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下半葉乃至世紀之交的世界文化語境中，傳統的比較文學理論遇到了強烈的挑戰。根本問題是:從法國學派到美國學派，乃至中國比較文學領域的比較闡釋方法，他們建構比較文學理論的邏輯基礎是壹種整體論和大壹統的理論預設，本質上是認識論上的歐洲中心主義的產物。？
以美國學派的“平行研究”為例。？
法國學派的“平行研究”與“國際文學關系史”的區別在於，它試圖客觀地討論和對比不同國家和民族之間的文學現象，而不受任何影響。但是，我們知道，任何邏輯上的對比或比較都是可以進行的，因為被“比較”的雙方或多方屬於同壹個邏輯領域。在同壹個邏輯場域中，被“比較”的雙方，無論是不同的還是相同的，都屬於壹個更壹般的邏輯範疇。換句話說，涵蓋不同現象的普遍性和性意識是“平行研究”成立的前提。這樣的普遍性和* * *性是在“平行研究”的理論預設中預先確定的，這是美國學派比較文學研究的核心概念:文學性。？
文學性在“平行研究”中的地位，正如它在西方結構主義文論和新批評文論中的地位:它不僅是整個文學理論的分類學基石，也是文學理論批評(包括比較研究)的終極學科目標。總之，文學理論的任務是探索文學性。在“平行研究”中，文學性的地域擴張被解釋為“世界文學”或“壹般文學”，而在文學理論的比較中，文學性的跨民族、跨文化擴張被解釋為“壹般文學理論”或所謂的“世界詩學”。因此，整合世界文學理論的信念在很長壹段時間內成為繼法國學派之後中西比較文學界共同的學科信念。？
問題在於，“文學”、“文學性”、“文學理論”、“詩學”是歐洲文化的傳統分類學概念，它們的分類、邏輯內涵和理論意圖都是基於自古希臘以來歐洲文化的所有傳統，並適應於這壹文化傳統中的西方文學發展史。因此，它可以有效地解釋西方文學。然而，它能有效地解釋非歐洲傳統的異質文化和文學嗎？從歐洲文化傳統演變中確立的文學研究目標，能否合法地躍升為跨文化、跨西方世界文學研究的目標？我們可以看到，自19世紀下半葉西學東漸以來，西方知識譜系對中國傳統知識體系的全面置換，產生了大量基於西方文學觀念對中國文學現象的切割和塑造，以及對中國傳統文學理論的分解、扭曲和過度闡釋。中國現代文論的失語，成為西方中心主義消解文化異質性的鐵證。？
20世紀後期，對歐洲中心主義的批評首先從西方文化內部興起。20世紀60年代，西方掀起了旨在摧毀“元敘事”和普遍主義的“解構”思潮。德裏達從語言、意義和知識的內在聯系出發，摧毀了邏各斯中心主義的元知識假說。按照德裏達的描述，知識是由語言的意義所承載的，意義不是先驗的絕對天賦，而是在語言符號的互指關系中，所以意義是流動的，不穩定的。邏各斯中心主義所確認的不可改變的“客觀世界”和由邏輯觀念構成的“真理世界”正是語言建構的產物。由於意義的不穩定性，決定了壹切知識的相對性和歷史性。沒有“終極參照物”或永恒穩定的“中心”能保證任何知識都能成為元知識或真理的聲音。德裏達對解構邏各斯中心主義的貢獻在於他內在地論證了邏各斯中心主義的不可靠性和元知識理論的邏輯不可能性。福柯進壹步將對知識史的關註提升到對知識與權力關系的考察。他的《知識譜系學》著眼於各種知識話語的歷史形成:知識通過什麽樣的機制運行，被公認為“知識”。福柯通過對壹些“地方性知識”的歷史探索，而不是對所謂“人類知識進化”的整體考察，發現所謂的人類知識積累，其實是由無數個“知識斷層”或壹組獨立的“話語”形成的，並不是壹個統壹整體的有機進化。在這個積累的過程中，真正決定知識的層次、中心、規則、標準和程序的力量是“權力”。今天，西方文明的知識建設是各種歷史力量的結果。所以，近代西學建立的“科學”和普遍理性的霸權，不過是某種歷史力量的概括。與其他知識樣式相比，它對所謂的“普遍真理”並不具有先天的優越性和排他性的壟斷。福柯的功績在於他從知識與權力的關系中論證了知識的歷史性。因為包括科學在內的壹切知識話語都是歷史的，都是受歷史力量內在支配和制約的，任何知識都不可能超越歷史，壟斷普遍性，成為元知識。？
後殖民主義將解構主義對邏各斯中心主義元敘事的批判推向了東西方文化之間，即異質文化之間。說，霍米？巴巴和斯皮瓦克對東方主義和後殖民主義的論述深刻揭示了邏各斯中心主義元知識理論的歐洲中心本質。在賽義德等人看來，解構主義對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批判是不徹底的，它只實現了在知識自由領域對邏各斯中心主義的解構，而未能揭示邏各斯中心主義元敘事中隱含的歐洲中心主義文化擴張的帝國主義邏輯。這種邏輯通過以下步驟實現了異質文化的“殖民化”:首先，它把起源於歐洲的地域知識形態視為元知識、普遍知識和標準知識，以自己的標準剝奪東方知識或非西方知識的合法性。通過這種元敘事，確定了西方知識和非西方知識的等級秩序:東方知識與西方科學知識相比，永遠是“原始的”、“前科學的”、“神秘的”、“野蠻的”。再者，知識水平意味著文化水平。西方文化與非西方文化的關系已經轉變為文明與愚昧、先進與落後、普遍與特殊的關系。從這種文明等級論的角度來看，西方文化以自己的標準創造了壹個神秘、愚昧、他者化的東方。再者，西方文化與東方文化的關系被改寫為拯救者與被拯救者的關系:西方的方向被視為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東方的進步被改寫為西方的理論。所以，向西方學習就是東方自身的文明化和合法化。我們可以看到，在殖民時代，歐洲中心主義的普遍主義預設實際上充當了西方資本主義殖民政策和文化擴張的法律基礎，而在後殖民時代，它則承擔了跨國資本主義全球壟斷的捍衛者角色。全球化，即所謂的世界經濟壹體化，從另壹個角度看，可以說是當代世界整體資本主義進程中歐洲中心主義的文化結果，是近代以來資本主義現代性危機的總暴露。後殖民文化批評的努力在於揭示歐洲中心主義的元敘事與現代資本主義強大的整合力之間的關系。？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冷戰時代的結束，地區沖突和文化沖突成為全球性沖突。亨廷頓的“文化沖突”理論是代表西方學術界對這種沖突的警告和回應。根本問題在於，文化沖突和地區沖突在歐洲中心主義的背景下，蘊含著文化多樣性的聲音。站在不同文化平等對話的立場上考慮文化沖突，當然不是為了論證沖突的正當性，而是為了引起人們的註意，文化沖突已經上升為世界性的沖突，說明呼籲文化多樣性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世界性潮流。在當代世界背景下，所謂“文化多元主義”本質上是對歐洲中心主義的解構，而在認識論上，對歐洲中心主義的解構是對以西學為背景的元敘事預設的解構。在現實力量的對比中，解構歐洲中心主義的實質是分解和反抗當代世界的壟斷整合和集權勢力。在整個世界已經西化的狀態下，只有通過這樣的解構，才能阻止或減少歐洲中心主義的現代性病毒。傳統的第三世界批評、後殖民批評、少數民族文化批評、女性主義批評、大眾文化批評等。可以看作是整體上“文化多元化”趨勢的不同聲音。？
二、全球化與本土化:文化異質性的訴求？
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多元化涉及壹對基本矛盾，即全球化的普遍性趨勢和多樣化的區域化和本土化趨勢。我們可以看到，以西方化為本質的全球化，是以犧牲弱勢文化的民族和地方特色為代價的。以20世紀中國文論為例。20世紀中國文學理論的發展，基本上是壹個追求西化的過程，即所謂“科學的文學理論”和文學理論的大眾化。這壹過程的不斷強化，就是用西方文論徹底取代中國傳統文論，不僅導致中國傳統文論在當代文論中的退出，而且導致中國現代文論民族特色和本土性的徹底喪失。時至今日，不僅中國現代文論的基本敘事空間是西方的，而且在幾乎整個社會文化知識敘事中，西方敘事已經完全取代了傳統的敘事模式。由於西學的知識針對性是依托西方文化傳統形成的，所以造成了現代中國文論與本土生活世界的疏離。聯系到政治、文化、經濟、知識生產的西化的各個方面，由於追求文學理論的全球化、普世化而喪失民族性、地方性顯然不是孤立的，也不能算是“重災區”。然而，在冷戰時代，全球化與本土化或民族性的沖突被意識形態沖突所掩蓋。正如亨廷頓所指出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沖突只是西方文明內部的沖突。無論是自由資本主義的社會理想，還是* * *資本主義的社會藍圖，都源於西方文明內部對歷史發展邏輯的預測和理解。換句話說，文化大眾化與民族訴求的矛盾伴隨著整個世界的現代化進程，困擾了人類幾個世紀。對於世界文化來說，這不是壹個新問題，但只是因為冷戰時代的結束，它才以前所未有的緊迫方式出現。20世紀80年代以來，壹方面各民族國家的經濟文化日益全球化，另壹方面各種尋求自治的社會運動不斷湧現。比如加拿大的魁北克獨立運動，前南斯拉夫的分裂和種族戰爭，前蘇聯的解體和被分裂成幾個民族國家的民族自決運動，比如民族國家內部的女權主義，少數民族對性別認同和民族認同的強調，同性戀群體的權利鬥爭，這些沖突都可以被認為是文化性質的。正如Arjun Appadurai所說:“今天，全球互動的核心問題是文化同質性和異質性之間的緊張關系。”Arjun Appadurai:“全球文化經濟中的脫節和差異”，《公共文化》，第2卷，春季1990，第5頁？
“同質化”是指全球化和普遍化以及“異質化”，即追求民族性、地方性和保持文化特色的權利。如上所述，關鍵是“同質”的本質是以“異質”為代價的。因此，反對全球化的統治力量必須站在文化平等的立場上，要求異質文化的特殊權利。就此而言，女權主義、文化多元主義、民族主義、後殖民主義等等，作為當代世界文化論爭的重要領域，實際上可以看作是壹些“解放運動”(哈貝馬斯語)。這些文化討論的基本努力是將弱勢文化和社會邊緣群體從不平等的現狀中解放出來。從理論上講，文化異質性的訴求包括以下原因:第壹，從文化立場來看，它具有文化相對主義的立場。異質文化之所以需要保持自主性，是因為無論是弱文化還是強文化，權利都是平等的，沒有哪種文化比其他文化優越。所以，沒有壹種文化可以為其他文化立法，以自己為標準來評判其他文化的優劣。由此衍生出的對強勢文化的抗拒，意味著它不是在抱怨自身的特殊性來強調自己比其他文化優越，而只是在歐洲中心主義或男權中心成為普遍統治力量的背景下，追求文化之間的平等地位。本土化、民族性或弱勢文化的異質性之所以“特殊”，只是因為歐洲中心主義成為了“全球化”或“普遍性”的代名詞，而歐洲文化作為全球化的普遍力量，原本只是壹種文化。這裏我們可以看到，貫穿現代資本主義的自由主義價值觀，即“權利平等”的自然法原則，實質上意味著對歐洲中心主義文化壹元論的解構。其次，文化“異質性”的訴求包含著對民族文化“真實性”的先驗理解或概念建構。平等作為主體間權利關系的基本表現，定位於個體之間。對這種關系的邏輯確認，是基於對個體人格唯壹性的邏輯確認:每個個體都是唯壹的、自足的，這是它自己的目的，它因其統壹性和唯壹性而具有行使自由意誌的固有權利。民族之所以具有自主性(這是現代民族國家建立的法理基礎)，是因為民族已經被理解為壹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民族文化被理解為這個獨特整體的獨特性:尊重壹個民族的自主權，就是尊重壹個民族的文化特性。因此，民族文化特色的訴求是基於民族權利的要求，民族權利的要求是基於人權的“平等”原則。但是，民族不等於單個的人，民族只是由許多個體組成的群體。在這裏，“民族”對個人的要求是，它應該像個人對自己壹樣忠於自己的文化。這裏的民族文化的特點是不同於其他民族文化的群體的普遍性和有機統壹性的演繹和建構。文化異質性的訴求，通過這樣的建構和理論轉換，要求自身擁有生存和話語權。？
塞繆爾·P·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中寫道？文章說:“新世界的沖突源頭將不再集中在意識形態或經濟上，而文化將是徹底分裂人類並引發沖突的主要源頭。在世界事務中，民族國家仍將發揮重要作用，但全球政治的主要沖突將發生在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間。文明的沖突將影響全球政治，文明之間的斷層線將成為未來的戰線。”“21世紀”1993 10，第9頁。亨廷頓的預言可能不會成真，但文化異質性及其對權利的訴求確實已經上升為當代世界的主要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