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壹，經濟基礎不同
中國封建制度實行的是土地私有制，而西歐實行的是土地領主所有制，這是兩者之間最根本的區別，因為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所以土地關系上的區別是最重要的。正因為土地制度上的差異，才導致中國的封建社會始終以統壹或局部統壹為主導，而西歐自法蘭克王國分裂後再也沒統壹過。
第二，地方與中央的關系不同
中國的封建社會是中央集權的，地方官吏由皇帝任免，不世襲，地方軍隊也由中央控制，地方官無法私自招募、調動軍隊。而西歐的貴族諸侯在自己領地擁有行政、財政、軍事等所有權力。可以招募私軍，爵位也是世襲繼承，可以自行指定繼承人。除了要承擔對中央的納稅等有限的義務以外，擁有很大的自治權力。
第三，貴族的地位不同
中國封建社會的貴族領地很小甚至完全沒有領地，往往集中在中央，享受尊榮和富貴，大部分時候無法對政治產生太大影響。某些特殊時期出現過“七國之亂”之類的地方貴族對中央王朝的叛亂也很快被平定。所以中國的皇帝絕大多數時候都保持了對貴族的絕對優勢。可以說，貴族是依附於君主而存在，中央政權滅亡了，前朝的貴族往往就煙消雲散了。
但西歐不同，西歐封建國家的君主和貴族之間是壹種休戚與***的關系，君主是貴族的代表，必須維護整個貴族階層的利益。君主對貴族缺乏絕對的控制力。在貴族的領地，君主的命令和法律往往無法直接起效，而要經過貴族的認可才行。因為君主是依靠貴族而存在，如果君主無法維護貴族利益，他的地位就非常危險，甚至會被貴族聯合起來推翻。
第四，君主的產生和繼承不同
在中國的封建社會，王朝的更叠主要不是以血統來決定的，而是武力。改朝換代往往是某個傑出的英雄造反推翻前朝建立新朝。然後君主的繼承往往是在直系後代中傳承的。而西歐的封建社會，君主的更叠更依靠血統。由於受基督教影響，西歐君主以壹夫壹妻制為主，君主出現絕嗣的情況非常常見。於是就會在與他有親戚關系的地方貴族中產生新的君主。甚至跨國的政治聯姻會產生某君主同時成為幾個國家君主的情況。比如查理五世是西班牙國王和卡斯蒂利亞女王的兒子，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孫子，還有其它幾個國家的王室血統。他後來同時成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西班牙國王、那不勒斯國王、西西裏國王。但是即使是這樣，他並不能把這些國家統合成壹個國家，因為他的王位只是重疊了，相當於他“身兼數職”。他死後，這些職位仍然會分別選擇繼承人。這就是西方君主和中國君主的壹個很大區別。西方是貴族中產生君主，而中國是英雄人物成為皇帝，與他相關的人才會成為貴族。
第五，與宗教的關系不同
在中國古代，宗教是依附國家存在的，宗教權力從來沒有超越過世俗權力。即使在佛教勢力極盛的南北朝和隋唐，佛教的尊崇地位的基礎也是皇帝和國家。失去了國家的支持，宗教馬上陷入滅頂之災，如歷史上幾次“滅佛”之舉都使宗教勢力受到嚴重打擊而根本沒有還手之力。因為在中國不存在能與“天子”抗衡的宗教領袖。
但西歐基督教社會，教皇的權威壹度是淩駕於各國君主之上的。教會和皇室的權力鬥爭貫穿在中世紀歷史的始終。著名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與教皇格裏高利七世的權力鬥爭就很有意思。教皇以開除教籍的手段逼迫亨利四世低頭，亨利四世在當時也算是很有能力和勢力的君主，也不得不跪在雪地裏請求教皇的饒恕。因為壹旦真的被開除教籍，不但他自己皇位馬上不保，其它基督教國家也可以堂而皇之以討伐異教的旗號聯合起來對他宣戰。但是亨利四世在暫時隱忍之後也找機會放逐了格裏高利七世，另立了壹個教皇。他們兩人的爭鬥是中世紀教權和皇權之爭的壹個縮影。直到宗教改革運動，教會對西歐國家的強大控制才逐漸瓦解。
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西歐封建社會，14世紀,意大利工場手工業的興起和發展,標誌著資本主義生產的最初萌芽已經稀疏地出現.伴隨著西歐封建社會的發展,教會勢力日益膨脹,成為歐洲最大的封建主,土地集中在教皇手中，成為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隨著這種差異的不斷擴大，西歐封建社會經濟逐步瓦解，而資本主義經濟則得到逐步的發展。
中國傳統社會，這使得自然經濟的地位在中國得以鞏固，使得歷代統治者註重”重農抑商“政策的實施，抑制了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以及後來的”閉關鎖國“政策，使得中國逐步落後於世界的潮流。