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的歷史悲情主義來自韓國與中國的特殊的歷史關系、地緣政治上的夾心地位以及近代被日本殖民的歷史。在現代轉型時期，歷史悲情就有可能以非理性的面目展現出它的力量，尤其在身份認同上體現出非理性的特征，其政治層面的體現是激烈的民族主義情結。
弱化與中國歷史的聯系
壹個民族形成國家的過程，首先面臨的問題，是挖掘獨立於其他民族的個性特征，以此辨明身份，加強民族心理認同。而民族心理認同是本民族形成的情感基石，其中最核心的問題，是其來源問題。神話通常構成民族心理的源頭。民族心理的內核壹經形成，就自然地支配了本民族的情感和認知。
在當今公眾外交（Public Diplomacy）時代，包括韓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顯然認識到民族心理作為壹種內在的精神力量對國際關系有著越來越重要的影響和作用。
由於大多數人（無論中國人或韓國人）對“檀君”朝鮮、萁子朝鮮、衛滿朝鮮、三韓、高句麗、新羅、百濟、高麗和李氏朝鮮之間的關系不清楚，由此導致韓國官方和學者在敘述歷史上具有很大的選擇性和導向性。
韓國官方和學者普遍采信關於“檀君”的神話傳說，作為自己民族的來源。這和中國有歷史明確記載的“箕子朝鮮”的故事不符。韓國的這種選擇性敘述，旨在剔除其民族國家形成上的他國因素，凸顯本民族的主體性。
關於民族形成的神話可以通過拉大和臨近民族的心理距離而加強本民族的獨立性，增強民族內部的認同。“壹個民族的***同心理,在不同時間、不同場合,可以有深淺強弱的不同。為了要加強團結,壹個民族總是要設法鞏固其***同心理?總是要強調壹些有別於其他民族的風俗習慣、生活方式上的特點，賦予強烈的感情，把它升華為代表這民族的標誌。還常常把長期***同生活中創造出來的喜聞樂見的風格，加以渲染宣揚，提高成民族形式，並且進行藝術加工，使人壹望而知這是某某民族的東西，也就是所謂的民族風格。”
關於“檀君”的傳說，韓國駐華大使館的官方網站，直接將其定位韓國民族的來源。其中說道：“韓國歷史可追溯到公元前2333年。據說，韓國歷史上的傳奇人物檀君，是天神之子與壹位以熊為圖騰的部落的女子所生。檀君建立了韓國歷史上第壹個王國。歷史學家將韓國的這段早期歷史階段稱為‘古朝鮮’時代”。
2007年2月23日，韓國教育人力資源部宣布，從當年新學期開始將采用新編初中、高中歷史教科書。原教科書的敘述說“《三國遺事》和《東國通鑒》中記載，據稱是檀君王儉建立了古朝鮮(公元前2333年)”，如今將“據稱”二字去掉，成為“檀君王儉建立了古朝鮮”，從而將以神話形式記錄的古朝鮮建國變成了正式的歷史。
最早記述檀君神話的是高麗時代學者李承休(1224?1330年)和僧人壹然的《三國遺事》。但用古漢語撰寫的有關朝鮮半島的記載傳聞稗說著作並無史料依據。而比《三國遺事》成書早150年的官修正史《三國史記》並沒有記述檀君。
尊檀君是出於彰顯民族精神以團結整合民族的需要。1910年至1945朝鮮反日獨立運動期間開始尊檀君，並以“檀紀某年”紀年。此間，朝鮮民族還把檀君建立國家的10月3日定為開天節，舉行盛大活動祭祀檀君。1961年樸正熙發動政變上臺後，檀君紀年自1962年1月1日起被廢除。1990年以前，朝鮮壹直主張“檀君神話說”。
但七十年代以後韓國經濟騰飛，滋長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導致韓國史學界爆發了空前規模的“國史論爭”。新興民族主義者主張檀君為史實，應寫入正史和教科書，如韓國1990年編寫的中學歷史教科書《國史》，其中就有“檀君和古朝鮮”壹節，明確斷定“古朝鮮為檀君王儉建立”。
直至21世紀初，檀君逐漸被直接以韓民族的創始人的身份被寫進教科書。此段歷史說明，韓國塑造民族身份的過程是伴隨著國家獨立、經濟騰飛和歷史的重新書寫的。此間，必然淡化他國影響，以加強民族源頭上的純凈性和獨立性。
而真正的有記載的歷史則是來自“箕子朝鮮”。韓國學者雖然承認中國歷史上存在過箕子，但對於是否存在箕子朝鮮，是存疑的。在2001年10月復旦大學召開的“第四屆韓國傳統文化國際學術會議”上，韓國西江大學校史學部教授金翰奎先生，發表論文題目為“箕子與韓國”，提出，“在傳統時代韓國的歷史敘述中，無論何時箕子朝鮮都被置於重要的地位”
但是，由於“史料的零碎性和不確定性”，“箕子朝鮮的存在可以有多種多樣的解釋”；韓國“對箕子的尊重是在韓中間政治文化關系達到高潮的情況下展開的”，他本人並不認為箕子朝鮮具有可信的歷史根據。
箕子其人，自先秦至漢代的儒家經典中有廣泛記載，是孔子所稱的“殷末三仁”之壹。箕子名胥余(約公元前1173——公元前1080年)，因封國於箕（今山西太谷縣東北），爵為子，故稱箕子。武王滅商建周後，命召公釋放箕子，向箕子詢治國之道，箕子不願作周的順民，帶領遺老故舊壹大批人從今膠州灣東渡到朝鮮，創立了箕子王朝。同去的有殷商貴族景如松、琴應、南宮修、康侯、魯啟等。
關於箕子的中文記載包括《十三經》中的《尚書》《周易》《論語》《孟子》《左傳》，以及《十三經》以外的《逸周書》《荀子》《尚書大傳》《大戴禮記》《韓詩外傳》和《孔子家語》等。在其他壹些典籍中，如《墨子》《屍子》《莊子》《呂氏春秋》《淮南子》、賈誼《新語》、劉向《新序》、王充《論衡》、桓譚《新論》、揚雄《法言》，也有記載。以後歷朝史書均有記載。其中，“箕子封朝鮮”的記載，始於《逸周書》。同時，在韓國最古的史書《三國史記》以及其後的《三國遺事》《帝王韻記》《朝鮮史略》《海東繹史》中，都有“箕子朝鮮”的記載。
《劍橋中國秦漢史》采信了箕子朝鮮的說法。“中國人和朝鮮半島民族的接觸，按傳統說法開始於周王國建立時（傳統說法為公元前1122年）。那時商王室的壹個逃亡的成員名叫箕子，他逃到朝鮮，並將若幹中國生活方式的特征帶到那裏。”
整個朝鮮李朝時代，朝鮮尊箕子，並以此自豪。朝鮮世宗大王十年（大明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世宗尊其父太宗之命重修箕子廟完成，李朝文臣卞季良奉命撰《箕子廟碑》，記載說：宣德三年歲在戊申夏四月甲子，國王殿下傳旨若曰：“昔周武王克殷，封殷太師於我邦，遂其不臣之誌也。吾東方文物禮樂，侔擬中華，迨今二千余祀。惟箕子之教是賴。顧其祀宇隘陋，不稱瞻式。我父王嘗命重營。予承厥誌而督之。今告成矣。宜刻諸石，以示永久。史臣其文也。”
混淆“高句麗”和“高麗”
除了在韓國民族形成源頭的選擇性敘述外，韓國在朝鮮歷史演進過程中高句麗歷史的歸屬問題上也凸顯其強烈的主觀選擇性。
跨越漢朝到唐朝歷史的“高句麗”，發源於中國漢朝治下的東北地區。公元前194年，燕人衛滿占王都王險城（今朝鮮平壤）自立為王，國號仍稱朝鮮，歷史上稱其為“衛氏朝鮮”。公元前108年被漢武帝所滅。漢朝在衛氏朝鮮舊地置樂浪、臨屯、玄菟和真番四郡，歷史上稱其為“漢四郡”。四郡之下設有很多縣，郡縣長官由漢朝中央派遣漢人擔任。
漢武帝破衛氏朝鮮後，以高句麗為縣，隸屬於玄菟郡。高句麗作為國號，則為公元前37年朱蒙建國開始有的。始分布於今遼寧省新賓滿族自治縣至吉林省集安市壹帶，後統治地擴展至朝鮮半島北部。此國歷史為中國學者認為是中國史之組成部分，為當代韓國學者不認同。
高句麗形成後不久，朝鮮半島南部地區開始由馬韓、辰韓和弁韓之“三韓”部落集團，逐漸形成了百濟、新羅兩個奴隸制國家，它們與北部的高句麗王國並立。由於日本覬覦朝鮮半島，導致公元663年中日歷史上第壹次戰爭——白江口（今錦江口）海戰的爆發。中國支持新羅，日本支持百濟和高句麗。唐軍焚日軍戰船400余艘，百濟滅亡。日本此後900年余不敢再覬覦朝鮮半島，反而進入與中國最友好的時期。
公元668年薛仁貴等滅高句麗唐朝於高句麗境分置9個都督府42州100縣，總隸於安東都護府，以薛仁貴為安東都護，統兵2萬，駐屯平壤。其後，由於高句麗遺民常發生叛亂，唐朝將高句麗數10萬戶內遷到江淮以南及河南、隴右諸州的空曠之地，余下的小部分高句麗族眾或奔突厥和渤海國，或向南奔新羅。高句麗人作為壹個民族也與其他民族融合，從此在史書上銷聲匿跡。
以上為高句麗的簡要歷史。作為全面振興中國東北戰略的壹部分，2002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東北三省聯合主辦了壹項為期5年的“東北邊疆歷史與現狀系列研究工程”，簡稱“東北工程”。由於高句麗存在的700年歷史中，至少在公元427年遷都平壤之前，壹直是中國古代邊疆的壹個少數民族政權，高句麗的發源地是在中國吉林集安市，主要歷史也在中國境內，集安高句麗王城、王陵和貴族墓葬遺址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已於2004年獲得了第28屆世界遺產大會的批準，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所以，中國進行的研究無可厚非。
但是，由於歷史上，中國至少在《明史》以前把高句麗和高句麗滅亡250年後朝鮮半島的“高麗”王國混同，導致韓國的部分學者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證明高麗是高句麗的繼承。但是，無論是從語言還是從政權建立、擴張的歷史記載和現代考古結論而言，都已經證明二者並非繼承關系，即高句麗不是韓國歷史的壹部分。盡管如此，2003年12月9日，韓國古代史學會、韓國考古學會、韓國近現代史學會第17個學會在漢城歷史博物館還發表聯合聲明要求中國應立即停止把高句麗史編入中國歷史的行為。
由於冷戰時期特殊的政治因素，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中朝兩國在中國東北舉行了兩次聯合考古，所有發掘的高句麗文物全都送給了朝鮮。這使得中國在舉證方面存在壹定的被動。但是，如果韓國把這壹歷史-考古的學術性問題引導到民族認同和邊界問題上去的話，則會為雙邊關系帶來惡果。
對中國古代少數民族邊疆政權高句麗的歷史歸屬問題，韓國方面壹直窮追猛打，不放棄稱高句麗是韓國歷史的說法，從2003年壹直延續到2008年。2008年2月12日，韓聯社報道說《紐約時報》2月11日第18版的廣告稱高句麗是韓國歷史。該廣告刊登的是壹則以《高句麗(Goguryeo)》為標題的英文廣告，附上了公元412年高句麗占領滿洲（中國東北）時的韓半島周邊地圖，並稱“毫無疑問，高句麗是韓國歷史的壹部分。中國政府應承認這壹事實”。此廣告由韓國傳媒宣傳專家徐慶德（34歲）登載。廣告中高句麗的面積非常大，包含了整個中國東北、內蒙古東部和河北，令人吃驚。
此外，韓國還在高句麗問題上選擇性的不論及唐朝援助新羅將日本逐出朝鮮半島的輝煌戰果（保衛了朝鮮半島獨立國家的存續，長達900余年），正如下文將涉及的，韓國也極力弱化明朝萬歷年間中國出兵幫助朝鮮成功抗擊日本豐臣秀吉侵略的歷史。民族國家的形成是壹個漫長的歷史過程，選擇性的敘述不意味著對顯著的歷史記載進行隨意性的改變。但是，韓國可以通過這種選擇性的記憶，弱化他國因素，突出本國主體。
朝貢體制造成的影響
中國和朝鮮半島國家間的關系受朝貢體制影響深遠。歷史上的事實是，中國式的朝貢體制在實際影響上有壹個不同於西方歷史上普遍存在的帝國主義或霸權主義的特質：中國不謀求占領、征服和剝削朝貢國家，相對的維護了周邊弱國的體制完整和經濟獨立。這是由中國源自中原的禮治體系決定的。朝貢體系是中原王朝內在統治秩序的外化。其核心追求是滿足道德上的優越感。
中國在王朝最強大統壹的時期，選擇了最合適的東亞獨特的國際關系體系，最大限度的維護了整個體系的穩定和和平。這比同時期西方的國際體系要人道和有效得多。當然，這個體系仍然是不平等的。這的確是這個體系的缺陷。但是，我們無法超越歷史的時代局限，要求古人實現當代國際關系體系的主權平等原則。
隨著中原王朝的崩潰，朝貢體系解體。但其影響至今不散。其中之壹就是韓國對中國的不信任和對朝貢體系的完全否定。甚至在韓美牛肉風波中，抗議的韓國民眾還攻擊韓國政府對美國也搞“朝貢外交”。韓國顯然是把當年的朝貢當成了屈辱歷史儲存在記憶當中了。
但是，以明朝為例，朝鮮當年對中國的朝貢並非來自壹種武力強制，並且，朝鮮在朝貢體系當中，得到了貿易上和國家安全上的最大好處。
明朝自開國以來，即實行“國無大小”、“推誠以待”、“修禮睦鄰”的和平外交政策，除了對蒙古保持軍事警惕之外，明朝規定了15個國家均為中國的友好國家，不實行征討政策（不征之國）。此事見《明皇祖訓首章》。祖訓中朱元璋把朝鮮定位以後世代不征討的第壹個國家。“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壹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
若其自不揣量，來撓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壹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即北元—蒙古）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今將不征諸夷國各開列於後：東北：朝鮮國即高麗。其李仁人，及子李成桂今名旦者，自洪武六年至洪武二十八年，首尾凡弒王氏四王，故待之。正東偏北：日本國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胡惟庸謀為不軌，故絕之?”。
1392年（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高麗恭讓王四年；朝鮮太祖元年）與明朝親近的高麗大將李成桂自立為國王，由此結束了高麗王氏家族的統治。李成桂積極參與明朝的朝貢體系。半年時間內，先後九次遣使到明朝，壹來解釋和說明政權更替的原因，而來請求明太祖朱元璋賜予國號。按照朱元璋的的旨意，改國號為朝鮮，取“朝日鮮明”之意，定都漢陽。
朱元璋不僅通過宣稱“朕為爾正名”承認了朝鮮新的政權，而且明確提出不去直接幹涉朝鮮：“我中國綱常所在，列聖相傳，守而不失。（王氏）高麗限山隔海，僻處東夷，非我中國所治。且其間事有隱曲，豈可遽信。爾禮部移文諭之，從其自為身教，果能順天道、合人心以安東夷之民，不啟邊釁，則使命往來實彼國之福也”。又說“朕視高麗不止壹彈丸，僻處壹隅，風俗殊異，得人不足以廣眾，得地不足以廣疆，歷代所以征伐者，皆其自生釁端，初非中國好土地而欲吞並也”。
由於朝鮮的示好和主動，加之朱元璋的和平外交政策，朝鮮和明朝建立了具有經典意義朝貢關系。朱棣繼承皇位，定都北京後，朝鮮最早派人前往南京祝賀朱棣登基。永樂元年（1403年），朝鮮太宗李遠芳親自到南京朝見永樂帝朱棣。朱棣十分高興。永樂六年，成祖派內使黃儼等人出使朝鮮，賞賜朝鮮國王花銀壹萬兩、絲五十匹、素線羅五十匹、熟絹壹百匹，作為對朝鮮國王向大明的朝廷獻馬的回報。朝鮮國王受寵若驚，親自宴請明廷使者，並向使者問道：“皇帝何以厚我至此極也？”黃儼答道：“新登寶位，天下諸侯未有朝者。獨朝鮮遣上相進賀，帝嘉其忠誠，是以厚之”。朝鮮的朝貢並不是都被接納，這與朝鮮的積極入貢心理形成鮮明對比。由此也反映出這樣的歷史關系潛伏了導致朝鮮心理扭曲的因素。
以洪武年間為例，洪武六年,朝鮮遣使貢馬五十匹，“道亡其二”。“及進，以私馬足之。帝惡其不誠，卻之”，送馬以次充好，拒絕其進貢。洪武七年，朝鮮又遣使來貢。“表請每歲壹貢，貢道從陸，由定遼，毋涉海，其貢物稱‘送太府監’。中書省言：‘元時有太府監，本朝未嘗有，言涉不誠’。帝命卻其貢”。送東西連名稱都搞錯了，再壹次予以拒絕。
據《明史太祖本紀》記載，自洪武二年（外國開始朝貢）迄洪武三十年，被明王朝拒絕入貢的有四個國家，計六次。其中：朝鮮兩次，日本壹次，安南兩次，占城壹次。
明朝對朝貢的規定是很嚴格的，並非特別對朝鮮如此，其他國家弄不好就“以寇論”。如，明朝鄭若曾撰《籌海圖編》說到日本朝貢的情況時：“貢例：船止二只，人止二百，違例則以寇論”。“永樂二年，欽定每貢二艘，正副使等無過二百人。若貢非期，人船逾數，夾帶刀槍，並以寇論。”
朝貢和拒絕入貢的政策隱含了明朝自大的內容。朝貢國自然感覺到屈辱。但是，為了保護朝鮮的領土完整和獨立，萬歷朝時，中國援朝抗日，做出了巨大的民族犧牲，卻是超越屈辱感的事件。
萬歷朝鮮戰爭，又稱朝鮮壬辰衛國戰爭。這場戰爭由日本前關白豐臣秀吉在1592年（壬辰年，中國萬歷年間，日本文祿年間）至1598年派兵侵略朝鮮、企圖“超越山海而直入於明使四百州溶化我俗，以施王政於億萬斯年”（豐臣秀吉致朝鮮國王書語）引起。朝鮮向中國求援，明神宗應請求派遣大軍救援，朝鮮將領李舜臣和中國將領鄧子龍互相支援，最後都壯烈犧牲。但是最後中朝盟軍最終獲勝，朝鮮轉危為安；日軍主力被迫撤退，日本企圖侵占朝鮮並以之為跳板進攻中國的企圖破滅，豐臣秀吉也在希望破滅後不久死去。他死後不久，日本軍隊被迫全部從朝鮮撤退。
這是中國第二次保護朝鮮免受日本的侵占。李朝時期朝鮮對中國明朝的援助是壹直講究情義、感激涕零的。在當代韓國的官方歷史敘述中，不提明朝援朝之事。當代韓國學者的論述，也是強化韓國歷史上的自救衛國的英雄，明朝的作用在其歷史書籍的表述中是弱化的甚至是混亂的。
而中國和朝鮮半島的關系數千年來即經常受到第三因素主要是日本的影響，無視這段歷史是不尊重事實的。
朝鮮從與明朝的和平交往中不僅得到了安全，還得到了儒家文化。朝鮮李氏王朝時期將中國的朱子哲學思想定為國教，世宗大王在位期間實現了以禮樂治天下的“儒教”精神，達到了文化學術發展的鼎盛時期鞏固了韓民族精神的基礎，壹直被後世視為學術與政治協調壹致的模範而稱頌和效法。
李朝中葉後，誕生了韓國儒學雙璧退溪李?1501—1570）和栗谷李珥（1536—1584），李退溪號稱“韓國朱熹”。在這些人的推進下，李朝李學達到了全盛時期。韓國人對歷史上著名的儒者十分敬崇。在韓國還有許多企業支持或創辦各類以著名儒家命名的研究所，研究院等，其中著名的如：退溪學研究院，栗谷研究會等。這些研究院對於推進儒學研究，形成社會尊崇儒家文化的氛圍起了重要作用，說明傳統儒家思想在韓國經濟發展後的文化取向中，仍然居於壹個極重要的地位。
韓國的傳媒也對積極宣傳儒學思想起了重要作用。從2000年10月份開始，韓國國家電視臺播放了長達100小時的《論語》講座。每周2小時，歷時約1年的時間。到處可見的宗族會，宗親會，把散居各地的族人們連接在壹起，體現儒家註重血親血緣關系的倫理觀念；各種各樣的同窗會，同門會，是儒教不忘故舊觀念的具體體現。
此外，明初，明朝與朝鮮之間的貿易十分發達。除了邊境的互市之外，明朝通過饋贈的方式（朝貢貿易），向朝鮮輸出的物品主要是瓷器、絹帛，以及樂器、書籍和藥材。但朝貢貿易對於中國而言主要是政治行為而非經濟行為，所得文化反饋也少。當然，出於國防戰略需要，明朝也從朝鮮得到了戰馬。洪武年間（1368-1398），明朝總計向朝鮮購買馬30000余匹(按中國的記載為30443匹，按朝鮮的記載為34617匹)。
雖則李朝和中國在歷史上維持了和平友好往來的關系，但這種關系是存在於朝貢體制之中，李朝朝鮮即便有感激，也為當代韓國的歷史書寫者所不能接受，這便是悲情歷史觀的真實寫照。古代的中朝朝貢關系，不等同於近代西方列強與殖民地之關系。其根本區別在於中國不以滅其國家、占其領土、掠其資源為目的。這種本質區別被韓國方面刻意忽略。
被征討、占領和殖民的歷史記憶
晚清以來韓國遭受日本的侵略和屈辱，這些歷史加強了韓國民族心理的受害者情結。近代的屈辱歷史成為中國和朝鮮民族的***有的記憶。
1876年，日逼迫朝鮮簽訂《江華島條約》日本取得在朝鮮的特權。甲午戰爭中，清朝為履行保護屬國的義務而於侵略朝鮮的日本作戰失敗，並導致日本侵略中國本土。根據1895年的《馬關條約》，第壹款明確規定：清朝放棄對朝鮮的宗主權：“中國認明朝鮮國確為完全無缺之獨立自主國，故凡有虧損其獨立自主體制，即如該國向中國所修貢獻典禮等，嗣後全行廢決”。中國與朝鮮的傳統關系結束。
此後，日本占據朝鮮，朝鮮走上了殖民化之路。此為其最屈辱之歷史階段。韓國史學家說：“由於門戶開放，在韓半島地區被拖入資本主義世界秩序的過程中，因為未能自覺建立起國民國家，想資本主義經濟體制過渡的主題轉變也遭到了失敗，可以說淪為殖民地是無法避免的。”“韓半島是大陸勢力和海洋勢力角逐的地方，無論在經濟上，還是軍事上，與周邊任何國家相比，都不占優勢的條件下，雖然為了根據有關國家之間的國際協定，使該地區永久中立化，從而維護主權，避免國際爭端進行過活動，但韓半島大部分政治勢力，都分別屬於親清派、親俄派、親日派和親美派，他們企圖以強國為靠山，維持政權，結果終於走上殖民化的道路”。
1904年，日俄戰爭俄國戰敗，日本得控制朝鮮。1905年，日本逼迫朝鮮簽訂《乙巳保護條約》，朝鮮成為日本的“保護國”。日本在朝鮮設立日本派出的“統監”政權。高宗被迫退位由皇太子繼位。1910年8月《日韓合並條約》正式吞並朝鮮半島，設立朝鮮總督府，進行殖民統治。至此，李氏王朝正式終結。自1919年三壹運動至1945年日本戰敗，朝鮮民族進行了艱苦卓絕的獨立運動。其間，中國給予朝鮮獨立運動以極大的支持。在中國的支持下，朝鮮***產黨人金日成領導的遊擊隊在中國東北開展抗日遊擊活動。而成立於上海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先是得到中華民國孫中山領導的護法政府的支持，後又在中華民國政府的支持下幾次遷移，最終遷至中國的戰時陪都重慶。同時，在中國政府幫助下，朝鮮復國運動人士在中國成立“韓國光復軍”和“朝鮮義勇隊”。1942年中國軍事委員會決定將兩支武裝合並為韓國光復軍，交由臨時政府直接統轄。
晚清和近代以來的韓國歷史和中國的關系頗多曲折。總的來說是壹個脫離傳統歷史、走向獨立自主的過程。其中，日本侵略後又實行暴力殖民的因素則對韓國現代民族心理的形成產生了屈辱感的影響。此外，朝鮮半島分裂的狀態也是加深並不斷提醒韓國民族心理中危機和屈辱感等狀態的現實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