則太過熟悉,以至於已經意識不到對它們的遵守,而使行為處於下意識狀態,這種下意識狀態實際是在背景知識引導下的壹種具有傾向性的行為。⑥因此,具有同樣背景知識的人,認知大致相同,行為經常具有相似性。與背景知識的影響相似,布迪厄在社會理論中所提出的“慣習”概念也提供了與背景相類似的解釋。慣習主要指習慣、習性,但不僅是單純反射性的習慣,而是通過長時間生活、學習實踐後累積下來、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壹種習性。福柯所提出的歷史先驗知識也具有類似功能。歷史先驗知識是被賦予歷史形式的先驗知識,無人可以避免歷史先驗知識的影響。⑦

對於國家而言,統治本身以及外交政策的制定也是在壹定的文化背景中發生的,會體現其文化傳統、政治思維定勢和慣性,直接影響具體行動的實施。⑧具體到對外交問題的感知和政策選擇,情況也是如此。人們對外交話語或行為的理解也會相似,反之亦然。這種現象在異質文化之間表現得更明顯。異質文化的國家間更易相互產生偏見和誤解,壹個國家認為是正確、正常的行為,在另壹些國家眼裏可能會被認為是不可思議的。在實踐中,人們會無意識地用本國的標準去衡量和判斷其他國家的行為。對於中國這樣壹個歷史悠久、傳統豐富的國家,其外交話語和行為更易招致偏見和誤解。西方人對中國歷史文化缺乏了解、不具備中國人所具有的背景知識,實際上也是西方和中國產生誤解和溝通不暢的根本原因之壹。與此相對,同質文化的國家更容易相互理解,更易達成***識,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也顯示了這壹點。

其次,壹個國家的理論構建也會體現文化差異。理論是系統化的思想,用來解釋、描述和預測現實。⑨文化是理論構建的重要源泉,理論構建者都是生於某個特定的時間和文化空間中,其理論構建也會體現濃重的文化印記。⑩戰後美國學者提出的很多概念,發展的很多理論,如大國悲劇、霸權轉移、修昔底德陷阱等,大多是根植於西方的歷史經驗。而以巴裏·布贊為代表的英國學派所提出的核心概念“國際社會”,實際上也是基於歐洲的歷史和國際關系實踐,所謂的國際社會實際上是以歐洲為中心的國際社會。但是,得益於西方的話語和學術霸權地位,這些理論經常被普世化,用來解釋他國的外交實踐。理論構建的文化根基差異為不同國家之間彼此理解和詮釋各自的對外政策和行為造成了困難,對於處於弱勢話語地位的國家尤其如此,如很多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外交理念和政策經常理解得不全面、不準確、不到位。中國外交經常被置於西方傳統的國際關系理論之下來加以解讀,如大國沖突、結構性矛盾、人道主義幹預、保護的責任、威脅論等。以米爾斯海默為代表的“大國沖突論”幾乎被視為壹種普世理論,用以預測霸權國和崛起國之間的戰爭,按照這壹邏輯,不沖突、不對抗的新型大國關系就不可能出現。而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合作、互利***贏恰恰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所崇尚的和諧***生、和平***處理念。中國提出“壹帶壹路”倡議之後,西方很快就出現了“馬歇爾計劃”的類比,很難與“***商、***建、***享”原則相對應。可見,西方理論很難準確解釋中國的外交實踐,也不可能預測中國外交的未來。以西方傳統、思維和邏輯來解釋中國行為時,中國外交內含的深層次文化傳統經常會被忽視,因而誤讀、誤解就在所難免,從這個角度來說,作為世界大國的中國迫切需要發展自己的理論,完善自己的理論話語體系。

第三,壹個國家的外交政策不可避免會受文化傳統的影響,體現本國的文化特征。對於壹國外交而言,其外交在借鑒與吸收他國理論的同時,也都會體現其民族文化特征。文化傳統對外交目標的確立,對外交手段、外交方式和外交風格都會產生影響。具有不同文化傳統的國家,其外交的民族特色也存在較大差異。美國在宣傳自己的外交理念以及對外政策的過程中,把民主和自由作為核心概念。美國從建國之初就形成了“上帝選民”、“山巔之城”、“天賦使命”的觀念,認為美國必須對世界承擔特殊責任,美國外交的核心之壹就是輸出美國的自由民主制度和價值觀。中國的傳統文化也同樣決定了中國的世界觀、價值觀、利益觀以及中國人的行為方式。中國自古以來崇尚和平,尊重差異性,追求和而不同,主張兼容並蓄。這種和諧***生精神,使中國人不具備那種救世情懷和對外滲透的意識,也不刻意謀求把自己的生活方式推廣到其他國家,從而與西方諸如傳播上帝福音之說形成了鮮明對比。與歷史上西方文明對外擴張不同的是,“中國對本國文明的認識不包括侵略性使命。不去提高世界其他地區的文明程度,也不給自己增加負擔。”(11)這些都顯示出中國強調內向發展、不事擴張的文化傳統。

(二)中國文化與中國外交哲學

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塑造了中國獨特的外交哲學。哲學很多時候體現為壹種態度,壹種思維和行為方式,涵蓋人的基本信仰和價值觀,決定了個體看問題的角度和解決問題的思路。周恩來在1963年會見埃及客人時就強調中國傳統文化對其外交風格的影響,“我們中國人辦事有這樣壹些哲學思想。……這些優秀的哲學思想來自我們優秀的民族。”(12)楊潔勉將外交哲學定義為“國家對外關系的基本原則和價值觀,研究有關‘存在’、‘意識’和‘知性’的規律”。(13)中國傳統文化孕育了中國獨特的外交哲學,是中國哲學在外交領域的體現,決定了中國外交理念與政策的獨特之處,也是中國特色和中國風格的體現。盡管傳統文化在不同時期對外交的具體影響強弱不同、影響形式也不盡壹致,但其對思維方式的影響大致相同,具體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壹,重視整體思維,強調關註大勢。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是以個體農業經濟為基礎、以宗法家庭為背景、以儒家倫理道德為核心的社會體系,該體系使中國形成了從家庭推而擴大、以社會群體為本位的集體主義價值取向。中國人從小接受的“光宗耀祖”、“為集體爭光”、“家國天下”等教育都是重集體、重整體的體現。錢穆認為中國人的“家”“國”傳統幾千年來壹直沒有變。(14)中國文化也形成了強調整體性、強調群體思維的特點。西方人長於分析,中國人強於綜合。與西方強調個人主義不同,中國文化強調每個個體都是群體的壹部分,個人的價值通過群體來體現。這種整體性思維要求人們從全局而非局部出發來看待事物的性質和聯系,並從中發現規律。同時,做任何事都必須應時而上,順勢而為,因勢利導,趨利避害,就如《孫子兵法》對“勢”的強調,重在看力量強弱及總體趨勢的不斷變化。周恩來在早年就寫下“無論為何種事業,當其動作之始,必籌劃其全局,預計其將來,成壹希望在”。(15)中國外交註重系統性和長遠性,註重從歷史角度、從戰略全局的高度觀察、思考和處理問題,著眼於長遠和根本利益。對於這種特點,基辛格用中國下圍棋和西方下象棋來類比,圍棋追求相對優勢和長期包圍,而非像西方象棋那樣攻擊對方的王而獲全勝。(16)中國外交無論是理念還是具體政策也都首先強調國際國內整體局勢,強調要順應世界潮流和整體變化,順時應勢,與時俱進。在不同歷史時期,中國都會先對國際形勢作出整體形勢和時代潮流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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