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
我國實現現代化，是走的社會主義的道路。社會主義現代化既需要有物質文明建設，也需要有精神文明建設。
我國目前在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過程中，所存在的嚴峻問題之壹是精神文明建設趕不上物質文明建設，在近幾年的四化建設中，由於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泛濫，國內出現了貪汙賄賂、倒賣詐騙、壹切向錢、假公濟私、見利忘義等十分嚴重的腐敗現象。這就不能不使人回想到儒家思想中的公私之分、義利之辯那些精華的東西，對我們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設還是有益的，應該把它們繼承發揚下來。由此可知儒家思想在我們今天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還能做出貢獻，具有壹定的生命力。
壹個具有完整主權的國家，既要有她的獨立的經濟、獨立的政治，也要有她的獨立的文化。所謂獨立的文化，就是要由她自己國家民族的人民所創造出來的，或吸取別人而加以消化的，以維護其生存和發展的語言文字、風俗習慣、思想信仰等文化因素，其中以思想最為活躍，成為這些因素的核心。如果壹個國家民族擁有悠久的歷史，廣闊的領土，眾多的人民，那麽維護這個國家民族的人民得以生存和發展下去的傳統文化，必有她的強大的凝聚力量。
像這樣的傳統文化，要壹旦完全拋棄她，和她發生徹底的決裂，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更是不應該的。像這種歷時數千年，雖累經劇變而未絕滅的傳統文化，糟粕固然很多，精華亦復不少。在今天對待她的應有態度，就是要如何正確地引導她到現代化的道路上來。去掉她的已經僵化了的、腐爛了的部分，保存和發展其還有生命力的、還有健康的部分，使她在實現現代化的進程中繼續作出貢獻。中國傳統文化就是屬於這類的文化，中國的儒家思想就是屬於這類的思想。?
儒家思想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很深，幾千年來的封建社會，所傳授的不外傳統的責任感思想、節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統治結合的結果。因此，儒家思想是連同我們當代在內的主流思想。
儒家思想文化對現實的積極影響
儒家思想文化的精華在歷史傳承中經過磨練、積澱，成為我們民族的智慧、精神和美德，具有人類***性的永久價值。
1.儒家提出壹系列道德範疇、命題、思想豐富了中國傳統道德寶庫。儒家文化屬人倫文化，它提出的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忠、孝、廉、節、恥等，蘊含量十分豐富，每個字都能寫壹篇大文章。如果抽象出它們的壹般意義，加以選擇、加工、發揮，就能成為精華。
2.沖破天命鬼神的理性精神抵抗了宗教對人們思想的侵蝕。儒家思想對鬼神問題持謹慎態度，“子不語怪、力、亂、神”，“未知生，焉知死”，具有無神論傾向，否定超自然救世主和彼岸世界的存在。同時，引導人們註重“現世”生活和實際問題的解決。
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中國人解決現實問題傾向於依靠人間力量，形成了壹種不輕易求神拜佛的習慣。
3.“民為邦本”的民本主義體現了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儒家思想歷來十分重視老百姓的作用，認為百姓是國家安寧的根本，“民為邦本，本固邦寧”。
4.“天人合壹”的生態倫理為我們建設生態文明提供了廣闊的思想文化基礎。儒佛道三家都在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統壹。道家崇尚“道法自然”，復歸於樸，是倒退性的返回。
5.註重理想信念的鼓舞和凝聚作用，成為中國以德治國的壹大特點和政治優勢。儒家思想強調做人應有理想信念。其理想人格是智、仁、勇，認為是“天下之達德也”，孔子說：“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儒家思想中的理想社會就是“大同”。這個社會“天下為公”，“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都“講信修睦”，“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疾廢者皆有所養”。“大同”理想是人們對原始***產主義的回憶，是對當時階級剝削、壓迫的反抗，也是對未來美好社會的向往，
6.“過猶不及”的辯證思維體現了高超的處世方法和領導藝術。“中庸”在儒家思想體系中占據重要地位，認為它是最高美德素養，也是準則和方法。“中庸”裏有辯證法，即關於“度”的思想，既不要過頭，也不要“不及”，反對走極端，要求人們待人接物要把握分寸，註意火候。孔子說，有人問他問題，他就“扣其兩端而竭焉”，即摸清事物矛盾著的兩個方面，然後綜合起來給予回答；又說“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即只抓住矛盾的壹個方面而忘記另壹方面，必然造成危害。儒家是為當官者著想的，認為當壹個領導者，要做到“威而不猛”、“泰而不驕”、“和而不流”、“矜而不爭”、“欲而不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勞而不怨”、“惠而不費”等。從氣質修養上，“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又說“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認為這兩種人都有偏激性，應取其“中”，既積極又穩當。對這些要求，我們現在的領導幹部如真能做到，也稱得上是有修養、有能力的好幹部。
7.儒家豐富的教育思想成為中華民族優秀教育傳統的主要內容，對現代素質教育仍有啟迪意義。孔子首先是壹位教育家，儒家繼承孔子的辦學傳統，中華民族兩千多年的教育主要是由儒家承擔的。孔子的“有教無類”，“溫故而知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壹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三人行，必有我師焉”等，都是可貴的教育經驗總結。之後，孟子提出“教亦多術”，荀子的“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和“鍥而不舍”，韓愈的“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等，都成為後世學子的格言，即使現在，對我們的素質教育仍有啟發價值。針對我們目前應試教育狀況，我們的教育既需要面向未來、面向世界、面向現代化，也需要繼承儒家教育思想中的優良傳統。
8.儒家思想中的許多優秀成分溶入中華民族精神，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核心和靈魂。在中華民族精神中，處處閃爍著儒家思想的光輝。如愛國主義，儒家思想強調集體主義精神，要求個人利益服從整體利益，“克己”是為了“復禮”；強調家國合壹，國是家的放大，忠是孝的放大；強調“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現在，愛國主義精神已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動力。又如團結統壹，儒家的“大壹統”思想很濃，孔子說：“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西漢董仲舒稱：“《春秋》大壹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儒家的“內聖外王”強調君子修身、“齊家”的目的就是為了“治國、平天下”，這已成為中華民族的政治觀念和思維方式。在中國歷史上，分裂不得人心，統壹人心所向，這已成為我們反對民族分裂的廣泛深厚的社會心理基礎。又如愛好和平，儒家講“禮之用，和為貴”，講“和而不同”，講“厚德載物”，講“忠恕”，要求人們在處理君臣、父子、夫妻、鄰裏、朋友等“五倫”關系時，做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裏，最可貴的就是要設身處地地站到對方想壹想，以增進理解，營造寬容，多達***識，形成合力。現在，在國內提出和諧社會建設，在國際提出和諧世界理念，堅持友鄰、睦鄰、富鄰政策，為我國實現全面小康和現代化目標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儒家“和”的思想能發揮更大作用。
儒家思想文化對現實的消極影響
儒家思想文化畢竟代表的是中國農業社會、封建社會的精神文明。隨著世界工業化的興起、經濟全球化的推進，儒家思想中的消極因素暴露得越來越明顯，越來越不適應現代化。中國近代的落後、被動、挨打，表面看是因為西方“船堅炮利”，中國武器不行，進而是因為封建制度的腐朽造成的，實際上最深層的東西，是文化上、指導思想上出了問題，這和儒家思想的消極因素不能說沒有關系，甚至有人認為儒家思想是罪魁禍首。
儒家思想的消極因素及其影響至今也存在，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1.等級觀念壓抑了人的個性和創造性。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的外化就是“禮”，“禮”是儒家思想的壹個特色。“禮”就是指人們在相互交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舉止言行符合了自己的位置要求，就說明懂禮。中國歷來被稱為“禮義之邦”，中國人也不乏儒雅君子，但問題就出在過分上。儒家講君臣、父子、夫妻為“三綱”，講“貴賤有等，長幼有差”，如果有人違反了禮，就被視為犯上作亂。魯國的壹個陪臣搞了“八佾舞於庭”，即在家廟舉辦了64人規模的樂舞，這本來只有天子才使用的；這個人還祭了泰山，這本也是天子的事。對此，孔子很氣憤，說，“是可忍，孰不可忍也”。“禮”太多，就是繁文縟節、形式主義，最大的弊端就是壓抑個性，妨礙真理發現和科學發明。由於講“禮”，領導、長輩說的話，即使錯話，也不能越，不能頂，不能改，因而拒絕壹針見血的爭辯，否則為狂妄、驕傲、“大不敬”。
在西方，學生提問不用舉手示意，隨時插話，打斷老師講課，屬於正常；在中國就不行，孔子講“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動”，要人們平時要“居處恭”，“貌思恭”、“事思敬”。如按這些“禮”來教育，即使天真爛漫、活潑可愛的青少年，也全被教育成循規蹈矩、躡手躡腳、千人壹面的謙謙君子；再加上孔子講“君子訥於言，敏於行”、“巧言令色，鮮於仁”，更限制了人們對雄辯和溝通才能的發揮。這和我們改革開放時代提出的開拓性、創造性人才要求背道而馳。
2.過分註重人際關系，輕視對自然界的探索和改造。儒家文化是人倫文化，儒家學說，就是講人與人，人與社會關系的。“學以四教：文、行、忠、信”。又有記載，孔子以六藝授徒，六藝就是禮、樂、射、禦、書、數，其中的數有自然科學味道，但是被排在最後的；其他都屬於社會人倫學問，“六藝”中最為重要的就是禮，“不學禮，無以立”。作為君子，就是要“立於禮”，而“成於樂”。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中國文化就形成了重人際、輕科技的價值傾向。正如魯迅先生所講，中國人發明了火藥，是放鞭炮的，而外國人拿去是造槍炮的；中國人發明了羅盤，是看風水的（用來協調人、鬼、神關系的），而外國人拿去是用來航海的（用來開拓疆土、掠奪殖民地的）。
3.輕視生產勞動，不利於生產力的發展。儒家宣揚“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鼓勵人們當“勞心者”去“治人”。儒家也倡導人們要努力學習，而學的不是自然科技，是人倫方面的書，“學而優則優”，學好是為了當官、管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孔子的學生樊遲請教“學稼”、“學圃”，孔子說，他不如種田、種菜的，樊遲走後，孔子說：“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繈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如果天下百姓都按照孔子說的去做，大家只能喝西北風了。從歷史上看，儒家門下培養出來的多是“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的人，中了舉的，如《儒林外史》中的範進；未中舉的，如魯迅筆下的孔乙已，其導向結果，是鄙視生產勞動、鄙視勞動群眾，嚴重影響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4.過分註重道德的作用，缺乏法治精神。儒家文化是道德文化，治理國家，特別強調人們的素質、覺悟和良心，因而把道德看得比法律更根本、更重要。孔子說：“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意思是行政和法律，使人不敢幹壞事，但不知羞恥；道德和禮義能使人有羞恥之心，能夠自我約束，不想幹壞事。儒家排斥法律，甚至把“無訟”作為壹種社會理想。但僅僅靠道德來治國，是軟弱無力的，它可以治好人，但治不了壞人；它僅僅有應然義，沒有必然義；啟發覺悟、良心，加強自律是必要的，但沒有他律是不可靠的。過分的以德治國，會帶來“人治”。中國歷史上有法制，但沒有法治，而且僅僅是刑法，是用來治民的，不是用來治官治權的，往往成為袒護達官貴人的工具。就是這點法制往往比不上“真龍天子”隨便說的壹句話頂用。社會上流行著很濃的“包公情結”和清官熱，正說明人們對社會公正的期盼與法治缺乏的現實之間有巨大反差。
儒家思想源於農耕文化，農耕文化是血緣文化、親情文化、養生文化。上墳、建祠堂、續家譜等活動強化了宗法觀念和人情因素，維持秩序主要靠鄉規民約、傳統道德和風俗習慣。反映這種文化氛圍的儒家思想就缺乏西方那種以古希臘文化為源頭的、以工商業為基礎的契約和法治精神。父親偷東西，兒子應不應該告發，告發違反了孝，不告發違反了法。孔子認為，孝重要，兒子應該包庇父親，這就是“子為父隱，父為子隱”，進而提倡“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完會違背了法治精神。
由於過分註重道德和忽視法律作用，使得中國歷代統治者調控社會的手段較為單調。往往先是道德教育，給人們灌輸孔夫子主義；如不見效就用聖旨文件；再不見效，就派軍隊清剿、鎮壓，這就是我們常講的寬猛相濟、恩威並舉、軟硬兼施。結果，導致國家調控社會機制缺乏根本性、穩定性、普遍性、長期性，自我消解致亂因素的功能很低，往往是小事化大，大事化得翻了天，官僚機器與致亂集團之間，不是魚死，就是網破，社會缺乏壹種長治久安的動態穩定機制，表現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周期性的改朝換代和治亂循改。直到現在，中國法治建設雖取得很大進步，但仍缺少法治精神。百姓中的“臣民”觀念、領導幹部中的“為民做主”觀念、“父母官”觀念，仍十分濃厚；《雍正王朝》、《康熙大帝》等電視劇仍有很大市場；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現象屢見不鮮。實施依法治國方略任重道遠。
5.把“中庸”上升為方法論，不利於培養人們的敢闖敢冒、改革創新精神。“中庸”有辯證法，追求壹種恰到好處的“適中”，但又缺乏可操作性。孔子只說，“叩其兩端而竭焉”，如何取其中，沒有壹定的法則，需要當事人根據當時的具體情況靈活運用。於是，人們用起“中庸”來，碰到什麽問題，都采取不偏不倚、不陰不陽、不明不暗、不前不後的立場、態度和方法，表現為折中主義，特別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未能旗幟鮮明，缺乏原則性和鬥爭性，使人變得騎墻、滑頭和見風使舵。孔子感嘆道：“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真正的“中庸”在大眾中能貫徹的很少了。對用歪“中庸”的人，孔子、孟子十分痛惡，罵他們是“鄉願”，是“德之賊也”。實際上，他們正是從孔子、孟子的“中庸”之道那兒學來的。
“中庸”和敢闖敢冒、改革創新相矛盾。魯迅說，中國人的中庸，使得變革很難進行；妳若要提議在壹間黑屋子上開個窗戶，大家不同意，妳故意說要掀掉屋頂，大家肯定反對，最後，經過折中，大家就同意開窗戶了。這個例子說明，為了打破“中庸”思維方式對變革的阻礙，使得革命和改革有時不得不采用矯枉過正的手段，結果是非常的不“中庸”，最容易走向偏激和極端。
6.“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利於理論創新。孔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說他不搞新的創作，只是編輯文獻典籍，闡述先賢微言大義，發自內心地喜好古代。特別是對堯、舜、禹，回憶眷戀，贊嘆不已，“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郁郁乎文哉”。孔子做學問的形象是“編春秋，刪詩書，序易傳”。這種學風影響到後人，更難標新立異，嚴重阻礙理論創新。確實，在中國古代思想文化領域，孔子的後人很難有所創新，即使有自己的新觀點，都要摻和在對前人著作的註釋中；有的人自己寫了文章，也要冠以古人的名字得以流傳。中國古代經史子集汗牛充棟，梁啟超說，其中的“史”就占百分之七、八十。讀書人做的事就是寫詩、作畫、刻石頭，為聖賢經書作註，這樣既沒有政治風險，同時又高雅，顯得有才氣。近代康有為想推動變法，打上孔子的旗號，寫《孔子改制考》，把孔子說成是改革家。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這種學風，還帶來了尊崇祖訓和崇拜聖賢的思維慣性。這種慣性成為滋生個人崇拜、教條主義、保守主義的溫床，使得解放思想成為壹次次社會變革、改革先導的任務十分繁重。五四運動批判的“以孔子是非為是非”，延安整風運動批判的王明教條主義，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批判的個人崇拜和“兩個凡是”，改革開放以來克服的“唯書、唯上”，都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這壹慣性在不同歷史時期的表現，而克服這壹慣性的法寶就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就是“壹個中心、三個著眼”，即以我國改革和現代化建設的實際問題，以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著眼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運用，著眼於對實際問題的理論思考，著眼於新的實踐和新的發展。
7.“重道輕器”的體驗性籠統思維，不符合現代科技的發展要求。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其思維方式是辨證的，但它是籠統的，顯得整體而混純，經驗而直觀。儒家的許多文章談修養、談人倫、談社會，不是理性思維，而是道德體驗，如孟子講“吾養我浩然之氣，充塞於天地之間”，《中庸》講的“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對事物的探究，不喜歡精確梳理，不喜歡科學實驗，不喜歡邏輯概括，不喜歡事必親躬，喜歡大而化之，向上提升，對關乎天地人的“道”滔滔不絕，對具體的、細微的實在的“器”不屑壹顧，這種思維不符合現代科技發展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