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解釋產業活動的集聚或擴散，作為“新經濟地理學”的基礎，報酬遞增模型也被用來解釋城市增長的動力機制。新經濟地理學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產業活動的區域分布上，討論特定產業為什麽集中在某些地點，特別是城市。克魯格曼在解釋人、錢、物向城市集中時指出，人向城市集中是因為工資較高，商品多樣化，而工廠向城市集中是因為可以為其產品提供更大的市場。新經濟地理學家認為，空間集聚是導致城市和區域發展形成並不斷擴展的基本因素。
在收入遞增規律和相應的集聚或擴散模型的影響下，“新經濟地理學”將區域和城市的發展定義為“路徑依賴”和“歷史事件”。與新古典經濟均衡模型相反，克魯格曼使用歷史方法強調影響集聚的力量的持續和積累。換句話說，有“路徑依賴”和“歷史事件”的趨勢。總之，在“新經濟地理”中，區域優勢被認為是壹些小事件導致的自我強化。新經濟地理學的第二個主要研究內容是長期區域增長與空間集聚的關系。標準的新古典增長模型假設資本和勞動力的收益遞減。根據這壹框架，壹個資本儲備較低的相對貧窮的國家會有較高的邊際生產率和資本利潤率。新古典增長模型預測，較貧窮的國家將增長更快，並最終趕上較富裕的國家。根據Barrow和Sala-I-Martin (1995)的研究，整個美國、歐盟、加拿大、中國和澳大利亞的區域收斂速度非常相似，但區域收斂速度相當緩慢，大約每年1.2%，比簡單的新古典模型慢得多。地區收斂速度緩慢的事實和對新古典長期增長模型有效性的懷疑導致了與報酬遞增模型的聯系。
根據新經濟地理學，資本外部性的相對規模(市場作用的範圍)、勞動力的流動性和運輸成本將決定經濟活動和財富在空間配置上的區域壹體化程度。壹方面，當資本外部性和勞動力遷移通過區域壹體化增加時，新經濟地理模型將預測更大的空間集聚，富裕中心和貧困邊緣地區之間的差距將增加，實證結果似乎支持這壹預測；另壹方面，如果區域流動性仍然存在(由於語言和文化障礙)，中心地區的勞動力和擁擠造成的成本會增加，這有利於經濟活動的擴散和區域集聚的減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