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文化源自“兩希”文化，“兩希”文化是指希臘羅馬文化和源於希伯來人的基督教文化，這兩種文化構成了現代歐洲文化的精神家園。
其中，希臘羅馬文化形成較早，成就輝煌，對歐洲文化具有根源性意義。
不可否認的是，被希臘人和羅馬人視為“蠻族”的其他歐洲本土民族同樣對歐洲文化的形成作出了不可忽視的貢獻，其中凱爾特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由於其分布廣、影響大而地位尤為突出。
他們雖然在文化上最終都被囊括於基督教世界，但其族裔延續至今並構成歐洲現代民族的主體，其民族文化遺產也已深深紮根於歐洲文化之中。
近代西方的個人自由與民主政治與中世紀的西歐存在著密切聯系。
個人自由的合法性是從中世紀的貴族特權發展演變而來，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是從中世紀西歐的等級議會政治發展、改造而來。
封建制度“對於整體歷史形態的重要性並不亞於向資本主義的轉化”。
文藝復興運動的出現宣告了基督教文化占統治地位的中世紀的結束，迎來了歐洲近代文化高歌猛進的新紀元。
誠如恩格斯所言：“這是壹次人類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最偉大的、進步的變革，是壹個需要巨人而且產生了巨人--在思維能力、熱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藝和學識淵博方面的巨人的時代。
”這個時代對歐洲、乃至全世界的影響都是極為深遠的。
現在席卷全球的現代化浪潮其直接的源頭就可追溯於此。
與此同時，“在西方主要國家裏，人文主義學習的規劃、古典文化的復興、野蠻文明的終結，都在壹定程度上確立了應有的地位”，人文主義者充分利用希臘羅馬文化的思想資源，汲取自由、平等、民主等人文觀念以及科學求知精神，批判中世紀封建等級特權制度、教會蒙昧主義與禁欲主義的說教。
這為人文主義者宣傳新思想文化開辟了道路，表現在歷史著作方面，則是要記述完全屬於人的事跡、人的目的、人的成功和失敗，而把壹切神跡和啟示統統排除在外。
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兩位，壹是萊奧納多·布魯尼（LeonardoBruni，1370-1444年），他是“繼古代（史家）楷模之後寫出歷史著作的第壹位人文主義者……作品具有強烈的公民人文主義意識”，他的《佛羅倫薩史》，主張人的活動不應受神的支配，而要遵循人本身的意誌和願望。
另壹位是洛倫佐·瓦拉（LorenzoValla，c.1406-1457年），“是壹個真正在各個領域裏為充分和全面恢復世俗生活的價值、反對任何禁欲主義而鬥爭的人”。
他無情地戳穿教會偽造《君士坦丁贈予》文件的真相，同時批駁教會頒布的定本拉丁文聖經，論證其中有教會篡改和歪曲的成分；他的這份功勞“為新教改革勢力反對教皇制度提供了有力武器，喚醒了西方史學家的歷史懷疑精神”。
從神到人、重人抑神，這壹變化充分證明了文藝復興時期歷史學的轉向，也將為後世的史學發展帶來深遠的影響。
總體而言，人文主義思潮自它誕生起，就是壹種進步的思潮，它在新舊傳統雙方交鋒中取得的勝利，也是文藝復興時期西方歷史前進的重要標誌。
人文主義思潮是西方兩千多年來精神文化方面進行的壹次大規模揚棄和吸納，是歐洲文明發展史上重大的結構性轉折，是意識形態領域偉大的革命性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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