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改革本質上是改革政府公共政策的供給方式，即改革公共政策的生成、輸出、執行、修訂和調整方式，更好地與市場導向相協調，充分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決定性作用。供給側改革說到底就是按照市場導向的要求規範政府的權力。離開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去談供給側改革，用有形之手約束無形之手，不僅無助於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的調整，還會損害已有的市場化改革成果。
供應結構
從中國中央明確提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供給體系的供給效率和質量”來看，供給側改革是以市場化為導向，以市場要求的供給約束為基礎的政府改革。從供給側改革的階段性任務來看，無論是扁平化市場準入門檻，真正實現國民待遇均等化，降低壟斷程度，放松行政管制，降低融資成本，減稅惠民，還是減少土地、勞動力、技術、資金、管理等生產要素的供給限制等。，其實都是政府改革的內容。
改革視角
從中國政府改革來看，供給側改革可謂是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最深刻的壹次政府職能轉變。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的調整，要求政府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中，從多方面減少對中國經濟的供給約束，使產業和企業的天然活力不受作為公共政策供給方的政府約束的限制。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制度經濟學代表人物之壹舒爾茨說過，“任何制度都是對現實生活中已有需求的回應”。隨著我國經濟進入轉型升級的新階段，壹些制度體系已經嚴重滯後，對創新制度供給提出了迫切需求。所有這些需求，用壹句話概括就是:充分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主要是因為，盡管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有30多年，但迄今為止只能稱之為“半生不熟”的市場經濟，在土地、勞動力、資本和創新等影響經濟增長的至關重要的因素方面仍存在非常明顯的供給約束和制約。目前的體制結構和生產結構已經不能滿足龐大的中等收入家庭的新需求，不利於我國各種消費潛力和改革紅利的釋放。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十八屆五中全會將要求“釋放新需求，創造新供給”。
1.在制度創新的頂端，應該是政府對經濟和社會管理的創新。
具體表現為深化“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的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以管住、管好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通過嚴格規範政府行使權力的方式，實現廉潔、高效、透明、公正、公開。壹方面，將優化合法經營、公平競爭、高度法治的市場環境；另壹方面，加強政府對市場的監管，增加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供給。當前，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許多系統性、基礎性問題正在顯現。進壹步深化改革不僅需要決心和勇氣，還需要改革的制度設計和專門的技術方案。政府在這方面仍有很大的空間。當前最重要的是界定政府的權力邊界，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在行政幹預上多做“減法”，把“放開”作為最大的“抓手”，同時切實履行好宏觀調控、市場監管、公共服務、社會管理、環境保護等基本職責。
2.深化財稅改革，形成穩定的政府與公民、中央與地方的經濟關系和規範的政府財政管理體制。
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近兩年來，財稅改革力度很大，取得了壹些進展。然而，在當前經濟下行、財政收入增速放緩的情況下，推進財稅改革的外部環境正變得現實而嚴峻。今後壹個時期，財政改革既要考慮與其他改革的協調，又要向縱深推進。需要啃很多“硬骨頭”，比如房產稅、個人所得稅改革、中央和地方的事權改革、地方收入體系重構、預算管理基礎制度建設、PPP等等。這些改革非常復雜，影響全局，但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是制度創新的重要內容。
在“管住權”、“管住錢”的同時，還應積極推進國有企業、收入分配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營造良好的市場競爭環境，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結合我國實際情況，當前供給側改革的當務之急是全面改革要素市場，真正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充分釋放經濟社會活力。調整完善人口政策，夯實供給基礎。
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壹直是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威廉·配第的論述第壹次從經濟學角度概括了人口與經濟的關系。人口既是需求基礎，也是供給基礎。就我國供給側改革的經濟決策而言，調整完善人口政策是夯實供給基礎的關鍵，是我國經濟調整轉型發展進步的基礎。
推進土地制度改革，釋放供給活力
合理的土地制度安排對於刺激生產要素和公共產品供給，釋放供給活力，促進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具有重要的微觀管理和宏觀調控作用。2015以來，我國城鎮面臨著日益嚴峻的去庫存和“後土地財政”的壓力和挑戰，而農村開始進入三權分置和集體建設用地、宅基地改革試點階段，基本形成了推進城鄉土地制度改革的合力，久拖不決的土地制度改革有望提速。
加快金融體系改革，解除金融抑制。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金融市場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從單壹到多元化。20世紀80年代，中國金融改革的主要內容是引入市場經濟金融體系的基本架構。90年代上半期和中期，主要任務是建立適應市場經濟需要的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基本框架。2002年至2008年，進入了以健康、規範、專業化為特征的金融改革發展新時期。目前，中國金融正處於市場化、國際化、多元化階段，面臨著比以往更加復雜的局面。從國內來看，金融作為最重要的要素市場之壹，由於改革力度不夠，金融抑制明顯，需要進行改革。
實施創新驅動戰略，拓展供給空間
中國這些年的經濟快速增長，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要素驅動和投資驅動。但經濟進入新常態後，要素紅利漸行漸遠，投資驅動的風光不再。“十三五”時期，中國要想繼續發揮巨大的經濟潛力和強大的優勢，就必須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下大力氣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堅定不移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加快培育和形成新的增長動力。
深化簡政放權改革，提升供給質量。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與勞動力、土地、資本和科技創新壹樣，是經濟增長的要素之壹。對世界歷史橫向和縱向的考察也表明，制度的內涵和質量是影響甚至決定壹個國家長期經濟績效的最重要因素。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中遇到的很多問題都可以深入到體制機制中去找原因，體制改革和創新迫在眉睫。
構建社會服務體系推進配套改革
供給側改革的最終目標是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提高地區、行業、系統和產品的競爭力。要實現這壹目標，除了上述五項改革內容外，還需要多項配套改革。構建全民社會服務體系就是其中之壹。
首先，中國經濟增長面臨“五種力量”的制約
1.區域發展和城鄉發展的不平衡直接影響區域競爭力的提升。
中西部地區與東部和城市地區在公共服務水平上仍存在顯著差距，大部分公共服務依附於戶籍，影響了全國統壹要素市場的形成，造成了區域和城鄉不平衡的自我強化內生機制。這種格局決定了中國雖然進入新常態，但並不意味著所有地區、城鄉同步進入新常態。廣大中西部地區和農村仍有非常廣闊的財政投資空間和足夠的潛在經濟增長能力。但是，這些地區的發展不能簡單地重復“昨天的故事”，而應該發揮“學習效應”，避免東部地區和城市地區出現負面問題，在擴大需求的同時積極優化供給側。
2.產業結構升級動力不足，產業整體創新能力仍處於較低水平，抑制了產業結構的競爭力。
中國正處於加速工業化和向知識社會轉型的重要節點。然而，幾乎所有傳統行業都陷入危機，國有企業的行政壟斷更加突出，產業網絡創新程度低，知識擴散和* * *享受機制不健全，市場主體活力不足，投資意願不強，市場主體對經濟的預期從樂觀轉為觀望甚至悲觀，嚴重影響了我國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進而向知識文明轉變的進程。壹些傳統的稟賦優勢正在逐漸喪失，必須找到壹條優化生產方式的新路，讓技術創新的成本更“低”，實施國企改革，激發市場活力。
3.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進入關鍵時期，制約經濟轉型升級的體制因素依然存在，體制結構競爭力亟待提高。
政府與市場、社會的關系還是沒有處理好。在處理政府與市場和社會的關系時，政府仍然有“控制”的思維，而不是建立平等的“合作關系”，政府對市場和社會的幹預更加嚴重。企業和社會主體在開拓市場、配置資源時，第壹時間想到的不是“找市場”或“找需求”，而是“找政府”，通過政府強有力的手實現既定目標。
4.改革開放將進入新階段，仍需多方面探索。要把供給側管理和對外開放新格局有機結合起來，構建全球利益共享結構，提高利益結構的競爭力。
在經濟新常態之前，出口導向戰略作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戰略，吸引了大量外資，改善了中國的資金短缺。然而，這種“大進大出”的對外開放模式加劇了全球資源能源供應的緊張，引發了中國與資源能源產區的利益矛盾。中國必須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格局，統籌“引進來”和“走出去”，統籌產業升級和產業轉移，做強制造業和提升服務業，服務中國全面深化改革大局。從這個意義上說，“壹帶壹路”和AIIB不是壹個地區或地方的概念，而是壹個利益共享和合作的新機制。
5.中國傳統鄉村社會治理模式的優勢正在不斷喪失，以家庭為紐帶的傳統倫理結構受到嚴重沖擊。迫切需要按照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理念，完善社會倫理結構，服務於供給側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