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在使用的普通話，是明朝以後逐漸形成的。
《三國演義》和《水滸傳》都在北方流行，都是用當時北方官話體系寫成的。這兩本書原本是說書人的故事書，在逐漸形成的過程中有很多學者參與其中。具體作者有爭議，是羅貫中還是施耐庵尚未定論。
今天流行的《三國演義》是毛宗崗和金聖嘆註釋的。水滸傳也被金聖嘆修改過。所以和原作者或者其他版本都不壹樣。
至於文筆，很多人傳來傳去，很難說是誰定的。
Ps:文言文是書面語，白話文是口語。口語不上臺面，但用於壹般日常交流。所以胡適提倡白話文的時候，林紓說是“駕車賣漿”之流。
古代文言文離白話文不遠。
周(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序幕是文學革命，文學革命的重要內容是提倡白話文，所以人們普遍認為文言文和白話文有巨大的差距，而且壹直都是這樣。如果把古代歷史文獻與少數留存下來的白話文學作品相比較，這種觀點不無道理。這壹點參考胡適的《白話文學史》和鄭振鐸的《中國白話文學史》就能看得很清楚。此外，今天我們可以看到光緒皇帝留下的朱批中有從白話文到文言文的變化。光緒十歲時，已經開始學習讀奏章。朱批的壹條評論，原來是說“妳該怎麽當巡撫”，後來用小字寫著“妳是新疆派來的……”，是從所謂的生活口語到高雅的文言文的典型素材。再看元代的白話碑。明太祖朱元璋在孔府立的碑，是帝政所命，但完全是白話文，與史書所載文言文詔令完全不同。這確實證明了文言文和白話文之間的巨大差異。但是，從古代秦漢開始，文言文和白話文可能沒有那麽大的區別。換句話說，古代人的說話大多是優雅的，文言和白話文差別不大。
雖然古代的白話材料我們今天不容易得到，但是因為南方方言保留了古代漢語的形式，所以我們可以從今天所說的方言中窺見古人的言語。以廈門話為例。日常生活中的口語很多都是文言文。例如，中國人最常見的問候是“妳吃飯了嗎？”廈門話只說“吃飯了嗎？”。問人家“有嗎？”廈門話只需要說“有嗎？”如果詳細問:“是真的還是假的？”廈門話說“有沒有打壓？”這裏的“抑”字的用法，現在只能在文言文中讀到，比如“或”字，但在今天廈門地地道道的口語中卻在使用。所以，恐怕我們在古代文學中苦讀的文言文，其實就是當時說的。如果我們覺得上面的例子太簡單，可以舉壹些更復雜的例子。廈門人批評操之過急的人，常說:“妳還沒學會飛，就要學會飛。”也就是說，在妳學會走路之前，妳要學會飛。“絕不”這個詞是典型的文言文，但在廈門說。然後就是現在流行的流行歌曲《賣不出酒和煤矸石怎麽辦？幾乎所有非閩方言區的人都不知道這是什麽意思，但廈門人卻很懂。有空酒瓶賣嗎？的含義。把“武”字放在句末，用“如果”字，都是文言文的表達方式，但在今天的口語方言中仍在使用，可見文言文和白話文在古代相距不遠。當然，廈門人自己也沒有意識到，他們說的其實是古代文言文，因為現在“憋”的這麽少了？保證？堵？嘿，布利？時代？ing〔ing〕，連說話的人自己都不知道這些詞是什麽。其他方言也有類似現象，何況很多。
五四時期，對傳統文化的批判是激烈的。先知們認為文言文是統治者為了愚弄普通人而創造的東西，甚至認為漢字的難學難認是故意的，於是有人主張把漢字扔進廁所。其實平心而論，文言文和白話文的區別，漢字的復雜，本來就是語言文字的壹個自然發展過程。也就是說，隨著社會的發展，要描述的東西越來越多，要表達的感情越來越多，語言和文字也從簡單變成了復雜。古代多為單音詞，即壹字壹詞。為了表達更多的內涵，首先增加了漢字，其次出現了雙音詞，甚至更多的單音詞；口語也是如此。越簡單的文字越容易混淆。所以在用詞的時候，不僅增加了音節，還改變了表達方式。這些變化既有漢語自身發展的原因，也與外部影響有關。魏晉南北朝以後，由於東方佛教文化的傳入，復音詞的數量明顯增多。北方草原民族的不斷南遷，必然會對口語表達產生影響。人是想隨時隨地說說話的，但不壹定非要壹直寫文章。很明顯，口語變化快，書面語變化慢。所以漸漸的，文言和白話文的距離越來越大，以至於後來，文言和白話文明顯是兩條路。
其實文言文本身並沒有改變。我們只需要看看《尚書》的文章和清末《新民體育》的文章之間的差距，但這種變化和白話文的變化相比，簡直不值壹提。在文言文和白話文的距離逐漸加大之後，出現了文人和文盲、上層階級和普通民眾之間的差異。會說會寫文言文的人自然比只會說白話文不會寫文言文的人優越，所以人為的差異進壹步拉大了方言和白話文的距離。白話文不是從五四運動開始產生的。清末很多人都寫過口語。新文化運動的偉大成就在於，文言文在二三十年間迅速退出歷史舞臺，成為白話文的統壹。現在書面語和口語的區別幾乎消失了，但是能寫出優雅文字的人已經沒有了。據說清史修改將提上日程。不知道會用文言文還是散文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