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衛國人，姓公孫，名鞅，史稱商君，留有《商君書》壹部。同時他留給後人的是敢於改革創新的精神和氣概，為歷代改革者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商鞅初到秦國，上改革策之前，也還是動了壹番腦筋的。他得知秦孝公求賢，開始就用計謀試探孝公真求賢否？真信賢否？真用賢否？他三番五次地覲見孝公，先侃帝道、後論王道，雲裏霧裏胡拽壹氣，每每讓孝公不是“時時睡”，就是“罷而去”。最後關子賣完了，商鞅才在第四次見孝公時說以霸業強國之術，使得聽者孝公“不自知膝之前與席也”，且“語數日不厭”,得到了孝公的“歡甚”。
取得了孝公的信任，也堅信孝公會全力支持他的時候，商鞅便準備大刀闊斧地推行變法，他舌戰群臣，曉以厲害。孝公以商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
商鞅講過：“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諳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合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茍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茍可以利民，不循其禮。”看來商鞅不光有變法的強烈意識，他對自己變法的處境也是相當清楚的，他明明知道此事壹幹開，便會“見非於世”,“見敖於民”。果不其然，在討論變法之初，立即有甘龍、杜摯等保守勢力的代表站出來反對。說什麽“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法古無過，循禮無邪”。是其時，全國的百姓也都不相信他，“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伯爾曼說過：法律必須被信仰，否責它將形同虛設。故商鞅搞了個“徒木立信”,以明不欺。開始變法之時，傳統勢力還是相當厲害的，不久商鞅就遇到壹個難題：“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的師傅公子虔、公孫賈縱容太子犯法作科。此時商鞅既然知道他的創舉“見非於世”,“見敖於民”，妥協是沒有用的，妥協只有失敗，遂橫下壹條心刑公子虔、瓊公孫賈，使“秦人皆趨令”。終於法令通行，富國強兵。
商鞅在孝公的支持下，相秦十年，變法十年,這中間也還有不少反對的，“宗室貴威，多怨望者”。演出了壹連串諸如公子虔不服輸，復犯約，趙良還以朋友的姿態苦口婆心地勸說其罷手等故事，都是壹個側面的反映。果不其然,在孝公薨命之後，保守勢力大舉反攻，“見非於世”,“見敖於民”的商鞅落得個車裂的下場。
變法、改革、創新乃歷史發展的動力。商鞅說過：“治世不壹道，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止。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改革創新，為之大道。沒有歷史的變革，也就沒有歷史的變遷。每每變革都是會為後人造福的,也會被後人遵循的，每每變前世之定制成後世之定制，改前世之傳統為後世之傳統，此定制、傳統再由後人改變之，反復下去，遂成歷史。但幾乎每壹次變革之初，往往都是很多人不理解，很多人出來反對，都會在反對勢力包圍之中，舉步維艱。因為改革都會觸及壹些人的利益，至少會使很多人強行改變已經適應了的安逸生活和形成了的固有習慣。而大多數人都會對已經適應了的固有的習慣的東西，有壹種自然的依賴和安然的享受。改革之初只打破了這種自然的依賴和安然的享受狀態,對新的東西的適應還需要壹定的過程。而改革也是壹個過程，在成果還茫然的時候，人們總是感到不適應，不自在。所以支持改革者寡之，反對者眾也。在這種情況下沒有突破重圍的膽略，沒有魚死網破的橫心，是難以變故而創新的。中國歷史上為改革創新而犧牲的何止商鞅壹人，不講古代，就是近現代史上戊戌變法中犧牲的譚嗣同、楊銳，辛亥革命中犧牲的劉天華、秋瑾……不計其數。中國***產黨的奮鬥史中犧牲的何止成千上萬。這些犧牲的人，用他們的鮮血和頭顱換取了改革創新的成功，代價呀，是多麼的大！所以在今日之改革創新中，我們同樣需要遠大的政治抱負和歷史責任感，需要無所畏懼的膽略和勇氣，需要勇往直前的精神和魄力。每壹項改革的施行，都要費壹番周折，都要冒著巨大的壓力，頂著眾人的非議，承受著種種不理解和委屈，很多還會遭遇群起攻之，必須有“毀譽不動,得喪如壹”的信念，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氣概，橫下壹條心去幹。只要是順應歷史發展的改革，後來的人民從改革創新的成果中就會得到實惠，最終是不會忘記開先河者、始作俑者的！
還是那個伯爾曼的話：所謂傳統，指過去與未來之間那種延續的意識。經以這種對傳統的忠誠與泥古主義相對照。泥古主義是對生者的死的信仰，傳統則是對死者的活的信仰。前者僅僅是對過去的重復，是為歷史而歷史，是歷史主義，是不同於我所謂的歷史性，即改變以往的經驗以解決新的問題，壹種歷史延續新的意識，壹種生生不息的觀念。我們歡呼壹種理解創新、支持創新的思想意識和文化氛圍。
“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是後人對先驅者的贊譽，可當時呢?商鞅是在壹片反對聲中實行變法的，視險如夷，瞻程非邈，毀譽不幹其守的商鞅生與死的價值也就在於斯！歷史上的壹個壹個商鞅的延續，才有了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