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嶽人傑地靈,英才輩出,李泌就是其中傑出的壹位。他生前在南嶽隱居、受篆,仙逝後又魂歸南嶽,與南嶽結下了不解之緣。他外立世功,內修道法,在許多方面都可以為人楷模。由於某種原因,史家對他有不同看法,《舊唐書·李泌傳》說他為相以後“無足可稱”,《太平廣記》甚至把他的事跡列入“妖妄”類。這些看法是偏頗的,我們有責任對他進行實事求是的評價。
壹、地道的道士本色
李泌之所以能夠在史書上留下光彩的壹筆,主要是由於他在政治上的建樹。但李泌與道教的聯系則更早,而且他往往是以道士的身份參與政治活動的,因此,我們先談他對道教的信仰。
據《鄴侯外傳》記載,在李泌還未出生時,就顯示出了種種靈異。首先是壹位異僧預言周氏(即李泌之母)的第三子(即李泌)當為帝王師。後來,“周氏既娠泌,凡三周年,方寤而生,泌生而發至於眉。先是,周每產必累日困憊,惟娩泌獨無恙,由是小字為/頃”。在兒童時代,沒有經過任何修煉的李泌竟然能站立在屏風上,或在
籠上行走,於是有壹位道士見了就斷言說:“年十五必白日升天。”白日升天就意味著離開人間去當神仙,當神仙雖然是件好事情,無奈繼續留在人間的父母、親人卻無論如何也舍不得這樣壹個優秀的孩子,於是人神之間就展開了壹場爭奪戰。《鄴侯外傳》記載:“父母保惜,親族憐愛,聞之,皆若有甚厄也。 …旦空中有異香之氣,及音樂之聲,李公之血屬必迎罵之。至其年八月十五日,笙歌在室,時有彩雲掛於庭樹。李公之親愛乃多搗蒜齏,至數斛,伺
其異音、奇香至,潛令人登屋,以巨勺揚濃蒜潑之,香、樂遂散。”在這場爭奪戰中,李家最終贏得了勝利,雖然李泌白日升天的時日往後推遲了壹些,但人間則多了壹位造福國、民的李姓宰相。
後來,李泌在遊衡山、嵩山時,“遇神仙桓真人、羨門子、安期生先生降之,羽車幢節,流雲神光,照灼山谷,將曙乃去,仍授以長生、羽化、服餌之道,且戒之曰:‘太上有命,以國祚中衰,朝廷多難,宜以文武之道,佐佑人主,功及生靈,然後可登真脫屣耳。’”(《鄴侯外傳》)這段記載明顯帶有神話色彩,但也說明了李泌早年有過進山修道的經歷。從此以後,李泌就長期絕粒食氣,修黃老谷神之要。
李泌的父母於天寶十二年(753)前後去世,此後壹段時間,李泌的主要興趣就在於學道,《鄴侯外傳》說:“泌自丁家艱,無復名宦之冀,服氣修道,周遊名山,詣南嶽張先生受篆,德宗追謚張為玄和先生。”根據這壹記載,李泌雖然很早就在學道,但正式成為道士的事,還是發生在他生活於衡山期間o,因此我們說,李泌是壹位衡山道士。
衡山學道期間,李泌還是吃了不少的苦,他“山居累年,夜為寇所害,投之深谷中。及明,乃攀援他徑而出,為槁葉所藉,略無所損”(《鄴侯外傳》)。如果不是山谷中的枯葉厚,李泌差壹點兒被摔死。多年學道,再加上天資聰穎,李泌在道術上很有成就,據說他能夠多年不吃飯(絕粒),身輕如燕,而且能夠讓手指出氣,這股氣可以吹滅燭火。他的壹些獨特隱居方式也為後人所效仿:“泌每訪隱選異,采怪木蟠枝,持以隱居,號曰養和,人至今效而為之,乃作《養和篇》,以獻肅宗。”(《鄴侯外傳》)“(李泌)隱衡山,……嘗取松謬枝以隱背,名曰“養和”,後得如龍形者,因以獻帝,四方爭效之。”
(《新唐書·李泌傳》)這兩條記載大同小異,都說明了李泌的養生方法在當時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另外,他創制的祭神方式,也為時人所接受:“泌又作中和酒,祭勾芒神,以祈年谷,至今行之。”(《鄴侯外傳》)應該說,李泌在當時的宗教界,是壹位具有極大影響的人物。
關於李泌去世之後的情況,《鄴侯外傳》說:“是歲三月薨,贈太子太傅。是月中使林遠於藍關逆旅遇泌,單騎常服,言暫往衡山,話四朝之重遇,慘然久之而別。遠到長安,方聞其薨。”這段記載說明了兩個問題,壹是當時人相信他死後成仙了,這進壹步說明了他在人們心目中的宗教地位是很高的。二是他最終選擇了衡山作為自己的歸宿,或者說是當時人認為他與衡山的緣分最深,故有此說。在衡山受篆,最後又仙歸衡山,這說明了李泌壹生的政治事業在朝廷,而宗教事業在衡山。
二、卓越的治國才能
李泌是壹位傑出的政治家,下面,我們從哲學思想、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分別予以簡單介紹。
在哲學方面,李泌反對命定論。
《資治通鑒》卷二百二十六記載,在建中元年(780),就有術士桑道茂上書德宗,說“陛下不出數年,暫有離宮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到了建中四年(783),德宗真的因兵變而逃往奉天。事後,德宗談起此事時,認為這是命中註定,非人力可以改變。接著,李泌與德宗有壹個精彩的對話:(李泌)對曰:“夫命者,已然之言。主相造命,不當言命。言命,則不復賞善罰惡矣。桀(誤,應作紂)曰:‘我生不有命白天?’武王數紂曰:‘謂
已有天命。’君而言命,則桀、紂矣。”帝曰:“朕請不復言。”(《新唐
書,李泌傳》)通過這段對話,可見李泌是壹位頭腦十分清醒的政治家,特別是在天命思想濃厚的古代,李泌的這壹看法更為難得。他重人事、輕天命的思想是指導他政治事業成功的基本保證。
在政治上,李泌很早就表現出自己的才能。在他幾歲大的時候,就曾當面批評名相張九齡不該喜歡“軟美者”,讓張九齡佩服得連呼他為“小友”(《新唐書·李泌傳》)。他的政治才能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他善於協調統治集團內部的關系。這壹點十分重要,統治集團內部關系是否和諧,直接決定了這個集團的成敗存亡。肅宗即位後,打算任英武多才的建寧王李談為天下兵馬元帥,而李泌力爭,認為應該由其兄太子李豫(即代宗)擔任此職。太子是虛名,元帥有實權,二者的分離勢必會造成政權的分裂。肅宗聽取了李泌的建議。李談遭讒被殺後,李泌又勸代宗追封他為帝(見《新唐
書·十壹宗諸子列傳》)。這些做法,既協調了兄弟之間的關系,又保證了政權的統壹。在克復二京後,李泌再壹次協調了玄宗與肅宗的父子關系。當時,肅宗上奏避難蜀地的玄宗,表示自己願意再回東宮為太子,李泌斷言玄宗不會回來了,當肅宗問起該怎麽辦時,“泌乃為群臣通奏,具言天子思戀晨昏,請促還以就孝養”。玄宗接到第壹次奏章後,果然說:“當與我劍南壹道自奉,不復東矣。”(《新唐書·李泌傳》)直到接到第二本奏章,這才高高興興地回去當了“天子父”。因為玄宗知道,即便是兒子真心讓位,那些功臣也不會願意,權力交接的結果很可能會引起另壹場動亂,更何況自己已經老了。李泌可以說是洞察了各種政治關系和政治人物的心理,從而作出相應的恰當安排。
其次,李泌具有闊大的政治家胸懷。肅宗當太子時,權相李林甫多次陷害太子,使太子位幾乎不保。肅宗即位後,便想復仇:“(肅宗)怨之,欲掘冢焚骨。泌以天子而念宿嫌,示天下不廣,使脅。從之徒得釋言於賊。帝不悅,曰:‘往事卿忘之乎?’對曰:‘臣念不在此。上皇有天下五十年,壹旦失意,南方氣候惡,且春秋高,聞陛下錄舊怨,將內慚不懌,萬壹有感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廣不能安親也。’帝感悟,抱泌頸以泣曰:‘朕不及此。’”(《新唐書·李泌傳》)李泌想盡辦法,就是希望肅宗能夠以壹位心胸開闊的皇帝形象出現在臣民面前。他對別人這樣要求,對自己也是如此。貞元三年(787),當李泌被任命為宰相時,他對皇上表態說:“臣素奉道,不與人為仇。……臣無可報也。”(《資治通鑒》卷二百三十二二)這充分表現出壹位宗教家、政治家的氣度。
第三,反妥協,反割地,具有政治家的果敢作風。
建中四年,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反,緊接著,身為太尉、朔方節度使的李懷光亦反,再加上當時出現了嚴重的旱災和蝗災,德宗可以說是內外交困,於是就有大臣提出與李懷光妥協。這時,“李泌破壹桐葉附使以進,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不可復合,如此葉矣。’由是不赦”(《新唐書·李泌傳》)。李泌用帶有文學浪漫色彩的方法十分清楚地分析了李懷光與朝廷的關系,說服了皇上,李懷光叛亂最終被平息。
對國內的悍將態度如此,對國外強敵的態度也如此。朱泚叛亂時,德宗曾向吐蕃人求援,並答應事成後把安西、北庭兩塊地方割讓給吐蕃。後來,還是依靠唐軍的力量擊敗了叛軍,而吐蕃不僅不積極進兵,甚至連追擊潰退叛軍時也不賣力,而且還趁機把武功地區搶劫壹空。平叛後,吐蕃派使者來要土地,德宗也已經同意,而李泌堅決反對,說:“安西、北庭,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吐厥,皆捍兵處,以分吐蕃勢,使不得並兵東侵。今與其地,則關中危矣。且吐蕃向持兩端不戰,又掠我武功,乃賊也,奈何與之?”(《新唐書·李泌傳》)李泌的意見合情合理,朝廷最終拒絕割讓土地。
通過這兩件事情,我們看到了李泌果敢堅強的壹面,他不僅捍衛了朝廷的尊嚴,而且還捍衛了民族的尊嚴,維護了國家的利益。
第四,具有傳統士大夫的死節精神。
以上所舉事例,都還沒有直接涉及到李泌的個人利益,那麽在關系到自身安危時,李泌又是如何表現呢?德宗立李誦(即順宗)為太子,太子妃的母親是郜國公主,郜國公主犯蠱媚罪被幽禁,此事自然牽連到了太子,於是德宗便有意廢除對蠱媚事毫不知情的太子。對此,李泌反對的態度相當堅決,以至於德宗說:“卿違朕意,不顧家族邪?”竟拿滅族來威脅李泌,而李泌執意更堅:“世衰老,位宰相,以諫而誅,分也。……”《新唐書·李泌傳》接著記載說:李泌“執爭數十,意益堅,帝寤,太子乃得安”。在大是大非面前,李泌毫不妥協,不顧全家性命,竟然與皇上爭執達數十次之多,這種威武不屈的精神實為難得。
除上述外,李泌的政績還很多,如調整官俸、裁減冗員、如何安置功臣等等,都能匡正時弊,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在軍事方面,李泌的才能毫不遜色於他的政治才能。
在安史之亂、肅宗靈武即位之時,李泌就對國家命運作出了正確的預測:第壹,叛軍猖獗不—廠多久,其原因有二,壹是參與叛亂的多是異族人,而華人寥寥,這說明安史叛亂沒有得到中原人的支持;二是叛軍把掠奪到的財物全部送回自己的偏居壹隅的老巢範陽,可見叛軍根本沒有壹統天下的雄心。第二,李泌為肅宗制定了平叛的方略:“今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忠誌不敢離範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將也。隨祿山者,獨阿史那承慶耳。使子儀毋取華,令賊得通關中,則北守範陽,西救長安,奔命數千裏,其精卒勁騎,不愈年而弊。我常以逸待勞,來避其鋒,去剪其疲,以所征之兵會扶風,與太原、朔方軍互擊之。徐命建寧王為範陽節度大使,北並塞與光弼相掎角,以取範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諸將手。”(《新唐書·李泌傳》)李泌的這個方略是非常正確的,他反復告誡肅宗“無欲速”,要著眼於長久,目的是要把叛軍趕出老巢,壹網打盡,不留後患。開始,這壹計劃也得到肅宗的認可,但後來肅宗急功近利,堅持先收復長安,結果把叛軍趕回河北,從而形成割據局面,遺患無窮。李泌的這段談話可以和諸葛亮的“隆中對”相媲美,可惜的是,由於種種原因,兩位謀略家都沒有能夠實現自己的理想。
李泌還寫了壹篇《議復府兵制》,希望能夠恢復原有的府兵制,以便從根本上遏止軍閥割據。但這壹建議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以至於數十年後,杜牧在《原十六衛》中又壹次提出這壹問題。在經濟方面,雖然李泌沒有直接經管過國家財務,但也顯示了壹定的才能。
在古代,漕運是國家大事,也是難事。在任陜虢觀察使期間,李泌挖山開路,以便餉漕。由於此事極大地改善了京師的糧食供應,李泌被升遷為檢校禮部尚書。任相後,大力改革壹些經濟管理方面的弊端,《新唐書·李泌傳》記載:“時方鎮私獻於帝,歲凡五十萬緡,其後稍損至三十萬,帝以用度乏問泌,泌請天下供錢歲百萬給宮中,勸不受私獻。凡詔旨須索,即代兩稅,則方鎮可以行法,天下紓矣。”這些改革措施,既增加了國家的收入,也減輕了百姓的負擔。
總之,李泌在政治上是成功的,當時人柳砒就說:“兩京復,泌謀居多,其功乃大於魯連、範蠡。”(《新唐書·李泌傳》)把李泌同歷代文人心目中的偶像魯連、範蠡相提並論,這壹評價可以說是相當高的。
三、機智的處世態度
我們說李泌的處世態度十分機智,充分地表現了壹位政治家、宗教家的高超智慧,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壹,該仕則仕,該隱則隱,實踐了道家的“無我”精神和儒家的“無可無不可”態度。
不固執己見,適應客觀形勢以做到出處自由,這是道家和儒家所***同提倡的,而李泌就做到了這壹點。我們綜合新、舊《唐書》及《資治通鑒》,知道李泌至少有四次因各種原因離開權力的中心——朝廷:
第壹次發生在玄宗天寶年間,當時隱居嵩山的李泌上書玄宗,議論時政,受到玄宗的重視,“令待詔翰林,仍東宮供奉”。然而卻遭到楊國忠的嫉恨,說李泌曾寫《感遇詩》諷刺朝政,結果李泌被送往蘄春郡(今湖北省蘄春縣)安置,而李泌幹脆脫離了官府,“乃潛遁名山,以習隱自適”(《舊唐書·李泌傳》)。
第二次大約發生於肅宗至德末、乾元初。自從肅宗靈武即位時起,李泌就壹直在肅宗身邊,為平叛出謀劃策,《舊唐書·李泌傳》說他當時雖然沒有身擔要職,卻“權逾宰相”。正是這種與皇上極為親密的關系,招來了權臣崔圓、李輔國的猜忌。收復京師後,為了躲避隨時都可能發生的災禍,也由於平叛大局已定,李泌便主動要求離開權力的中心,進衡山修道,“有詔給三品祿,賜隱士服,為治室廬”(《新唐書·李泌傳》)。
第三次發生在代宗大歷年間。代宗剛壹即位,就馬上把李泌從衡山召進京師,任命他為翰林學士,並勉強他吃肉,還為他娶朔方故留後李@的甥女為妻。當時的權相元載認為李泌不肯依附自己,留在朝廷對自己是壹個潛在的威脅,此時剛好江西觀察使魏少遊請朝廷為他派去壹些僚佐,於是元載就盛稱李泌有才,可擔任此任,於是就在重用人才的名義下把李泌趕出了朝廷。順便要提到的是,元載是壹位靠應試老、莊、列、文起家的文人,卻容不得同道。第四次則大約發生於代宗大歷末、建中初。大歷十二年(777),元載被誅,李泌又被召回,卻再壹次受到常袞的排斥,先讓李泌到澧朗峽(在今湖南省澧縣)當團練使,不久,又調任杭州刺史。
實際上,李泌還有第五次離京的經歷。建中四年(783),涇原兵變,德宗逃往奉天,身處危難的德宗又把李泌召到身邊。這壹次,李泌在朝廷也僅呆了兩年,至貞元元年(785),又被任命為陜虢觀察使。觀察使的地位比較高,所以不能被視為受到排擠。到了貞元三年(787),李泌才回到朝廷,當上了宰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鄴侯。貞元五年(789),壹代奇才李泌去世。
四次被排擠出朝廷,又四次回到朝廷,且壹次比壹次更受重視,這在中國歷史上是不多見的。屢蹶屢起的原因,主要得力於他恰當的處世方法和豁達的心態。每次被趕出朝廷,雖然我們不敢斷定他就沒有怨心,但我們的確沒有聽到他的怨言,這是他沒有受到進壹步迫害、能夠東山再起的根本保證。李泌先後五次入京為官,除前兩次為主動人京外(第二次肅宗曾召李泌,李未接到詔書
即起身赴行在),後三次都是被召,這說明李已經達到了順應外物、無我無己的境界。李泌還做到了儒家所提倡的“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行”則建功立業,“藏”則修心養性,出處都過得十分充實,心情都很平靜。如果他整天都在怨天尤人、滿腹憂愁,為自己的不平遭遇憤憤不平,他的身體大概也無法堅持到位極人臣的那壹天。李泌對待個人進退榮辱的平靜心態,對今人也是有啟發意義的。
第二,隨時隨地牢記並顯示自己的布衣、道士的身份,以此來避害全身。
李泌所處的時代,是壹個多事的戰亂時代;他所處的朝廷,是壹個矛盾極為尖銳的朝廷。如何在這個異常復雜的環境中保全自己,是當時每壹個人,特別是當權者都要遇到的問題。前文提到的曾排擠過李泌的楊國忠、李輔國;元載都曾權傾壹時,後又都在政治鬥爭中被殺。
李泌用來保全自己的方法,首先是在為國出力的同時,又竭力與權力中心保持著壹定的距離。《新唐書·李泌傳》記載:“肅宗即位靈武,物色求訪,會泌亦自至。已謁見,陳天下所以成敗事,帝悅,欲授以官,固辭,願以客從。人議國事,出陪輿輦,眾指曰:‘著黃者聖人,著白者山人。”’李泌堅決要以白衣人的身份為國效力的目的,無非是為了向皇帝身邊的當權者表明自己沒有政治野心,以避免卷進爭權奪利的鬥爭之中。
在進人權力中心之後,李泌則時刻以世外神仙自居,甚至不惜以荒誕的形式宣示於眾。《唐國史補》卷上記載:“李相泌以虛誕自任。嘗對客曰:‘令家人速灑掃,今夜洪崖先生來宿。’有人遺美酒
壹植,會有客至,乃曰:‘麻姑送酒來,與君同傾。’傾之未畢,閽者雲:‘某侍郎取榼子。’泌命倒還之,略無怍色。”有如此政治才能的李泌竟然荒誕到了這種地步,特別是當謊言揭穿後,李泌竟然能夠泰然處之,毫無愧色,令人不可思議。也正是因為這些原因,對李泌的為相,“時論不以為愜”(引日唐書·李泌傳》),“泌有謀略而好談神仙詭誕,故為世所輕。”(《資治通鑒》卷二百三十三)“有謀略”與“好談神仙詭誕”本身就是壹對矛盾,因為真正明智的人是不會陷於詭誕之談的。那麽我們是否可以換壹個角度看問題,“好談神仙詭誕”正是李泌“有謀略”的壹個表現,歐陽修、宋祁等人就看到了這壹點:“德宗晚好神鬼事,乃獲用,蓋以怪自置而為之助也。”(《新唐書·李泌傳》贊語)說李泌是假借神怪以自助,這當然有道理,古代有數不清的政治家以神鬼設教,而這只是原因之壹。還有壹個原因就是李泌處處表現出神仙家的本色,讓同僚們清楚,自己的根本興趣不在於人間,而在於仙界,這樣—來,與世俗人就會少幾分摩擦,自己也就多幾分安全。我們這樣講並非全是猜測,《鄴侯外傳》記載:“(李泌)曰:‘若臣之所願,則特與他人異。’肅宗曰:‘何也?’泌曰:‘臣絕粒無家,祿位與茅土皆非所欲。為陛下幃幄運籌,
收京師後,但枕天子膝睡壹覺,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壹動天文足矣。”李泌反復強調自己是“絕粒無家”的世外人,不爭名奪利,或者說世俗名利對自己無用,這樣講無非是要包括皇帝在內的名利之人不要把自己看作壹個競爭對手。以世外人的身份參與世內的政治活動,是李泌全身的策略。事實上也是如此,肅宗聽了這番話以後,對他更加放心,並且不久就滿足了李泌枕天子膝睡壹覺的願望。《資治通鑒》卷二百壹十九還記載,李泌早就與肅宗有約:“俟
平京師,則去還山。”收復京師之後,李泌不顧肅宗的真誠挽留,堅決到南嶽當道士去廠。
第三,以謙退處世。
以謙退的態度處世,是道家和儒家所***同提倡的。《尚書·大禹謨》:“滿招損,謙受益。”《老子》六十七章說:“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四十四章也說:“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李泌深知這壹點。《新唐書·李泌傳》記載:德宗要授予他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的頭銜,而李泌堅決要求去掉“大”字,只要“學士”頭銜。後來被授予“大學士”頭銜的人也多引李泌為例,不敢稱“大”。在金錢方面,李泌更是如此。動亂時期,朝廷賞賜百官的物品“皆三損二”,後來稍稍安定,“帝使還舊封。於是李晟、馬燧、渾堿各食實封,悉讓送泌,泌不納”(《新唐書·李泌傳》)。李泌能夠在名利面前保持著壹種謙讓態度,這是他處世精明的又壹表現。
有關李泌的謙退態度,時人也已看出,《資治通鑒》卷二百三十二記載:“上謂泌曰:‘卿昔在靈武,已應為此官,卿自退讓。…可見,李泌的“退讓”態度給當時的君臣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四、早慧的文學奇才
李泌家世代重視讀書教育,據《鄴侯家傳》說,李泌的父親李承休聚書兩萬余卷,並告誡子孫不得讓這些圖書出門,如有求讀者,可在別院閱讀、供饌。這些圖書至少保留到了李泌的兒子李繁的時候。韓愈在《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中說:“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壹壹懸牙簽,新若手未觸。為人強記覽,過眼不再讀。偉哉群聖文,磊落載其腹。行年余五十,出守數已六。京邑有舊廬,不容久食宿。臺閣多官員,無地寄壹足。我雖官在朝,氣勢日局縮。屢為丞相言,雖懇不見錄。送行過滬水,東望不轉目。今子從之遊,學問得所欲。”這裏說的鄴侯是指李繁,李繁當時為隨州刺史。這首詩說明了當時李家的藏書天下聞名,甚至有人從京城跑到李家去借閱。同時也說明了壹代文宗韓愈與李家保持著良好的關系。
在這種家庭環境中長大的李泌自然受益不淺。李泌生於唐玄宗開元十年(722),開元十六年(728),剛剛七歲的李泌就能為文賦詩,壹次儒、道、釋三教學者聚會,玄宗把他也召人宮中,而此時的李泌就以非凡的文學才能征服了與會的君臣。《新唐書·李泌傳》記載:“泌既至,帝方與燕國公張說觀弈,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略。’說因曰:‘方如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張說是當時壹位才華橫溢的名詩人,被時人稱為“燕許大手筆”,他與李泌的這兩首小詩都是即興之作,相比之下,七歲李泌的作品在立意方面遠遠超過已經五十多歲的張說的作品。也難怪詩成後,“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賜束帛,敕其家曰:‘善視養之。”(《新唐書·李泌傳》)其後,重臣張九齡、嚴挺之等對他都非常器重。七歲兒童即受到朝廷君臣的壹致重視,這在中國歷史上是極為罕見的。
十七歲時,李泌寫了另外——首詩歌《長歌行》:“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壹丈夫1——丈夫兮壹丈夫,平生誌氣是良圖。請君看取百年事,業就扁舟泛五湖。”可以說,李泌在十七歲時,就為自己設計好了壹生,那就是要麽學道成仙,要麽建功立業。而事實上,李泌的壹生也確實是在這兩條路上徘徊。據《鄴侯外傳》說,此詩寫成後,流傳很廣,因為詩歌中表露的誌向十分明顯,所以張九齡告誡他說:“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韜晦,斯盡善矣。藏器於身,古人所重,況童子耶?但當為詩以賞風景,詠古賢,勿自揚己為妙。”李泌聽後十分感動,“爾後為文,不復自言”。
據史書記載,李泌“尤工於詩”(《舊唐書·李泌傳》),所寫詩文很多,如《復明堂》、《九鼎議》(壹說二者為壹篇)、《明心論》、《養和篇》、《建寧王挽歌詞》、《八公詩》、《感遇詩》等等,《舊唐書·李泌傳》說他“有文集二十卷”。
李泌與詩人也保持著密切的聯系。著名詩人顧況就曾拜李泌為師:“況素善於李泌,遂師事之,得其服氣之法,能終日不食。及泌相,自謂當得達官,久之,遷著作郎。”(《唐才子傳·顧況》)
除文學創作外,李泌在學術上也很有造詣。他對《周易》、《老子》頗有研究,玄宗曾召他進宮進授《老子》,晚年又參修國史。以上我們所舉的文章,有——些即屬於學術著作。
綜李泌壹生,是自強不息的壹生,也是成功的壹生。引日唐書》對李泌評價不高,但《新唐書》已改變了這壹觀點,認為“其謀事近忠,其輕去近高,其自全近智,卒而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當然,這段話在贊美的同時還持有壹定的保留態度。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新、舊《唐書》都是由儒生寫的。如果作者能夠跳出三教的藩籬,從更高的文化角度去審視李泌,從當時復雜的政治環境中去理解李泌的壹番苦心,那麽他們對李泌的評價肯定會更高壹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