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 元光 元年（前134年），漢武帝下詔征求治國方略。董仲舒在《舉賢良對策》中系統地提出了天人感應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見解，把傳統文化用人之道推至空前的高度，特別是表彰六經”的主張。董仲舒認為道之大，原出於天，自然、人事都授受於天命，融匯貫通於認知到萬物都是統壹的。董仲舒的思想奠定了傳統文化的傳承脈絡，為祖國傳統文化乃至治國之道闡述清楚。
天之生人也，使人生義與利，利以養其體，義以養其心，心不得義，不能樂，體不得利，不能安，義者、心之養也，利者、體之養也，體莫貴於心，故養莫重於義，義之養生人大於利。奚以知之？今人大有義而甚無利，雖貧與賤，尚榮其行以自好，而樂生，原憲、曾、閔之屬是也；人甚有利而大無義，雖甚富，則羞辱大，惡惡深，禍患重，非立死其罪者，即旋傷殃憂爾，莫能以樂生而終其身，刑戮夭折之民是也。夫人有義者，雖貧能自樂也；而大無義者，雖富莫能自存；吾以此實義之養生人大於利而厚於財也。民不能知，而常反之，皆忘義而殉利，去理而走邪，以賊其身，而禍其家，此非其自為計不忠也，則其知之所不能明也，今握棗與錯金以示嬰兒，嬰兒必取棗而不取金也，握壹斤金與千萬之珠以示野人，野人必取金而不取珠也。故物之於人，小者易知也，其於大者難見也，今利之於人小，而義之於人大者，無怪民之皆趨利而不趨義也，固其所暗也，聖人事明義以照耀其所暗，故民不陷。詩雲：“示生顯德行。”此之謂也。先王顯德以示民，民樂而歌之以為詩，說而化之以為俗，故不令而自行，不禁而自止，從上之意，不待使之，若自然矣，故曰：聖人天地動、四時化者，非有他也，其見義大，故能動，動故能化，化故能大行，化大行故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刑不用則堯舜之功德，此大治之道也，先聖傳授而復也，故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今不示顯德行，民暗於義不能照，迷於道不能解，固欲大嚴憯以必正之，直殘賊天民，而薄主德耳，其勢不行。仲尼曰：“國有道，雖加刑，無刑也；國無道，雖殺之，不可勝也。”其所謂有道無道者，示之以顯德行與不示爾。
譯文
天地產生人，使人生有義和利。利用來養身體，義用來養精神。精神得不到義涵養，就不會快樂；身體得不到利的滋養，就不會安適。義是涵養精神的。利是滋養身體的。身體沒有精神那麽貴重，因此用來養生的東西沒有比義更重要的了。由此可知，義涵養人的精神比財利供養人的身體重要多了。怎麽知道這壹點呢，現在有些人的思想方行合於義，但沒有擁有什麽利，這樣盡管貧窮低賤，卻還能為自己的行為感到光榮，潔身自好，樂在其中，像原憲、曾參和閔損就是這類人。有些人擁有許多利，可是缺乏義，這樣盡管富裕尊貴，但所遭受羞辱大，怨惡深，禍患重，不是即刻死於犯罪，就是不久遭受禍害，終身不能得到快樂，那些受誅戮而早死的就是這壹類人。有義的人，盡管貧窮，仍能自得其樂；而沒有義的人，盡管富裕即不能活下去。我根據這壹點而證實義養人比財利更為重要。
壹般人不知道這個道理，常常倒得逆施，忘記義而為利犧牲，違背道義而走向邪道，不公傷害了自身，還使自己家庭遭受禍害。這不是因為他替自己謀利不盡竭力，就是因為他的智慧不夠明達。如果有人拿著大棗和錢幣給嬰兒看，嬰兒必定就去拿大棗而不拿錢幣；如果拿壹斤黃金和價值壹千萬的珠寶給野人看，野人必定拿黃金而不拿珠寶。所以壹般人對於事物，小的容易了解，大的難於看出。而今利對人的關系小，義對人的關系大，難怪人民都趨向義。這壹點本來就是壹般人所不了解的。
聖人闡明義，使人民了解義與利的關系，所以人民不會犯罪。《詩經》說：“以顯明的德行昭示我。”就是這個意思。古代聖王用顯明的德行昭示人民，人民快樂而歌頌，就作了這首詩；心裏誠悅而受感代，形成風俗。所以不用命令他們做好事，而他們自己會做好事，不用禁止他們去犯法，他們自動不會犯法。他們遵從上面執政者的意誌，不待人去驅使，他們就自然而然這樣做。所以說：聖人能夠感動天地、變化四時，沒有別的緣故，因為他曉得大義，所以能夠感動；能夠感動，所以能夠變化；能夠變化，所以教化普及；教化普及，所以人民不犯法；人民不犯法，所以不必使用刑罰；不必使用刑罰，就是堯舜的功德。這是天下大治的道理，是古代聖王傳授下來的，所以孔子說：“哪壹個人能夠不走門戶出去？為什麽治理天下卻依從這個道理呢！”
現在不把顯明的德行昭示人民，人民不了解義而不能明達，被道理迷惑而不能解脫，因此若想用嚴刑酷法來糾正他們，這只是殘害上天所生的人民，而使君主的德行淺薄，這在情勢上是行不通的。孔子說：“國家政治清明，盡管要殺戮人民，可是殺也殺不盡。”他所說的政治清明與不清明，就是指用顯明的德行昭示和不昭示人民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